巴金百年（1/2）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映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个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姚文元、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姚文元、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弹库”。

五

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文革”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棍子运动”。

巴金几年前的论述，被千万倍地实现了。“文革”期间，中国大地，除了棍子，还是棍子。揭发的棍子、诽谤的棍子、诬陷的棍子、批斗的棍子、声讨的棍子、围殴的棍子……整个儿是一个棍子世界。

几年前唯一对棍子提出预警的巴金，刹那间显得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却理所当然地被棍子包围。那扇我记忆中的深秋夕阳下的大门，一次次被歹徒撞开。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警方不管。

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立即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多数是作家们写的，但语言却极为恶浊，把他说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反动作家”、“寄生虫”……

平日看起来好好的文人们，一夜之间全都“纤维化”、“木质化”了，变成了无血无肉的棍子，这是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写过的题材。

在上海作家协会里，长期以来最有权势的，是来自军队的“革命作家”。“文革”爆发后，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权。“革命作家”里边矛盾很大，争斗激烈，争斗的共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肖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作“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肖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是意大利文？”我问。

“对。”李小林说，“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都愿意对你们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