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马伊达内克，列萨勒赛，圣莫里斯纳瓦塞勒，1989年（1/2）

第二天，伯纳德一直呆在克罗兹堡区的公寓里，没有出去。他躺在小卧室里的沙发上，面色阴郁，只管盯着电视，一言不发。君特的一位医生朋友前来为他那条受伤的腿作了检查。虽然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但他还是建议伯纳德在伦敦拍个x光片。临近中午时，我出去溜达了一会儿。街道上一片狼藉，脚下到处是啤酒罐和摔碎的瓶子，热狗摊位周围扔满了沾着芥末酱和番茄酱的纸餐巾。下午，趁伯纳德在睡觉，我读了些报纸，并把我们前一天的对话记录了下来。到了晚上他还是不想说话，于是我又出去逛了一圈，还在本地的一家小酒吧里喝了点啤酒。节日的庆典又开始了，但我已经看得够多了。一个小时内，我回到了公寓。十点半时，我们俩都睡着了。

伯纳德第二天早上飞往伦敦的航班，比我途经法兰克福 [1] 和巴黎飞往蒙彼利埃 [2] 的航班只早一个小时。我已经安排了詹妮的一个弟弟去希思罗机场接他。伯纳德显得精神了一些。他撑着一根借来的拐杖（它看上去十分适合他），蹒跚着穿过泰格尔机场 [3] 的候机楼大厅，用拐杖招呼来一个机场工作人员，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预订过的轮椅。对方向他保证，轮椅会在机场登机口那里等候他。

当我们朝登机口方向走去时，我说：“伯纳德，我想问你一些关于琼的狗的事——”

他打断了我的话。“关于那段生活和那个时代？那我就告诉你，你大可以把那些有关‘与邪恶相遇’的胡说八道统统忘掉。全是些宗教的套话。不过，你要知道，是我告诉她丘吉尔的黑狗的故事的。你还记得吗？他时常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便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我想他是从塞缪尔·约翰逊的书里找到这句措辞的。所以琼的观点是，如果一条狗代表了个人的抑郁，那么两条狗就是一种文化的抑郁，对文明而言，这是最为可怕的心态。说真的，这主意不坏。我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在查理检查站时我想起了它。你知道，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的那面红旗引起的。我想他们甚至根本就没看见那面旗。他们当时喊的话你听到了吗？”

“alānder’ra”

“外国佬滚出去。柏林墙倒了，大家都在街上载歌载舞，可迟早……”

我们已经到了登机口。一个穿着镶缀着饰带的制服的男人把轮椅推到伯纳德的身后，伯纳德叹了口气，坐进了轮椅里。

“但那不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我说。“我昨天在看自己以前留下的笔记。我上一次见到琼的时候，她要我问你，关于那两条狗，圣莫里斯纳瓦塞勒的村长都说了些什么，那天下午你们正在小餐馆里吃午饭……”

“椴树旅舍？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村长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或者至少我们没法知道这一点。但是琼选择相信了它，因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论。一个歪曲事实来迎合主观意愿的绝好例子。”

我把伯纳德的包递给乘务员，他把包放到轮椅后面装好，然后站起身来，将手放在推轮椅的位置上，等待我们结束谈话。伯纳德朝后靠过身去，把拐杖横放在大腿上。我的岳父居然能对他现在的衰弱状态泰然处之，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安。

“可是伯纳德，”我问，“那个故事是什么？他说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

伯纳德摇了摇头。“下次再说吧。亲爱的孩子，谢谢你能过来陪我。”然后他举起橡皮头的拐杖，一是向我致意，另外也是给乘务员一个信号。乘务员简单地向我点了点头，就推着他的乘客离开了。

我的心里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没利用好那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犹豫着要不要再来最后一杯咖啡，享用最后一样德国食品。我在书店里四处浏览，最终却连一份报纸也没买，因为在前一天里，我已经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们都翻了个遍。我还有二十分钟时间，够我在候机楼里再慢慢溜达上一圈的。通常，当我在一座外国机场里等候转机、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国的时候，我会抬头去浏览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飞往伦敦的航班，来调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我注意到，现在指示牌上只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国际航班地图上，柏林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荒僻角落——这时，我对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记忆，被伯纳德刚才所说的一些东西唤醒了。

1981年10月，受波兰政府邀请，我作为一名非政府组织文化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了波兰。那时我在一家小有名气的地方剧团里担任主管。同行者中还有一位小说家、一名文化艺术记者、一位翻译和两三位文化官员。詹妮·崔曼是代表团里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点设在巴黎、资金来自布鲁塞尔的机构派来的代表。由于她人长得漂亮，态度又显得相当尖刻，这使得她招来了其他一些人的敌意，尤其是那位小说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对他的盛名无动于衷，这激起了他的忿怒。于是他便邀记者和一位官员下了笔赌注，看谁能第一个“采下”她这朵鲜花。大意就是，这位肤色白皙、点点雀斑、眼眸碧绿、红发稠密的崔曼小姐，还有她那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和一口流利的法语，必须让她安分守己。在正式访问中那无可回避的乏味时光里，我们经常坐在宾馆的酒吧里喝酒，小声地嘀咕。这样做的效果很糟。即使只是和这位女子（很快我就发现，她那凌厉的作风不过是为了掩饰她的紧张）打个招呼，交换只言片语，也会招致其他人在背地里互碰臂肘，眨眼示意，事后还问我是不是也“加入了竞赛”。

更让我恼火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加入了。抵达华沙后没几天，我就被击倒了，害起了相思病，陷入了一种老套而无可救药的境地，而这对愉快的小说家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并发症。每天吃早餐时，第一眼看到她穿过宾馆餐厅朝我们的餐桌走来，总会让我感到一阵痛苦的胸闷，胃里变得空荡荡的，感觉直往下坠。这样一来，当她来到餐桌前时，我既不能装作没看见她，也不能若无其事地向她问好，否则会把我的真情实感暴露出来。餐桌上煮老的鸡蛋和黑面包我一直没有碰过。

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机会能和她单独聊聊。我们整天陪着那些编辑、翻译、记者、政府官员和团结工会 [4] 的成员们坐在会议室和演讲厅里，因为当时团结工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好时机，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仅仅在几个星期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5] 就会将其取缔。谈话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波兰。它时刻萦绕在我们身边，不停地挤压着我们的头脑，伴随我们从一处昏暗脏乱、烟雾缭绕的房间来到另一处房间里。什么是波兰？什么是团结工会？民主能繁荣吗？会延续下去吗？俄国人会不会入侵？波兰属于欧洲吗？农民们怎么办？等待食品救济的队伍日益延长。政府归咎于团结工会，而其他人则归咎于政府。民众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防暴警察 [6] 用警棍将他们驱散，大学生占领了学校，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在通宵议论。以前我对波兰的局势从未考虑太多，可在一个星期内，就像其他所有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波兰人）一样，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波兰问题专家，即使没有给出什么解决方案，但至少也提出了许多方向正确的问题。我自己的政治见解被搅得一团糟。这些令我本能地感到钦佩的波兰人促使我去拥护我正好最不信任的那群西方政客。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把反共言论和那些古怪的右派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而现在，这些言论都可以被人轻松地接受，因为在这里，共产主义形成了一张特权、腐败和合法暴力的巨大网络，成了一种精神疾病，制造了一连串滑稽可笑、子虚乌有的谎言，而且最为人所共知的是：它已经沦为了外国势力占领统治的工具。

在每处集合地点，在距我几张座椅外的某个地方，我都能看见詹妮·崔曼。我的咽喉作痛，双眼被通风不畅的房间里缭绕的烟雾熏得难受，整晚的熬夜和每日的宿醉令我头晕恶心。我患了一场重感冒，还总是找不着纸巾擤鼻子，高烧一直不退。在去参加一个有关波兰剧院行业的会议的途中，我难受地对着阴沟吐了出来，而附近排在领取面包的队伍里的妇女们还以为我是个醉鬼，纷纷对我投以厌恶的目光。我的感冒发烧、欢喜得意和折磨苦恼，与波兰、詹妮还有那个洋洋自得、愤世嫉俗的小说家以及他的死党们密不可分。这帮人令我鄙夷，而他们还热衷于将我当成一伙人，把在他们看来我在当天的竞赛中所处的位置揭个底朝天，在一旁煽风点火。

来到波兰后的第二周刚刚开始，詹妮就让我大吃一惊：她请我陪她前往一百英里以外的卢布林 [7] 。她想参观一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帮她的一位正在著书的朋友拍些照片。三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电视台研究员的时候，我曾经去过贝尔森 [8] ，并发誓再也不去第二个集中营了。第一次参观是一种必要的教育，第二次再去就成病态了。而现在，这位如幽灵般苍白的女子正在邀请我故地重游。那时我们刚吃完早饭，正站在我的房间外面。当天的第一个活动安排我们已经迟到了，而且她看上去想尽快得到一个答复。她解释说自己以前从未参观过集中营，所以她想和别人一起去，而这个人应该能被她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当她说出“朋友”这最后两个字时，她用手指轻轻触碰了我的手背。这一触凉凉的。我抓起她的手，然后，由于她心甘情愿地向我靠近了一步，我便亲吻了她。在阴暗昏沉、空荡无人的宾馆走廊里，那是一个长长的吻。门把手转动的响声让我们停了下来，我对她说我很乐意陪她去。然后有人从楼梯上叫我。此后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再说话，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安排坐出租车过去。

在那段日子里，波兰的兹罗提 [9] 贬值到了极点，而美元则无所不能。花二十美元就可以找一辆出租车送我们去卢布林，如有必要还可以让司机在城里通宵等待，第二天再把我们送回来。我们成功地从小说家和他的朋友们的眼皮底下溜了出来，没有被发现。那个吻，那种感觉，那件非同一般的事实，以及对下一个亲吻和伴随其后的美妙图景的向往，已经在过去的24小时里让我如痴如醉。而现在，当我们穿过华沙城外景致单调的郊区地带，想到我们的目的地时，这个吻渐渐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在拉达汽车 [10] 的后座里远远分开坐着，交换着一些关于各自生活的基本情况。这时我才知道她是伯纳德·崔曼的女儿，从电台节目和他所著的纳赛尔 [11] 传记里，我隐约听说过他的名字。詹妮谈到了她父母的彼此疏远和她与母亲之间的艰难关系。她的母亲独自生活在法国的一块穷乡僻壤里，为寻求一种精神冥想的生活而抛弃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听到琼被提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去会会她了。我告诉詹妮，我的父母在自己八岁时死于车祸，我和我的姐姐琼还有外甥女莎莉一起长大，而对莎莉来说，我仍然就像一位父亲，以及我对于亲近别人的父母有多么在行。我想甚至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就我会如何讨得詹妮那位易怒的母亲的欢心开过玩笑。

在我那不太可靠的记忆里，华沙和卢布林之间的波兰是一片广袤无垠、供人开垦的黑褐色田野，一条两旁连一棵树也没有的笔直道路横越其中。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正下着小雪。我们听从了波兰朋友们的建议，在卢布林市中心下了车，从那里步行前进。以前我不知道，这座城市和集中营竟然距离如此之近：卢布林和马伊达内克，它们紧挨在一起，就像物质与反物质，而正是这座集中营吞噬了占全城总人口四分之三的所有犹太人。我们在集中营大门外驻足，读着一块标示牌上的文字，上面写道，有数十万计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死在这里。四周一片寂静，渺无人迹。有那么一刹那，我心生犹豫，不想进去。詹妮的低声耳语让我心里一惊。

“根本没提到犹太人。看到了吗？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且还是官方认可的。”然后她又加了一句，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黑狗。”

最后这两个字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詹妮其他的那些话，即使不去考虑在修辞上的夸张，其中残存的真实对我而言，也足以把马伊达内克从一座纪念碑、从一种民众为了对抗遗忘而采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手段，在转瞬之间，变成一种空想的顽疾和现世的危机，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察觉的对邪恶的纵容默许。我挽住詹妮的手臂，我们继续向集中营里走去，经过外层的铁丝网围栏和警卫室。警卫室现在还有人用，门阶上立着满满的两瓶牛奶。集中营里异常整洁，铺上了一英尺厚的新雪。我们穿过一片无人地带，双臂都垂在身旁。前方就是监视塔、搭在桩柱上的屋顶坡面陡峭的低矮棚屋以及摇摇欲坠的木梯；它们在两道内部围栏之间构成了一道供人俯瞰的风景。四处都是棚屋，比我想象的更狭长、更低矮、数量更加庞大，充塞着我们的视野。在棚屋后的远方，那座如一艘脏兮兮的、只有一根烟囱的不定期货船的建筑，就是焚尸炉，正自由地在橙白色天空映衬的背景上浮动。一小时里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詹妮读着朋友给她的指示，拍下照片。我们跟在一队小学生后面，进入一间小棚屋，看到屋内的铁笼里塞满了鞋子，有成千上万只那么多，就像被晒干的水果一样压平卷曲着。在另一间棚屋里，鞋子更多，而在第三间里，难以置信的是，数量还要多，已经不用笼子来装了，而是成千地铺散在地板上。我看见一只钉有平头钉的靴子，旁边是一只婴儿鞋，鞋子上温顺的小羊羔图案仍然从尘埃中显露出来。生命变成了廉价的货品。如此庞大的规模，那些可以轻易说出口的数字——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将幻想中人类高尚的同情心和对苦难的合理掌握统统否定，阴险地将人们诱向迫害者们设定的前提：生命是廉价的，不过是堆在一起接受检查的废物。当我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没有人需要去被释放或是喂食。我们只是像游客一样在这里闲逛。要么你来到这里，感到绝望，要么你把手更深地插进口袋里，紧攥住带着体温的零币，发觉你已经离噩梦的制造者们又近了一步。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耻辱，我们共同承担的悲惨境遇。我们处在另一边，我们在这里自由地走动，就像从前集中营的司令官或是他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一样，四处看来看去，心里对出去的路很清楚，并且完全确定下一顿饭正等待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受害者的惨景让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只去想着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我们穿行在这些棚屋中间。它们搭建得这么好，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仍保持完整。从每一扇前门那里，都有一条整洁干净的小径连接我们走过的道路。在我们前方，棚屋群落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我无法看到它们排列的尽头。而这还只是一排棚屋，只是集中营里的一部分；而这里还只是一个集中营，与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相比，规模还算是小的。我陷入了正邪颠倒的钦佩和阴郁的惊讶反思中。勾勒出这番事业，规划这些集中营，建设它们，如此苦心积虑地布置、运作和维护它们，还要从城镇和乡村中征集供它们消耗的活人燃料。如此巨大的精力，如此热忱的奉献。人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失误呢？

我们又遇到了那些小学生，跟在他们后面进入那幢立有一根烟囱的砖砌建筑。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注意到了写在焚尸炉炉门上的建造者的名称。一份特殊的订单被迅速地完成了。

我们看到一只装有氰化物齐克隆b [12] 的旧容器，是由达格希公司供应的。在我们出去的路上，詹妮在一个小时里第一次开口了，她告诉我，在1943年11月的一天，德国当局用机枪屠杀了36000名卢布林的犹太人 [13] 。他们让受害者躺在巨大的坟墓里，然后在扬声器放大的舞曲声中屠杀了他们。我们又谈到了大门外的那块标示牌和上面的遗漏。

“德国人帮了他们的忙。即使这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人们仍然恨他们。”詹妮说。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说到狗是什么意思？”

“黑狗。那是一个家族典故，来自我的母亲。”她刚想进一步做点解释，却又改变了主意。

我们离开了集中营，走回卢布林。我第一次觉得它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它逃过了战争的摧残和战后的重建（正是战后重建让华沙失去了原来的风貌）。我们正走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湿漉漉的陡坡街道上，在冬季落日那美好的橙色余晖的映照下，鹅卵石都变成了金色。我们就像是从长期的监禁中被释放出来一样，对于重新成为这个世界、成为卢布林平稳的交通高峰里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感到兴奋。不知不觉中，詹妮挽住了我的手臂，拎着照相机的皮带轻轻甩动，对我讲起她的一个去伦敦学厨艺的波兰朋友的故事。我已经说过，在性和爱情方面我一直讳莫如深，对诱惑一向轻车熟路的是我的姐姐。但在这一天，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我，却一反常态地干了一桩漂亮事儿。我在詹妮讲到一半的时候打断了她，亲吻了她，接着我还告诉她，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只想和她做爱。她用那双碧绿的明眸盯着我的眼睛，然后扬起手臂，刹那间我还以为她要扇我的耳光。然而她指向了街对面的一扇上方挂着褪色招牌的小门。我们踏过金色的街道去了维斯瓦旅馆。我们遣走了出租车司机，在那里呆了三天。十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我开着从蒙彼利埃机场租来的汽车，在漆黑的房屋前停了下来。然后我下了车，在果园里站了一会儿，仰望十一月的星空，克服心里那种不情愿进屋去的感觉。重返被闲置了数月或即使只有几个星期之久的羊圈，从来都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漫长的夏季假日行将结束，在九月初一个喧闹的早晨，我们一家人乱哄哄地离开了这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过。孩子们回荡在空气中的最后一缕声音也消散在了古老石块的静寂中。羊圈重新陷入了对未来遥远的展望——不是短短的几周假期，也不是孩子们成长的岁月，也不是今后将继续拥有它的数十年光景，而是好几个世纪，乡下里的好几个世纪。尽管我并不真的相信会有这种事情，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日子里，从屋里的家具、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房间里的挂画，到封面微微卷起的杂志、浴室墙上那块澳洲形状的陈旧污迹，一直到挂在门后没人舍得扔掉的园丁便服——因为琼常穿它，那件衣服上已经隐约显露出她的轮廓——琼的魂魄会以怎样的方式去重新夺回它们，再次声明她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后，屋子里所有物品间的位置都在记忆中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倾斜，如胶片般被时光冲洗成淡淡的棕褐色，或是比这种颜色更加浓重的色彩。还有声音——钥匙在锁孔中的第一圈转动——产生一种在听觉上发生微妙变化、超过了听觉范围的死寂回声，暗示着某种几乎正在回应中的无形存在。詹妮一向讨厌打开这扇房门。在夜晚打开它就更加困难了：四十多年来，这栋房子一直在零零碎碎的不停扩建和变化之中，现在开启电源的配电盒已经不在前门旁边了。你得一直穿过起居室和厨房才能找到它，而今晚我还忘了带手电筒。

我打开前门，眼前如同立着一堵黑压压的厚墙。然后我摸索着走进屋，朝一个架子走去，以前我们总想记着在上面放根蜡烛和一盒火柴。架子上什么也没有。我站在原地，侧耳倾听。不管我对自己说多少理智的话，我始终无法摆脱这个念头：一个女人在一所房子里花费那么多年的时间，全心献身于对永恒的思考，那么在这座房屋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发散物，一张由意识结成的蛛丝般轻薄的网络，它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我不能鼓起勇气大声喊出琼的名字，可这正是我想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召唤她，而是把她赶走。相反，我大声地清了清嗓子，阳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狐疑。等电灯全都亮起来、收音机里开始传出声音、我从路边小摊上买来的小银鱼在琼的橄榄油里烹炸的时候，鬼魂们都会退到阴影里去。白天里的日光也会对我有帮助，但还要经过几天时间，要度过一两个心神不宁的夜晚，这所房子才会真正归我所有。想要马上重新占有羊圈，你得带着孩子们一起回来。当他们重新拾起被遗忘的游戏和计划时，当他们的欢笑声和争双层床位的吵闹声响起时，鬼魂会优雅地在生者的活力面前退缩，你便可以无忧无虑地转遍屋子里的每个角落，包括琼的卧室或是她的老书房，脑子里什么杂念也不会有。

我把手直伸在脸的前面，摸索着穿过了客厅。四周弥散着一股甜美的气息，我把它和琼联系在了一起。这股香味是从她大批量购入的薰衣草香皂上散发出来的。她留下的这笔储备我们连一半都还没用完。我继续摸索着穿过了起居室，打开了通往厨房的门。这里的空气中有股金属和淡淡的液化气混合的味道。保险丝盒和电源开关在房间远端墙上的一个壁橱里。即使在这样的黑暗中，我也能看见前面的壁橱，显得像一块颜色更深的补丁。在我绕过厨房餐桌的时候，那种我正被人监视的感觉更加强烈了。我的表皮好像变成了一种感应器官，对黑暗和空气中的每个分子都会过敏。我裸露的胳膊正感受到一种威胁。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厨房也感觉变得不一样了。我正在朝错误的方向移动。我想折回去，但那样做会显得很可笑。汽车太小了，容不下我在里面过夜。离这里最近的宾馆也有25英里远，而且现在已经快到午夜了。

装有电源开关的深黑色壁橱形状模糊，离我约有二十码远，我用手沿着厨房餐桌的边缘摸索，引导着自己朝它走过去。自从童年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惧怕过黑暗。像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那样，我轻声地哼了起来，心里并没有因此而放松。我的脑子里没有一段完整的旋律，胡乱凑在一起的音符听上去很傻。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要是受到什么伤害那也算我活该。那个念头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回更加清晰了：所有需要我做的就是离开这里。我的手抚过一个又圆又硬的东西。那是连在餐桌抽屉上的把手。我差点要拉开它，但我还是决定不要那样做。我鼓起勇气继续前进，直到离开了餐桌。墙上的那块黑影颜色如此之深，在我眼前跳动起来。它隐约有个中心，却没有清晰的轮廓。我抬起手伸向它，就在这时，我的勇气全部耗尽了。我不敢去碰它。我后退一步，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我的理智在催促我快点行动，打开电源，在明亮的人造光线下看看这一如既往持续着的平常环境；而我那单纯的迷信恐惧比渴望看到平常生活还要强烈。我被夹在两者中间，开始不知所措了。

我在黑暗中肯定站了有五分钟之久。有那么一刻，我曾几乎要大步上前，把配电盒的盒门猛然拉开。但是在这种想法产生、大脑传达指令到大腿的那一刻，腿却不听使唤。我知道，如果现在转身离开厨房，那我今晚肯定再也不能回来了。因此我依然站在原地，直到我想起厨房里的那个抽屉，还有我为什么差点把它打开：本来应该放在前门边的蜡烛和火柴可能在里面。我的手沿着桌子往回滑动，摸到了抽屉，在修枝剪、图钉和细线中间摸索翻找着。

划下第一根火柴后，一小截不到两英寸长的蜡烛头被点亮了。我向配电盒壁橱靠近，它的阴影在墙上跳动。看上去有点不对劲：橱门上的小木把变得更长、更华丽了，角度也有了新的变化。我靠近它，离着只有两英尺了，这时那装饰品的外形变成了一只蝎子，又肥又黄，毒钳沿着对角线方向倾斜地弯曲着，而它那结实而分节的尾巴正好遮挡在下面的把手上。

这种古老的螯肢动物可以追溯到大约六千万年前的寒武纪时期。是一种天真、一种在后全新世时代中的绝望无知，把它们引进了新潮猿猴们的家里。你能看见它们趴在毫无遮蔽的墙壁上，用过时的脚爪和毒刺可怜巴巴地抵御挥舞的鞋子的重击。我从厨房柜台上取下一只沉重的木勺，只一下就打死了它。它掉在了地板上，我又用力地踩了一脚。我不得不继续克制自己的不情愿，去触碰它的躯体曾经待过的地方。现在我想起来了，在几年前，我们就是在这只壁橱里发现了一窝幼蝎。

灯亮了，那台五十年代的圆冰箱猛地一颤，重新开始发出熟悉的嘎嘎哀叹。我急于不去回想自己的这段经历。我把行李拿进屋里，铺好床，煎好了鱼，把亚特·佩珀 [14] 的老唱片放到最大音量，还喝了半瓶酒。凌晨三点，我很快沉睡过去。第二天我便开始着手整理房子，为我们十二月的假日做准备。我从工作清单上的第一项开始，先花了几个小时维修屋顶，上面有许多瓦片在九月的一场风暴中被刮掉了。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屋子四周忙活。气候温暖，临近傍晚时分，我把吊床挂在琼最喜欢的地方——那棵柽柳树下。躺在这里，我能看见金色的阳光铺洒在伸向圣普里瓦的峡谷中，在更远方，一轮冬日低低地悬在环绕洛代沃 [15] 四周的山脉上。一整天里我都在回想自己受到的惊吓。当我在屋子四周干活的时候，两个模糊不清的声音一直缠着我。现在，当我伸开四肢躺在吊床上、身边放着一壶茶水的时候，它们变得更加清晰了。

琼很不耐烦。“你怎么能假装怀疑摆在眼前的事实呢？你怎么能这么固执，杰里米？从一踏进屋里开始，你就感应到了我的存在。你预感到了危险，接着事实也证明了，如果你没有理会你的预感，你就会被狠狠地蜇上一口。是我警告了你，保护了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还准备继续煞费苦心地去维护你的怀疑精神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而我当初就不应该现身去保护你。理性主义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杰里米，你怎么能指望去理解这一切呢？”

伯纳德非常激动。“这个例子还真是管用啊！当然了，没准会有某种形式的意识能够跨越死亡的障碍，为了你的福祉而显灵，你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你应该时刻让心灵敞开，注意那些和时下的理论不符、被人忽视摈弃的各种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两方面都缺少根据的情况下，你为什么直接得出了这么激进的结论，而没有去考虑其他更加简单的可能性呢？你在屋子里时常‘感到琼的存在’——这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是她的住处，仍然占满了她的物品，而且呆在这里，尤其是在离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你自己的家人还没有挤满房间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起她来。也就是说，这种‘存在’是你脑子里的‘存在’，被你自己投射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考虑到我们对死者的敬畏，那么你在黑暗中蹒跚穿过屋子时十分小心谨慎这一点就能够理解。再从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来看，墙上的壁橱看上去肯定会很吓人——在黑暗中还有这么一块颜色更深的物体，不是吗？以前你曾在那里面发现了一窝蝎子，这段回忆深深地潜藏在你的脑子里，所以在潜意识里，你应该会考虑到这种可能：在这么差的光线下，你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只蝎子的形状。接下来就是你的预感成真这个事实。哎呀，亲爱的孩子！在法国的这块土地上，蝎子随处可见，为什么就不能有一只刚好趴在壁橱上呢？再想想看，就算它在你手上蜇了一口，那又怎么样？毒液很容易吸出来，你顶多疼痛和不舒服上那么一两天——那毕竟又不是一只黑蝎子，凭什么要让鬼魂从坟墓里爬出来现身，让你避免这么微小的伤害呢？要是死人所能关心到的只有这些，那他们为何不去阻止每天在人世间发生的数百万桩悲剧呢？”

“呸！”我听见琼在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到底阻止没有？无论怎样你都不会相信的。我在柏林保护了伯纳德，昨晚又保护了你，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些事情。我想让你知道，对这个由上帝创造、充满神迹的世界，你是何等的无知。然而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任何证据都可以被歪曲，用来迎合他自己那些单调渺小的计划……”

“胡说。”伯纳德对着我的另一只耳朵小声嘟囔着。“科学正在揭示的是一个闪耀着智慧之光的奇妙世界。我们没必要仅仅因为不理解就去塑造神明。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咧！”

“要是我的某些部分不存在，那你现在怎么还能听见我说话？”

“你什么也没听见，亲爱的孩子。你正在凭空虚构我们的存在，根据你对我们的了解推测我们的对话。这儿除了你根本没有别人。”

“这个世界里有上帝！”琼说道，“还有魔鬼！”

“如果我是魔鬼，”伯纳德说，“那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地狱可言了。”

“伯纳德的天真恰恰证明了他的邪恶。你当时也在柏林，杰里米。看看他和他的同类们以进步的名义在那里干的好事吧。”

“这些虔诚的一神论者啊！在他们的信仰里，带有那么多的吝啬、狭隘、无知和残忍……”

“我们仁慈友爱的上帝啊，他会宽恕伯纳德的……”

“即使没有上帝，我们也可以相亲相爱。非常感谢你。基督徒劫持了那个词，我深恶痛绝。”

这些话语持续不断，时刻萦绕在我的身旁，开始令我感到苦恼。第二天，当我在果园里给桃树修剪枝条的时候，琼说，我正在修剪的这些树木和它们的美丽外表都出自上帝的创造。伯纳德则说，我们已经对桃树和其他树种的进化历程了解甚多，科学的解释根本不需要上帝！在我劈砍柴木、疏通沟渠、打扫房间的时候，两人在那里针锋相对，唇枪舌战，就如同一只赶不走的雄蜂似的在我身边打转，嗡嗡作响。即使我努力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这番争论仍在持续。就算我去倾听，也学不到任何东西。每一次提出的观点都会推翻前一次提出的，或者被后一次提出的观点所推倒。这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辩论，一种和零不断相乘的荒谬运算，而我根本无法让它停止。当我做完所有的工作、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翻开为撰写回忆录所做的笔记时，我岳父母的声音又提高了。

我试图加入其中：“听着，你们两位。你们是在完全分离的两个世界里，谁也犯不着谁。去证实或否定上帝的存在不关科学的事，去量化这个世界也不关精神的事！”

一阵尴尬的沉默。他们仿佛都在等我继续说下去。接着我听到伯纳德开口了（或者是我在想象中让他开口），他轻轻地对琼、而不是对着我说：“那是不错。但教会总想要控制科学，垄断所有的知识，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拿伽利略来说吧……”

琼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在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正是教会让学习的传统不断延续下去。还记得1954年我们在克吕尼 [16] 的时候吗，带我们参观图书馆的那个人……？”

当我给家里打电话，向詹妮抱怨说自己都快要发疯了的时候，她却捧腹大笑，一点也不体谅我。

“你想听他们的故事。你鼓励他们，讨好他们。现在你得到了，全是些喋喋不休的争吵。”说到这里，她不禁又大笑了起来，过了好一阵子才停住。接着她问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