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被我走丢了的家（2/2）
当我得知我是那块土地上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我不觉得这是一句可笑的话，也不觉得是一个人的酒后之乱言。它是那块土地上的正强音，是那块土地的态度和立场。这个时候我开始思忖我的写作和我与那块土地之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没有我，那块土地依然会遵循着它已有的秩序和轨迹，日出日落，岁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么样，千年之后还是什么样。而我若没有那块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没有那村落，我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思忖，我可能是从那块土地上出来走得过远并忘了土地颜色的人。我在那块土地吃了、喝了并带走许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回头地朝前走，这样就走得过远了，差一点儿忘了自己家在哪儿了；忘了我出生在哪儿、成长在哪儿了；远行得连那块土地上的亲人都不以为我和那块土地有着牵连和割不断的扯拽了。
我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上。
真的是那块土地可以没有我，但我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如此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断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我与父辈》和别的，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让自己所有的情感都重新归位到那块土地上，回到父母、叔伯、邻人和那儿的树木、黄土上，直到自己觉得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觉得应该没人会把我从那块土地上再次甩开抛离了，才觉得我可以如父亲说的那样重新上路远行了，可以为某种写作的理愿继续努力了。然在我要继续写作时，我才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成为碎石铺就的铁轨般，换道和更向，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母亲说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我只能要么不去做，要做了只能那样做。这时候的问题不仅是我写了什么或者没有写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在写作期间我遇到了千家万户也都遇到的事——新买的房子要让位给一条新修的路，新写的书寄往所有的出版社和杂志社，回话都是一声“对不起”，加之那两年，二〇一一年和二〇一二年，腰病重到三天两头跑医院，颈椎只要举头就需要一个医疗颈托把脖子硬生生地撑起来。人真是灰到乌云凝固一模样，生活和生命，最得体恰切的说辞是，不死也不活。
真的累极了。
有时果真想到了死。
想到若死了家人的一片哭声和家人外的一片暗笑和窃喜，也就觉得还是坚决、坚决地活着好。然后就遵着父亲临终前的言外之嘱托，在二〇一二年春节回到家里过年去，准备着任凭家人和那块土地的奚落、批评和谩骂。然而那一年，一家人的春节却过得意外的平静和温馨。去走亲戚时，越过河水的流淌声，如我少年时在田野狂唱的歌声一模样；和母亲、哥嫂、姐姐们，一同看着《还珠格格》连续剧，吃着春节的饺子和炒菜，直到过了大年初五离开家，那块土地和家人，都没有对我和写作说出一句品评的话。然终于年是过去了，该再次离家走去了，到这时哥哥才温和地带着一种苦笑哀求一般说：“你可以写点儿别的东西嘛！你可以写点儿别的东西嘛！”到我开车走上要回北京的高速公路口，去送我的外甥才替他外婆喃喃道：“舅——我外婆让我替她交代你，说人不写东西也可以过日子，你没必要吊死在写作这棵老树上……”
我真的是要吊死在写作这棵老树上。
我知道我背离着父母、哥嫂、姐姐和村人们的初愿走得太久、太远了，就像少年出逃的一个野孩子，虽在梦中经常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和村落里，可他到了年过半百、岁至花甲，因为精疲力竭要返回故里补给和养老时，他找不到他的家在哪儿了，找不到生他养他的村庄和土地到底在哪儿了。不是家和土地丢弃了他，是因为他走得过久、过远弄丢了家。这一如一个年少洗礼而为信徒的人，因为一直外出没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进庙宇和道观，虽心里总是有神并日日时时敬着神，可岁月让他忘了庙或教堂是什么样，回家时他心里有神也认不出教堂和庙的那种建筑了。
不是教堂把信徒弃绝了，而是信徒把教堂弄丢了。
谈论故乡是很轻淡的一件事，哪怕可以说出有家不能回的故乡才是故乡。我有家。我家所在的故乡从来没有弃绝我，每次回去几乎所有人都一脸粲然迎着我，甚或他们都以我为骄傲。可是我，从来不愿也不敢让他们知道我用笔在每天做什么。我是那块土地的内奸和逆子。他们之所以在我每次回去时都还对我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那块土地的出卖者。
我听说，抗日战争时，在东北的一个村屯里，曾经有一个汉奸靠出卖亲人好极地活着并过着好日子。据说他每次以生意和赶集的名义，到城里给日本人递送情报后，回来都带回许多当时难买的小件商品分给村人、邻人们。村人、邻人们，也都把这汉奸当成村屯和东北土地上最好、最善良的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被枪毙后，土地和村屯里的人，都还不相信他是一个奸人、逆子和出卖黑土地的人。
我常想，在我的故乡、土地、亲人里，我是不是也是那个靠出卖土地而获取了名利并把日子过得不错的人？以至于自己把家和土地都卖尽、弄丢了，那块土地和家，总还敞开着大门等我回家去。这仿佛一辆出门去接送儿子回家的车，车都被那个儿子卖掉了，那开车的人还在四处寻找着他要接回家的人。实在地说，我每年都回家。每年都回家很多次。我回家我所有亲人、邻人、村人都知道我回了家，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真正如早年一样回到家。我人是回到了那块土地上，但我的魂灵却隐隐远远飘在那隅村落的田间和上空。我不愿让村人、邻人知道我在外面都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写了什么书，就像那个东北屯村的贼奸不愿让村人知道他在城里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所以说，这些年我回家面对母亲、兄嫂和所有的亲人，不仅总是温顺沉默，且多还面带微笑而沉默，总是不断地为了点头而点头。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装出一副虔诚聆听的样子。然而我知道，我和那块土地已经隔着一堵被我竖起并只有我能看见的墙。这堵隐墙的存在不是他们的错，是我成了他们的逆子、贼盗和奸细，也才有了这面极其堵人、堵心的墙。我总是在执拗地做着不该做的事。在一条逆行的路道上，我走得过远或太远，以至于我再也没有能力真正返回到那个村落和土地去，且我也知道我的家人、村落还都必须要生活、生存在那块永远不动、永远不变的土地上，而我可能会在已经过远、太远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世界是不变的，物事也是不变的。在我以为世界和物事都是永恒不变时，世界和物事其实也在悄然变化着。就在不久前，我又为了歇息、补养回到了父亲说的“回来了……吃饭去吧……”的那个村落和那个家，一家人吃了晚饭都在闷热中，因为沉默像霾黑一样压在屋子里，父亲的遗像又总在桌上盯着我们看，于是母亲、哥嫂和姐姐们，就都始终不说话，都低头看着眼前的脚地和每个人的鞋尖。就这时，时间也许仅仅过了几秒、几十秒，也许转瞬就过去了一年、两年、上百年，为了争取从这时间的束缚中间挣出来，哥哥首先开口说了话。
哥哥问我道：“连科，你今年都已六十岁了吧？”
我惊了一下笑笑说：“从当兵离家算起来，我已走了四十年。”
然后大家就都惊着了。
没人敢相信我已经远行外出了四十年，如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已花甲六十岁。大家都被这“四十”和“六十”击中了，仿佛被突如其来的棍子击中了头颅又不敢相信这突来的袭击和灾难，可从岁月的裂隙流出来的血，又在说明、证明着这一切，到终于再用沉默来认同了岁月和时间后，哥哥又如父亲一样用嘱托的语气对我说：
“你都六十了，读了不少书，以后你在外面想做啥你就做些啥吧。”
母亲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你在外面写啥都行，只要注意身体，只要每年都回来看看我和这个家。”
然后……然后呢，忽然我一身轻松，又无言语，仿佛真正久别的人重逢一定无言样。仿佛一个教堂的建筑认出了行远归来的信徒后，用一砖一瓦、一木一檩和墙上的一物与一画，把它的儿女拥抱在怀里，且不让它的儿女走进忏室去，只让他坐在教堂最中央的位置上，歇息、平静、思考和呢喃，并且对那信徒说，如果你要继续朝外走，想要走更远，那这教堂愿意起脚永远跟在你后边，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把家给走丢了。这样无论你去哪儿，走多远，你家和你家的土地永远都在你的脚下和脚后边。
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