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之外（1/2）

《羊城晚报》：经过评委多次推选，《文学回忆录》获二〇一四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批评金奖”，您对此有何感想？

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先前只是一叠笔记本，每次搬家看见，就想起那些年。我不在乎这些笔录是否构成史书，当年上课也不为补习知识，很简单，我们爱听老头子说话，就是这样。

现在这段往事，这份纪念，变成厚厚的“书”，据说不少人读。若干专家说话了，或赞或疑：这是“文学史”吗？恕我粗野：我不关心这件事。年轻时记忆力好，我曾认真拜读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王朝闻文艺论著，还有官修的美术史——老天爷！如今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可是木心说过写过的许多话，我确凿记得。在《文学回忆录》的每一页，我都看见木心。

去年及今，《文学回忆录》得到广告协会的“年度文化事件奖”，《新周刊》的“年度最佳图书奖”，中国台湾《中国时报》的“年度十大好书奖”，现在贵报将之归为“文学批评”类，也蛮好，我谢谢！

《羊城晚报》：一九八二年，您和木心不约而同奔赴纽约，您谈到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地铁上。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后来您在报纸上看到木心的文字，改变了您对当代文学的看法，打电话约见他。我很好奇，这篇文字是什么？

陈丹青：那年元月我到纽约，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们在地铁遇见了，周围挤满乘客，有位我认识的上海画家陪着他，彼此介绍。问起出国前的单位，他说是工艺美术机关，所以我不知他是画家，更不知他会写作。我记得他看人的眼神，锐利，专注，狡黠，还有我熟悉的沧桑：所有从那阵风雨活过来的中年人的沧桑。

当时我们同在曼哈顿一所美术学院混留学生日子——那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留学的学院，名叫“艺术学生联盟”——八十年代，位上海留学生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馆胡扯，有时木心也在。他年龄最大，总会逗人笑，但我俩没有深交。

一九八三年春，当地《华侨日报》文学副刊出现木心短篇散文《街头三女人》，一读之下，我很惊讶。那时我与王安忆和阿城通信，得到他们持续寄来的小说，写得很好，但是，不消说，是我们这代人的话语和故事。可是木心两篇小文让我读到一种老练的、久违的文体——如今我才明白，那就是民国作家的文风，是我少年时阅读鲁迅等等留下的文字印记——我立刻找人要到他的电话，拨过去，说，木心你写得真好啊。

他很平静，说，找时间见面谈。有天下午他来了，进门后点了烟，昏天黑地地聊。我做了夜饭留他，谈到凌晨两点。纽约地铁通宵运行，我送他回到他在琼美卡地区的寓所，上楼继续聊，他热了两杯牛奶，各自喝了，分手时已清晨四五点钟。

从此我们隔三岔五见，他带了刚写好的手稿给我看。再后来，我就一拨拨带了画画的哥们儿找他玩。

《羊城晚报》：您说：“我不是好学生，但我是好的速记者。这些笔记忠实记录了木心的讲述和语气，包括他无数次离题的笑谈。”记录的同时，你们之间的互动多吗？他会不会向你们提问？你们会有争论吗？

陈丹青：众人很安静，就是听。互动？狼崽子拿什么和他互动啊。他也不太提问，我们读过几本书？有什么好问？争论更没有。木心出语毒辣精辟，但说话很温和，不激昂、不独断，哪来争论的气氛？他爱说笑，稍许歇息时，就点了烟，逗我们。

《羊城晚报》：《文学回忆录》中有一张照片，大家席地而坐，面前是刚吃过的饭菜、酒杯，当时上课都是随性而至的？聊家常一样聊文学？

陈丹青：那幅照片摄于一九八八年（我记忆有误，书中写成一九八七年），是在倡议开课的李全武家二楼，但不是上课，就是聚会。正式上课始于一九八九年元月，两周一次，很认真，不是“随性而至”。可惜没有一幅照片留下。但最后一课我偷偷放了录像机录，现在请人转成数码碟片，会在木心故居纪念馆播放。

《羊城晚报》：《文学回忆录》出版时，您写道：“现在，唯愿先生原谅我擅自公开了听课笔记，做成这本大书。”书出版后，各种声音都有，现在看到这套书，相比出版时，您的心情有怎样的变化？

陈丹青：笔迹潦草的本子陪了我二十年，一旦印成宋体字，某段某句换了页码，它显得陌生了。《文学回忆录》面世后，陇菲先生辑录了逾百万字网络留言，那就是“各种声音”吧，新近上市的《温故》特辑，《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选择了一部分。我很高兴读到。三十一年前和木心在我寓所厨房昏聊，哪想到会有今天。

《羊城晚报》：李静二〇〇六年有一句话，今天说来令人感慨，她说，迄今为止木心在中国还只是出版现象，而非文学现象。中国文坛尚未做好准备接纳这位八十几岁的新作家。您认为今天这个现象有没有得到改变？

陈丹青：读者和“文坛”应是两个概念。我不知道，也没资格知道“文坛”中人的准备状况。零星讯息是有的：新疆散文家周涛先生，乐评家杨燕迪先生，人艺林兆华先生，据说都佩服；南京市前文化局长施正东先生买了一百六十套送人读，上海银联集团以公司名义买四百套分送职员。有位我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作家就《文学回忆录》来短信和我谈论感想，好几位著名的七〇后当代艺术家居然也热读此书，前卫画家尹朝阳特意写了读后记。

以上人物不属于“文坛”吧，最大量的读者是年轻人。比起二〇〇六年，今天的读者自然多了些，仍属小众，但很好，已在我期待之外。

《羊城晚报》：在海外木心较早地被“重新发现”——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文，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木心在国外大概是什么时候被“重新发现”的？

陈丹青：木心先生有位格外器重的老朋友童明（刘军）先生，西安人，在加州某大学教文学。他早就翻译了木心短篇小说集，题曰《空房》，五年前在美国出版，很快被列为四星译本。此前他就在学校介绍木心文学，引来好几位美国教授参与评议，在“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拥有一批美国读者，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羊城晚报》：在一次演讲中，您说“既矛盾又真实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也正是这段话，让不少学院派批评家认为，您在过分地吹捧木心的文学成就，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对这些争议，您怎么看？会不会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