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放制度的起源（1/2）

16世纪末，俄国发起了后来被称为“领土聚合”的征服计划。这次领土扩张填补了因蒙古金帐汗国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金帐汗国是一个游牧和半游牧部落组成的联盟，自13世纪起，它曾统治着从西西伯利亚至莫斯科的地域，但近来分裂成了几个各自独立的汗国。1582年，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率几百人翻过乌拉尔山，大胆地袭击了势力日渐衰弱的西伯利亚蒙古首领库丘姆汗。在西西伯利亚打了一场胜仗后，叶尔马克匆忙地在乌拉尔山以东建立了根据地，并宣布这些土地归伊凡雷帝所有。虽然叶尔马克只是短暂地享受了自己的胜利（仅仅过了三年，这名哥萨克首领就在逃离鞑靼人的埋伏时被淹死了），但是由他打开的通往西伯利亚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继续发动袭击，库丘姆汗于1598年在鄂毕河附近战死，于是这个西伯利亚汗国崩溃了。1

此后，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层层推进是势不可当的。莫斯科使者、正规兵、外国雇佣兵、商人以及来自俄国西南部的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移居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沿着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以及它们的支流不断向东前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要塞，用来充当军力投射和向西伯利亚当地部落收集贡赋的节点。秋明市创建于1586年，托博尔斯克也于次年建立。至1600年，俄国军队声称乌拉尔山和鄂毕河之间所有的土地归其所有，并向东朝着下一条西伯利亚大河继续推进，即1600千米之外的叶尼塞河。进一步的征服活动随后出现：曼加泽亚在1601年创建，托木斯克在1604年创建……至1630年，西西伯利亚有了约50个设防的村庄，俄国人在叶尼塞河畔的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了前哨基地。仅仅12年之后，他们越过了西伯利亚最后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勒拿河，并在雅库茨克稳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这最终提供了到达位于北极圈的荒凉流放地的途径。至1649年，他们已经抵达北太平洋沿岸，建立了鄂霍次克海港。9年后，他们又推进了2000千米，到达了距离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不到160千米的白令海峡岸边。2

正是在俄国向这片大陆的东部发动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国的迅速扩张是由莫斯科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驱动的，但是迅速扩张也令边远而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持续短缺。根据流放制度最早的资料，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能够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流放制度在这个更广阔的扩张计划的支持下形成了；惩罚与殖民交织在了一起。

俄国人征服的土地从乌拉尔山向东至太平洋，从北极圈向南至蒙古边境，长8000千米，宽3200千米。叶尼塞河构成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天然边界，两侧的地貌显著不同。除了阿尔泰山脉，西西伯利亚海拔较低，地形平坦、开阔，大量河流流入湿软的土壤中，形成了会在每年春季涨水的沼泽地。东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地形更加多样：崎岖的山脉、幽深的峡谷、茂密的森林和多沼泽的低地交织。在东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有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该湖湖面面积约为32万平方千米，每年冬季皆会结冰。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西伯利亚并非终年被冰雪包裹。冻原地带的永冻层景观只存在于北纬60度（横穿瑞典和阿拉斯加的纬度）以北。事实上，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泰加林，这个宽一两千千米的地带密布着针叶林和落叶林。泰加林以南是草原，这片由草地和荒漠组成的地区地形平坦，没有树木。大多数西伯利亚人生活在北纬60度以南，那里的气候类似于欧洲的气候。大部分西伯利亚城镇（事实上其地理位置比莫斯科更靠南）的夏季气温经常可以攀升至30c。但是，在这个大陆性气候最典型的地区，冬季极为严酷。气温频频在9月跌破0c，到12月更低至-20c，刺骨的-30c至-40c也并不少见。至晚春时节，气温才回升至0c以上。3

在16世纪后期，西伯利亚人口很少。这里总共有约23万原住民，他们使用不少于120种语言。这群人包括在北部冻原地带的驯鹿牧民、在泰加林带的密林里的猎人和在南部草原的游牧民。西西伯利亚的奥斯加克人是最先遇到俄国人的部落之一，这个部落放牧驯鹿、打猎、设置陷阱，在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水域捕鱼。西伯利亚中南部地区主要活动着半游牧的突厥民族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放牧自己的羊群、播种小麦、开采铁矿并贸易丝绸。通古斯人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的泰加林流转，在林中狩猎、放牧驯鹿。雅库特人则形成了一种围绕着在勒拿河流域的牛马放牧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逐渐接受了俄罗斯民族许多风俗，但他们仍在夏天住在用兽皮和桦树皮制成的圆顶帐篷里，在冬天生活在用黏土、树皮和牛粪制成的圆顶帐篷里。骁勇善战的布里亚特人在外贝加尔（位于东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的崎岖土地上放牧羊群，到17世纪，他们已经开始与南部的中国人做皮毛和皮革生意。在更往东南的阿穆尔河流域，生活着吉利亚克人，他们是身披鱼皮和狗皮的农民和渔民。在遥远的东北部，在整个欧亚大陆气候最恶劣的地方，居住着楚科奇人和科里亚克人，他们是靠食用驯鹿、鲸鱼和海豹肉为生的强悍渔民和猎人。大多数西伯利亚原住民通过萨满巫师与他们的神沟通，崇敬他们捕猎和放牧的动物。有些原住民在17世纪皈依了基督教，如雅库特人；其他原住民则开始用佛教僧人取代其部落巫师，如布里亚特人。4

在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发现储量丰富的贵金属之前，吸引俄国人东进的磁石是毛皮。欧洲和亚洲对西伯利亚毛皮的广泛需求将这片荒野变成了一个似乎取之不尽的宝藏。哥萨克人、士兵、政府官员及私人毛皮商（被称为пpoышлehhnkn）翻过乌拉尔山，然后沿着这片大陆上的河网并利用水陆联运来走过这段路程，从而更加深入西伯利亚腹地。他们成群结队地行动，少则两三人，多则六十人或更多人，而且常常由在设防的俄国城镇和定居点办公的西伯利亚总督资助，就这样，他们踏上了收集毛皮的征途。在俄国欧洲部分与西西伯利亚的城市及要塞之间往返，通常需要一个冬天和两个夏天的时间，而远至雅库茨克和外贝加尔的行程则需耗费三倍的时间。各种危险侵扰着旅途。一个定居点和另一个定居点之间可能相隔几百千米；在冷酷无情的森林、沼泽和山区里，不太严重的轻伤或疾病都可能会是致命的。然而在一个原本极为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毛皮贸易的收益是惊人的。私人毛皮商带回的松鼠皮、狐狸皮、白鼬皮、貂皮及最珍贵的黑貂皮在俄国欧洲部分和更远的地方卖到了天价。一只黑色北极狐的毛皮就足以购买一个相当大且带有马、牛、羊和家禽的农场。5

在俄国人向东推进时，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从西伯利亚原住民那里榨取贡赋。那些与私人毛皮商合作的人可以得到报酬和保护，而拒绝合作的人以及疑似隐瞒财产的人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酷刑、劫持人质和谋杀司空见惯；整个村庄会被夷平。有些部落（如奥斯加克人）已习惯于向他们之前的蒙古统治者缴纳贡赋，他们想要向不断推进的俄国人让步，结果却震惊于新主人的贪婪。布里亚特人等其他部落则从一开始就抵制入侵。但是即便有时这些西伯利亚部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守卫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只能做出零星的抵抗。无人能够敌得过俄国军队的火力，而且成千上万人死于入侵者携带而来的疾病。只有地处遥远的东北部、被冰雪封住的楚科奇，因为令人却步的自然险阻和极少的毛皮产量而延缓了俄国的推进。6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人恩威并施的手段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接受或屈从于这个新的贸易帝国，与他们的新主人谋求和平，并缴纳贡赋。在这场可说是极其成功的由国家控制的领土征服活动中，私人毛皮商收集了大量毛皮。1630年夏，他们经曼加泽亚运送了34万条黑貂皮；1641年夏天，不少于75万条黑貂皮通过了位于雅库茨克的沙皇海关。扩张中的沙皇俄国极端高效地监管着毛皮收集，因而到了1700年，这种“软黄金”的供应临近枯竭。7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政府依靠一套复杂的关系网来让自己在这片新的边疆世界中施加影响，关系网的一方是商人、设陷阱捕兽者和哥萨克人，另一方是沙皇在西伯利亚定居点设置的早期总督，他们通常是互惠的，但有时是对立的。由于俄国经济困难，它的东扩计划不得不自筹资金，因此西伯利亚总督获准在向国家上交固定份额的前提下，通过贩卖毛皮、酒和女性来养活自己及下属，这种做法被称为“自给自足”。有些总督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过度勒索和贪污，政府在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主要道路上设立了检查点，以搜查返程的总督，没收多余的掠夺品。虽然“自给自足”的做法被容许存在，但它在西伯利亚官员当中确立的免责制（甚至可说是免罚制）在19世纪之前一直困扰着圣彼得堡。偷窃、贪污和贿赂盛行于行政部门的各个层级，上至西伯利亚的省长，下至低等文员。然而尽管俄国的帝国系统有未完善之处且其权力结构简易、不合规范，但是它不仅完全足以收集西伯利亚的毛皮，而且足以征服、掌握并最终管理广阔的土地。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将俄国从一个在欧洲边缘的次等王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帝国。8

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1622年，共有约23万名俄国人和多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乌拉尔山以东；至1709年，人数达227万且仍在不断增加。在毛皮贸易盛期出现的边疆要塞逐渐发展成更为稳定的城镇和贸易中心。17世纪下半叶，托博尔斯克崛起为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行政、宗教和商贸中心。到1700年，托木斯克在西伯利亚中南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叶尼塞斯克这个往来雅库茨克和远东地区的所有贸易都要经过的中转站，在更偏北的地区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伊尔库茨克建于1652年，它的发展也很迅速，先是作为一个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原住民那里收集毛皮贡赋的中心，后来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商业中心。9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因为几波新的移民潮，许多欧洲人在西伯利亚定居。农民从俄国欧洲部分的贫困地区迁移至此。有些人是政府资助的移民；其他人则是逃亡的农奴，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越过了乌拉尔山，那么他们的主人就几乎不会追踪到他们了。早在1670年，仅在托博尔斯克地区就有约34万名农民。政府官员、哥萨克人、其他士兵和战俘在西伯利亚小城镇和定居点的居民中占很大的比例，并给这些地方增添了明显的军事特征。成千上万名宗教异见人士逃离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他们的迫害，在更往东的地方建立了定居点，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当局干扰地信奉自己的信仰。10 到了18世纪，西伯利亚有原住民人口约20万人，来自俄国和欧洲的人口则由约15万名男性和76万名女性组成。这些群体之间相互通婚。很多俄国移民娶（有时是夺取）当地妇女为妻并与之生儿育女。在叶尔马克首次越过乌拉尔山一个世纪之后，一种西伯利亚生活方式开始形成。俄国士兵、工匠和农民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并逐渐成为稳定的殖民者，被称作“老西伯利亚人”（6nprkn或ctapoжnлы）11 。

然而，和老西伯利亚人居住在一起的人是并非主动选择来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被扔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12

流放是一种驱逐行为。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主教约安·马克西莫维奇于1708年宣称：“为了避免身体垮掉，我们不得不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在国民社区中也是如此：所有健康且无害的要素可以存留在这里，但是有害的要素必须被清除出去。”13 帝国理论家们一再将西伯利亚描绘成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君主可以将杂质清除到那里，以保护政治和社会机体的健康。这些比喻说法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基本的信念仍然是说，西伯利亚是收容帝国自己的机能紊乱的容器。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18世纪70年代穿过俄罗斯帝国时，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看到一个杀人犯正在遭受这样的鞭打。考克斯挤过人群，爬到广场边缘的一座小屋的屋顶，从这个有利位置目睹了行刑过程。行刑者挥舞着最可怕的肉刑刑具——皮鞭（knout）。这种皮鞭由结实的生牛皮构成，直径约4厘米，被一个铜环固定在一根长约一米的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上，皮质鞭子又连到让行刑者手持的长木柄上：

行刑者每次抽打前都会先后退几步，同时向后挥动握着皮鞭的手。然后他倾身向前，用相当大的力气将皮鞭平直的尾端垂直地打在罪犯赤裸的脊背上，鞭痕从衣领到腰部有6至7英寸（约15至18厘米）。他开始抽打罪犯的右肩，并继续使用同样的力气抽打左肩；直到鞭打了整整333次才罢休，这是判决规定的鞭打次数。在遭受这种骇人的刑罚后，罪犯的鼻孔被钳子撕裂；他的脸上被热烫的铁块烙下印记；并被再度被关进监狱，等待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的矿井。14

这种残酷的惩罚实际上是帝国的仁慈的证据。从彼得大帝在位（1696—1725年）时开始，“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的惯例剥夺了罪犯的司法权利，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和财富，以充分显示国家的威力。后在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正式用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取代了绞刑。参政院的一项裁决明确说明，那些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今后将沦为“政治死亡”，并“终身服苦役”。从那个时候起，死罪犯人被宣判为“公民权死亡”，他们都会在市场上被行刑者公开鞭打。下文是对一名18世纪的重罪犯的典型判决：

判处他死刑，把他带到行刑台上，命令他躺在刽子手面前的台子上，然后再把他从台子上带走，说道：“我们伟大的君主对他显示了怜悯之心，恩赐他生命，而不是死亡。我们没有让他被处死，而是……为惩治他的盗窃罪，让他的鼻孔被无情地撕破，这样观看行刑的人就不敢有偷窃的念头，也不敢说任何对伟大的君主不利的话。”15

因此，公民权死亡是让人羞耻和痛苦的经历。在1785年之后，俄国贵族被免除了肉刑，因为羞愧和耻辱本身就可以对上层阶级发挥可怕的惩罚效力；但对下等阶层来说，由于他们被认为对这类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那些标志着将他们从帝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仪式并没有重大仪式感。16

考克斯苦笑着说，无论在这些仪式中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君主怜悯之心，“总体来说，我们也许会发现，尽管俄国的刑事法典明显很温和，但在俄国丧命的罪犯并不比那些设有死刑的国家少”17 。虽然西伯利亚苦役犯将面对严酷的现实，但是死刑的废除意味着，不仅是他们的惩罚得自沙皇，他们的性命也得自沙皇。君主的权力不单单是夺走生命，而且还在于赐予生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君主的权力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石。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是专制权威的体现，在17和18世纪，它还拥有了经济目标。随着俄国不断扩张以及它对领土和资源的欲望不断增长，“驱逐出”被“流放到”取代了。在1592年的乌格利奇起义者被驱逐之后，国家不断把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乱者发往西伯利亚，通常是送往那些未能吸引足够多的自愿移民的地区。据某项估计，共有19900名男性和8800名女性在1662至1709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 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苦役犯参与了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沿岸和亚速海周边的大规模建设项目，这个做法推广到了西伯利亚。彼得大帝的约2万名瑞典战俘（包括那些修建了托博尔斯克克里姆林宫的战俘）戴着镣铐被发送到了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后来彼得大帝在政治上的手下败将和一些逃亡的农奴也来到了这里。现在国家不仅想要开采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还努力把移民迁居这里，于是彼得大帝用囚犯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劳动场所开采原材料的做法得到了推广。19

18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殖民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最初铺设的道路是为了补充西伯利亚的河流网络作为首要交通运输方式的不足之处，使旅程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因此政府依靠当地居民来维持交通和通信。未铺砌的道路由农民和当地人维护，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期间（1762—1796年），他们因自己的劳动而被奖励不必缴纳西伯利亚贡赋。到1725年，西伯利亚的大路沿线已经雇用了约7000名马车夫。18世纪40年代，通过努力设置驿舍，各个西伯利亚要塞被联结了起来，每个驿舍都配有马车夫和健壮的马匹。路面状况非常糟糕，因而每两个驿舍之间的距离相对较短（1745年，相距仅380千米的塔拉和托博尔斯克之间有多达20个驿舍）。联结莫斯科与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这条驿道的建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在卢布花费还是在罪犯和农奴的生命损失方面都是如此，但这条驿道的确有效改善了车辆的通行条件。20

然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程仍然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步行或者乘车赶路是根据季节决定的，有的季节仅仅是折磨人，有的季节则完全不能赶路。每个春季和秋季，软泥总是让车轴深陷其中。形容这一时期的俄语术语为pacпytnцa，字面意思是“没有道路的时节”。马车常常陷于泥沼中；因为马车颠簸着碾过石头和木头，所以车轮和车轴会折断。夏季，滚滚尘土令旅客几乎窒息，路旁的池塘和溪流在炎热的天气中变浑浊、变咸，周围飞着成群的蚊子和马蝇。在1787年终于到达伊尔库茨克后，美国旅客约翰·莱德亚德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我……终于休息了一下，此前我走过了一段非常疲乏的路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些很恼人的情况：我和信使一道前行，鞑靼野马以极快的速度载着我在荒芜崎岖的乡间奔跑，其间弄坏了几驾［有篷马车］，被蚊子袭击，一路都在下大雨，当我终于抵达伊尔库茨克时，我浑身湿透（在此前的48小时里都是如此），满是泥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