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民主共和国（2/2）

十二月党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在囚禁生活中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经历造就的平等同志关系。扎瓦利申记得，慷慨和互相支持的美德塑造了十二月党人之间“基于基督教公社的复兴”的关系。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都拥有大量个人财富。那些没有从家人那里收到一分钱的十二月党人每年只有微薄的114卢布国家补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列兵一年的兵饷。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陷入严重困境，十二月党人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个人都要向这个团体投入与他的所得相称的钱款。巴萨尔金被选为财务主管，负责记录账目，确保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不少于500卢布——不管这个人本身的财产有多少。41 从圣彼得堡寄来的物品被放在一张公共桌子上（毕竟那里只有一张公共桌子，如扎瓦利申苦笑着所说的那样），可以共同使用。罪犯协会制度体现了他们对团结和平等的普遍热情，彼得·斯维斯图诺夫在1831年9月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用讽刺性的话描述了这种制度：

这确实是我们的小型“国家”。我们每年会利用无记名投票的多数原则，选出一个统治者和一个管理者，他们会实现罪犯协会的意志，他们的特权存在于，应落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会由其他成员完成。罪犯协会的民意是其最高法院，判决所有冲突。我们有一套规则、我们自己的预算、我们自己的特别委员会、选民和代表。总而言之，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假装成一个共和国，好像在我们的不幸境遇中安慰自己。这是对我们的梦想的一种拙劣效仿，它可以为关于人类思想的缺陷的研究提供材料。42

沮丧和孤独的斯维斯图诺夫在1831年时不可能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共和国”会在此后几十年里影响公众的想法。如果说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作为一个在圣彼得堡的政治活动失败了，那么通过他们在涅尔琴斯克的小规模社区中实践，他们的共和主义成了向下一代专制政权反对者发出的号角。

在差不多整个19世纪，十二月党人是所有西伯利亚流放者中所受隔离最少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从俄国欧洲部分大批量涌来，先是进入赤塔，后来进入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这使得十二月党人可以一直跟进了解在帝国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但有两三个月的滞后。罗森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及时读完邮递员一次送过来的所有杂志和报纸，因此，这些报刊会被分发给许多读者，然后他们就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做口头报告。”1830至1831年，他们一直关注着波兰起义受到的镇压，同情波兰起义者的困境，实际上，波兰起义者很快也会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当局努力对送往涅尔琴斯克的大量俄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物实行一种简单的审查，但收效甚微。通晓数种语言的扎瓦利申的文学喜好让列巴尔斯基非常为难，列巴尔斯基只能努力地去评估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书籍里的煽动性内容。43

甚至被禁的书籍和报纸也经常到达十二月党人手中，它们还经过了沙皇的私人官署，涅尔琴斯克地区就从属于这个部门。“我们通常采用下列窍门，”扎瓦利申解释，“把书籍的目录页裁下来，然后在那个位置粘贴上一本普通书的目录页，一般是‘关于考古学、植物学等的学术著作’。”因此，这些被流放的革命者读到了吉本、孟德斯鸠、富兰克林和卢梭等人的著作。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和沃尔孔斯基让人从圣彼得堡运来了自己的私人藏书。米哈伊尔·卢宁拥有“大量宗教方面的藏书，包括所有希腊和拉丁教父著作的无价初版”，而扎瓦利申拥有“十五种不同语言的藏书”。在几年内，十二月党人的藏书超过了十万册（扎瓦利申估计有近五十万，但他很可能说得夸张了）。44

许多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最高级别的精英阶层，接受过古典教育。有几个人开始给自己的同志讲课。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有一套极佳的地图收藏，他会用这些地图阐明军事战略；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教授军事史和海战技能。作为具有从医资质的医生，费迪南德·沃尔夫教授解剖学和物理学，而奥博连斯基讲授文学，帕维尔·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讲授数学。他们彼此之间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这些语言是他们相互教授的。奥博连斯基和卢宁学习了希腊语；斯维斯图诺夫学习了拉丁语、英语和德语；拥有杰出语言天赋的扎瓦利申熟练掌握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现代希腊语和波兰语。阅读和写作是一回事，准确的发音却是另一回事。精通英语的卢宁会恳求他的学生：“先生们，你们尽可以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只是请不要尝试说英语！”另一位被流放的军官尼古拉·别利亚耶夫回忆，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期“是一段美妙的道德、智力、宗教和哲学学习时间”45 。先是赤塔，后来是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成了沙皇帝国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最有活力的文化中心。作家兼外交官谢苗·切列帕诺夫在1834年调查了十二月党人的团体，他在日记上记录：“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可以称得上一个拥有一百二十名学者或教授的学院或大学。”46

十二月党人还十分注重实践活动。尼古拉·洛雷尔写道：“我们当中出了各种能工巧匠，比如锁匠和家具木工，家具木工的手艺真的可以与圣彼得堡木工的手艺相媲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堪称多面手。他会制作钟表、鞋子、玩具、摇篮和棺材。为了帮助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他学会了如何给她从圣彼得堡运来的钢琴维修和调音。他为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绘制了很多精美的画像，为赤塔、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和周边地区绘制了风景画。沃尔孔斯基和亚历山大·波焦是具有天赋、手艺精湛的园艺师，他们竭力在赤塔要塞培育了一个菜园。“为一百人出产够吃整个冬天的农作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奥博连斯基自豪地写道。“秋天，我们从田里收获了蔬菜，腌制卷心菜和甜菜，存储土豆、萝卜和胡萝卜。”沃尔孔斯基从圣彼得堡订购了种子，把玛丽亚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植物园。通过建造温室，波焦成功种植了芦笋、甜瓜和花椰菜。47

然而，让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和其他十二月党人沉浸其中的狂热活动从未平息过他们深深的绝望感，即对起义失败的绝望和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绝望。“我渴望生命，但我正躺在一个坟墓里。我完全想错了。我所做的一切让我应该被枪决，我从未指望着自己能活着，而现在我不知道活着要怎么办。”别斯图热夫于1838年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写信跟一个同志说。“如果我一定要活着，那么我就必须行动！无所事事比炼狱还糟，所以我锯东西、刨平东西、挖掘东西、粉刷东西，但时间仍然像冰冷的水滴一样滴落在我狂热的头上，于是我立即就感受到了我那可怜破碎的心里有剧痛袭来。”48

十二月党人根据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富有意义的社区的能力，以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地居民当中对农业和教育活动的追求，为其他人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榜样。回顾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几十年，扎瓦利申发现，在他们与西伯利亚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新的内容：“我们是西伯利亚出现的第一批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上层社会人士。我们的言行举止遵循的风尚完全不同于当地居民在他们的上级和官员那里已经习惯的样子。他们见到了同情和共同的努力，而不是压迫和敲诈。”49 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这种价值观念是对支配着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的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带有一种激进的指控意味。

与围绕着十二月党人的种种神话相反，他们并不是圣人。在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中，他们一般不愿意说同志的坏话，但是扎瓦利申并没有回避他们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生活中不太美好的方面。他讲述，随着更富有的十二月党人在几年后开始在监狱周围建造自己的私人住宅，这种社区感开始减弱：“他们向我们保证，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过度拥挤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原因……这样做破坏了平等，让一些人不受社会监督的控制，这不仅促生了富人的特权，而且在新生的无产阶级中促生了奴性。”例如，沃尔孔斯基家和特鲁别茨科伊家都有约二十五名仆人，包括一名助产士和一名簿记员。穆拉维约夫家甚至有自己的管家。在监狱里还有四十名仆人：保镖、厨师、面包师、园丁和猪倌。结果，有些人“开始成为更有特权的人，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私人利益，赞助人、党派分子和私人派系出现了”。纸牌和酒精，“这些以前不可想象的东西开始出现在监狱中并且开始摧毁我们的人品”。许多人召妓，从周边农民家庭的女儿那里购买性服务。列巴尔斯基发现伊万·苏希诺夫以前在捷连堆的同伴亚历山大·莫扎列夫斯基“正维持着最肮脏的关系，做着最不堪的行为”。斯维斯图诺夫拉皮条，嫖娼。他从他的兄弟阿列克谢那里收到了很多钱，但他交给罪犯协会的钱非常少，“他把其余的钱用来狂欢，用来从不正派的乡村父母那里诱惑和购买无辜少女”。亚历山大·库切夫斯基严重虐待自己年轻的新娘，于是她逃跑了，他不得不花钱让人把她找回来。50

尼古拉一世将十二月党人的苦役刑期缩短（这是专制主义宽大处理的一个例子，这种宽大处理基本不会动摇一个严格执行惩罚之人的形象）之后，他们从1835年开始从服苦役转为到定居点定居。尼古拉·别斯图热夫的弟弟亚历山大等人获准前往南高加索加入帝国陆军，参与在那个地区的殖民战争。但大多数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小城镇和村庄。西伯利亚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省长在任职时把自己的职务看作某种短期的殖民地委派，和这些官员不同，至此已经意识到尼古拉一世并不打算给予他们大赦的十二月党人把西伯利亚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继续在当地人当中从事农业、民族志和教育工作。巴萨尔金和罗森教导布里亚特人如何栽种荞麦、黑麦、大麦和大麻。别斯图热夫开始从中国进口长柄大镰刀，以便更好地为牲畜收割和储存饲料。在赤塔，波焦教布里亚特人如何使用温床提早种植作物，并证明了这里是可以种植烟草、芦笋、黄瓜和西瓜的。51

扎瓦利申为赤塔当地农民和布里亚特人的孩子成立了一所学校；尼古拉·别斯图热夫、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和奥博连斯基在涅尔琴斯克成立了另一所学校；亚库什金在西西伯利亚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开设了第三所学校。这三所学校都采用了先进的英国教育理论。亚库什金甚至开办了一所女校，这所学校在四年内招收了五十多名学生。十二月党人中也有一些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他们在当地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当中推广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其中最著名的医生是费迪南德·沃尔夫，他于1836年获准行医，并于1852年成为新开设的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的一名内科医生。52

在收到家人的慷慨资助后，沃尔孔斯基夫妇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城外的乌里克村定居点。在重新融入伊尔库茨克官员和富商组成的文明阶层前，他们在乌里克村建设了一个经营成功的农场，并建立起了家庭。在伊尔库茨克，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和几所学校。她还在城中心装修精美的沃尔孔斯基大宅（现在是一个纪念十二月党人的博物馆）里举办社交聚会和音乐会。沃尔孔斯基家成了伊尔库茨克生活中的一个文化机构，它将俄国大城市的品位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了西伯利亚的地方社会。即使在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伊尔库茨克市政建筑（包括歌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都与十二月党人的文化影响有关。53

巴萨尔金从事了一项关于西伯利亚的经济、社会和行政问题的普查，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对亚卢托罗夫斯克地区进行了一次数据分析。彼得·鲍里索夫和安德烈·鲍里索夫兄弟收集、编目了一大套昆虫收藏；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完成了详细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包括编纂一部布里亚特语-俄语词典。有些十二月党人还加入了西伯利亚的政府工作中，在这里急缺称职官员的行政机构中担任统计学家和农学家。虽然亚历山大·布里根仍是一个“国家罪犯”，但他被任命为西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地方法院主席。甚至在被捕以前，扎瓦利申就是一名公认的研究俄国远东地区的专家，现在他成了东西伯利亚当局的重要顾问，并对阿穆尔地区进行了一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54

随着各种项目令当地居民受益，十二月党人让欧洲知识阶层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十二月党人（如巴萨尔金）为自己给当地居民带来的“道德和教育益处”和“有用的新观念”而感到自豪。55 正是在这个狭义意义上，政府的流放制度有益于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在19世纪，受过教育、出自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的流放者为西伯利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而持久的贡献。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是想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寻求挽救和改造的罪犯，而是因为他们在流放中继续追寻着为国效力的共和主义理想，起初，正是这种理想让他们与专制政权为敌。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下一代政治流放者会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脚步。在被剥夺了在当地追求民主目标的机会后，一些政治流放者会在西伯利亚找到释放他们的改革能量和进行公民活动的地方。

然而，政府一直深切怀疑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政治影响力。在十二月党人被释放到定居点后，官方要求同一个城镇不能有三名以上十二月党人定居（但地方当局普遍蔑视这条规定）；他们一直处在警方的监督下，如果没有明确的许可，他们不能离开自己被指定的地区。结果，十二月党人现在比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时要孤立得多。1840年，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在信中对奥博连斯基说：“我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比在监狱里多得多，所以现在至少我的物质存在是可能的。而至于思想生活——再见！”别斯图热夫想要参与社会生活和实践工作，但因为他不得不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小村子谢联金斯克，他无法实现上述愿望：“我被释放到了定居点，而且有干劲，所以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至少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但是我们受到的种种限制意味着，即使有最好的意愿，我们也什么都干不了。”56

官方限制了十二月党人的迁移和活动，这也剥夺了他们互相扶持的机会。扎瓦利申在1842年从赤塔给本肯多夫写信说，由于他无法自由行动，因而他不能依靠务农或从事任何其他行业来谋生，他请求获准出版自己写的书。只有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罗森是一个合格且成功的农民；大多数在定居点生活的十二月党人要么依靠俄国欧洲部分的家人补贴生活，要么被迫自己谋生。“我们的许多朋友忍受着真正的贫困，”沃尔孔斯基在1841年对自己的同志亚历山大·普辛写道，“穆拉维约夫家和特鲁别茨科伊家都十分富裕，我们都没有债务，但也有些人穷得不名一文……我们在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们。”57

贫穷和孤立最终让许多十二月党人死亡。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在赤塔曾说过，“如果我们被分散在不同的矿山，……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像苏希诺夫那样死去了，或者在穷苦的重压下而在道德上屈服”，其实他在不经意间预言了几个同志在被释放到定居点以后的命运。1832年，33岁的军官康斯坦丁·伊格尔斯特伦在被释放到定居点的前夜绝望地写道：“现在我被告知要去耕种土地。我在军事学校上了十年学，在军队服役十年，在各个监狱待了七年。所以问题是，我在哪里学过农业技能？”1844年，在托博尔斯克的一个肮脏的棚屋里，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死于梅毒；鲍里索夫兄弟靠出售他们在东西伯利亚研究的昆虫的草图勉强维生。彼得死于1854年9月30日，而长期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安德烈在几天后上吊自杀。58

米哈伊尔·卢宁总是预言，十二月党人只有三条路：“有些人会结婚，有些人会进入修道院，其余的人会酗酒致死。”然而，卢宁没有应验他自己的这些预言。卢宁是最值得注意的十二月党人之一，他也许比其他人都明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在于它武力挑战了圣彼得堡的专制政权，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美德的振奋范例。卢宁的同志们在和当局打交道时“安静又顺从”；与他们不同，卢宁一直是态度挑衅、无所畏惧的。59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卢宁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始终和其他十二月党人有些疏离。1835年年底被释放到定居点以后，他在乌里克村与沃尔孔斯基家和穆拉维约夫家为邻。在乌里克村，他开始给自己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尤瓦若娃写信，在信中辛辣地声讨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以及沙皇制度的腐败和不公。不久后，这些鲁莽的信件开始引起政府的愤怒，而卢宁原本就知道这些信件会经第三厅审查。60

在东西伯利亚这个孤立的小村庄，卢宁明白，国家对十二月党人的惩罚只是提高了他们在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眼中的形象。“没有人有权力，”他在1837年给他的妹妹写信说，“去羞辱那些不该被羞辱的人。我曾站在绞刑架前，曾戴着脚镣。但你真的认为我蒙羞了吗？我的政治对手不这么认为。他们不得不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手段来反驳我表达的进步观念。”一年后，卢宁写道：“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我的名字已经被改了好几次，每次改名都越变越长。在官方文件中，我现在被称为‘国家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所以现在我的名字后附有一长句话。在英国，他们会说：‘卢宁，反对派成员’。”卢宁确信：“我因之被判处政治死亡的观念将在几年内成为公民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本肯多夫的助手给他的主人写信说，卢宁的这些信是“表明卢宁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的证据”61 。

本肯多夫禁止卢宁通信一年，但当卢宁最终于1839年再次获准拿起他的羽毛笔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受到恐吓的迹象。相反，卢宁完全没有采取谨慎态度。在那些他知道必然会令圣彼得堡大怒的信件中，他嘲笑“体现在我们的规范、习俗和制度中的奴隶制”，并写道：“我们不害怕战死沙场，但不敢在国务会议上为正义与人道辩护。” 他批评农奴制，并把矛头对准令人窒息的俄国审查制度：“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的话不包含某种政治意义，说个‘你好’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他写道，被流放到阿哥斯的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最后的愿望是，“他的遗骸能被带回祖国，埋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最后的愿望是，我的想法……能被从西伯利亚荒漠带回故土，让它们在我的同胞心中传播和发展”。他让妹妹“传播我的信件。它们的目标是让人们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62 。

卢宁的厄运因为写了几篇严厉谴责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政论文而注定了。在其中一段运用了强烈修辞的段落中，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卢宁向专制政权提出了一份严厉控诉：

如果我们的流放者可以从西伯利亚荒漠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他们首先会对统治阶层的领导者说：“你们在过去十五年里为人民做了什么？……你们承诺倾听和实施所有被合法表达的关于改善国家状况的主张，但通过对新闻自由施加新的限制、阻碍与欧洲的关系的发展、用反动制度使文明的原则无法运作，你们的承诺变得不可能。我们倡导崇拜法律；你们却倡导崇拜个人，在教堂里存放君主的服饰，好像它们是一种新的圣物。你们亲自清洗了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她抛入了一个死亡的深渊，抛入间谍活动和无知的黑暗当中。你们用刽子手的手消灭了启发社会运动并指导其发展的思想。你们用什么替代这些思想？我们会反过来在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法庭上传唤你们：请你们为自己辩护！63

本肯多夫在1841年2月下令逮捕卢宁，“并立即将他送到阿卡杜伊矿山，但不是让他在那里工作，而是让他受最严格的监禁，让他与所有的其他罪犯分开，为的是让他不能与任何人有当面或书面联系”。一个月后，卢宁在乌里克村自己的农场中被拘捕，随后进入他的妹妹后来称为“流放中的流放”的状态。他的流放目的地未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公开，最终，他于4月到达阿卡杜伊。64

即使以涅尔琴斯克的惨淡标准来衡量，阿卡杜伊矿山也是一个荒凉之地。列巴尔斯基曾把它当作建造十二月党人监狱的一个可行的位置，但后来发现阿卡杜伊所在的大“坑”“环境恶劣、有害健康”。据说，空气很浑浊，夹杂着从冶炼厂吹来的烟雾，矿山方圆三百千米内没有鸟类可以生存。流放者认为阿卡杜伊是囚犯被活活埋葬的地方。从来没有人从那里生还。65

对卢宁来说，从监狱里把信件偷偷送出去（通过他在那里遇到的波兰囚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成功地在1842年1月给沃尔孔斯基送去了信：

阿卡杜伊监狱的建筑师无疑继承了但丁的想象力。与我现在的住处相比，我以前的牢房简直是女士的闺房。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守卫站在门边和窗边，无处不在。和我一同被囚禁在这里的有五十个杀人犯、暗杀者、强盗和造假者。顺便说一下，我们相处得相当好。这些人很喜欢我。他们让我保管他们的小笔财富，向我吐露他们的小秘密，当然，这些秘密经常出现在流血的冒险故事里。66

当局给卢宁供应的食物非常少，他意识到自己“被判处在监狱里缓慢死去，而不是在绞刑架上快速死去”。1843年，卢宁写信给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我被包裹在黑暗中，被剥夺了空气、空间和食物。”水分沿着牢房的墙壁流下，空气十分潮湿，因此他的书很快就长了霉菌。他给沃尔孔斯基夫妇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44年10月以后的某个时间写的。我们不知道第二年他发生了什么，但是在1845年12月3日，他在昏暗的牢房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四周散落着无价但腐烂的柏拉图、荷马、希罗多德、塔西佗、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著作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67

故事在政治中很重要，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令人窒息的文化正统观念下，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起义的突出之处仅仅在于起义的不专业性。然而，在西伯利亚，他们发现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重生。当然，这些起义者从来都不是其支持者描绘的那种道德质朴、无法安抚的革命牺牲者。但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持续追求，是对沙皇制度中的压迫性社会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公民活动——他们的园艺、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的民族志研究——表达着他们对公益的热情追求。总之，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种仍然忠于1825年12月14日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在十二月党人流放期间，时间、政治和技术的进展，使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更接近俄国首都的世界。1842年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死后，沃尔孔斯基沉思地说：“死在西伯利亚并不令人悲痛，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蒙羞之人的尸骨在这里都没有一座单独的坟墓。这样说不是出于骄傲或个人虚荣心。如果被各自分开，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落满灰尘。但是如果我们被聚集在一起，有点运气的话，我们的尸骨将成为祖国的伟大事业的一座纪念碑，成为一场为以后几代人举办的有价值的葬礼宴会。”但是沃尔孔斯基是一个务实的人，而且在他在乌里克村的农庄中，关于那些将在尼古拉一世的继任者在位时从西伯利亚涌入公众视野的大量出版物，他毫不知情。这些回忆录、信件和已发布的档案确实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和将他们带到那里的理想树立起了一座高耸的文学纪念碑。十二月党人未被后世遗忘，而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对下一代专制政权反对者来说，其中一首最持久的护佑诗歌是由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达耶夫斯基写的。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形容奥达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监禁生涯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68 。1827年年底，在赤塔要塞，奥达耶夫斯基用诗歌回应了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即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1826年12月离开莫斯科时随身携带的那首诗：

你那诉说语言的竖琴的声音，

令人激动，最终传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的手迅速伸向刀剑，

却发现钩链牢牢地裹缚着它们。

可是，歌唱者，不要焦躁：

我们为这些枷锁而自豪，如同为我们的命运而自豪。

被锁在牢房里的我们，

嘲笑着国家的统治者们。

我们痛苦的斗争不会白费，

火花会燃成火焰；

我们的人民，不再被蒙蔽，

一种新的效忠将出现。

把我们的镣铐锻造成刀剑，

我们将重新点燃自由的火炬，

她将战胜沙皇们，

而各个民族会在黑夜中醒来。69

3年后，1830年11月29日，部分是由于十二月党人的事例的启发，波兰人民，而不是俄国人民，将“在黑夜中醒来”。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漫长时间里，这场起义是对俄国的帝国权威发起的最严峻的内部挑战。

在被流放的121名十二月党人军官中，只有几十个人比他们的仇敌活得久。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2月18日去世，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迅速摈弃了父亲的停滞和镇压政策的许多方面。1856年8月26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加冕宣言，为还在世的十二月党人的大赦做好了准备。共有21人（包括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和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还有玛丽亚）一起踏上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旅程。在新统治者上任初期，在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高昂的乐观氛围中，这些人的突然出现似乎预示着，那些曾令他们远赴西伯利亚的理想现在或许终于会被国家实施了。在莫斯科的沙龙中，这些年迈流放者的形象——现在因为年老而驼背——激励着年轻一代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把沃尔孔斯基当作“从俄国荒野中走出的基督”。1861年沃尔孔斯基夫妇在欧洲旅行期间，在佛罗伦萨遇见了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被这个“非凡的老者”（沃尔孔斯基）吸引住了，于是开始构思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这部小说最终成了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1869年）。70

在1861年夏天在巴黎遇到沃尔孔斯基后，资深异见作家赫尔岑称十二月党人是将继续与专制政权斗争的众多革命者的鼻祖：“这些可敬的老看守人的灵魂将从大地上升起，把他们的孙子召唤到他们的儿子的坟墓旁，然后为这些人指明道路。”71 19世纪60年代，这些回归的流放者成了十二月党人的民主理想和爱国理想与挑战专制政权的新一代激进分子——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纽带。

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去世于1863年，谢尔盖去世于两年后。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谢尔盖开始写作回忆录。他不会为自己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而道歉：“我选择的那条路把我带往最高法院，带往西伯利亚，带往苦役，带向三十年背井离乡的流放生涯，然而，我不会背弃我说过的每一句话。”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