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自由的名义！”（2/2）
热情的共和主义者达布罗夫斯基将他的革命经验和军事技能带回了西欧。他和妻子从斯德哥尔摩去了法国，尽管他在那里受沙皇政府爪牙烦扰，但还是积极参与了波兰革命的秘密活动。1871年内战在巴黎爆发之际，他以东布罗夫斯基为化名，对巴黎公社实施了军事指挥。在和起义者一同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奋战两个月之后，东布罗夫斯基将军于1871年5月23日倒在了战场上。他的兄弟泰奥菲尔后来解释了达布罗夫斯基的动机：“我们加入巴黎革命，是因为我们在这场革命中看到了一场社会革命，一旦这场社会革命成功，它便可以推翻欧洲现有的秩序。波兰会在这当中失去什么？什么都不会。波兰可以赢得什么？是的，可以赢得一切。”27
像亚历山大二世残酷镇压波兰起义一样，约4500个达布罗夫斯基的战败同志被从巴黎流放到了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刑罚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达布罗夫斯基拼命守卫巴黎，这番英雄行为让他的名字在巴黎街头巷尾成为共和主义的落败的同义词。20世纪30年代，国际纵队支持了西班牙共和国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其中一支队伍的主力是波兰人，这支部队骄傲地命名为“达布罗夫斯基营”28 。
波兰起义以及起义者流放西伯利亚是欧洲共和主义历史上的中心事件。波兰人反抗圣彼得堡的斗争得到了欧洲各地的支持。受1848年革命鼓舞的意大利和法国共和主义者前往波兰，与这些起义者并肩作战。意大利将军弗朗切斯科·努洛领导了日后被称为“加里波第团”的意大利志愿者军队。法国军官弗朗索瓦·罗切布鲁恩率领着一支法国志愿军队伍，为纪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战的法国轻步兵，这支部队被命名为“死亡轻步兵”。他们在波兰战败后，其中30人也戴上了脚镣，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些人在1863年7月开始了这段行程一万千米的旅程。他们在途中的配给逐次递减，从托博尔斯克至托木斯克这段路是每天7戈比，在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这段路上缩减为每天6戈比，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伊尔库茨克这段路缩减为每天35戈比，最后，从伊尔库茨克至赤塔这段路缩减至令人挨饿的每天25戈比；而在东西伯利亚，400克黑面包的售价高达4戈比。29
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共和主义者走了8个月后终于到达了在涅尔琴斯克矿区边缘的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此时他们疾病缠身。当地医生让这30人都住进了医院。其中两个人显示出肺结核的早期症状；一个人患有结核病和性病；朱塞佩·克莱里奇的右侧腹有一处大溃疡，那是由枪伤引发的，当时医生曾从伤口处取出了一枚子弹和一片肋骨碎片。然而，这处溃疡没有任何愈合的迹象，肋骨周围都是坏疽。30
加里波第团的成员把自己看作骄傲的共和主义者系谱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系谱。在西伯利亚，他们看到了一些曾参与过反对专制政权的早期起义的人物，如65岁的十二月党人伊万·戈尔巴乔夫斯基，他在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大赦后选择留在涅尔琴斯克。这位老人与他的共和主义同道者友好相处，并建议他们以恬淡寡欲的态度忍受自己的命运：“不要愤怒和怨恨，用清醒的头脑来降伏残酷的命运。放弃执念，精神和谐，专注学术工作，对于忘记你们的脚镣的重量、不被脚镣留下特征来说，这些是最好的也是仅有的方法，这样，当脚镣最终被摘除时，你们仍旧年轻！”31
这些加里波第团成员恢复体力后，便立马成小组地被分散到涅尔琴斯克各个矿山。来自贝加莫的显赫贵族家庭的年轻人路易吉·卡罗利和法国人埃米尔·安德烈奥利被发往了距离中国边境仅十几千米的卡代矿山。安德烈奥利描述了他的同伴们的心理状态：
不管我们身体的病痛和我们的困窘有多么严重，它们都比不上内心的折磨，这种折磨缓慢但确实在压迫着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心灵。悲哀的是一个人几乎不愿意让自己专注于某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精神劳动，而这种工作或劳动可以让他不去想自己过去拥有的一切、自己遥远的故乡、自己的亲人，不去想自己曾经钟爱的一切。32
加里波第团成员努力通过学习语言和当地历史来振奋精神，但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活动。当卡罗利开始执迷于对意大利和家人的想念时，他使劲让自己保持忙碌。卡罗利先是被即将实施大赦的传言支撑着，但这一传言终究没有实现，他最终陷于沮丧，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在卡代待了9个月后，卡罗利于1865年6月8日去世，他的同志们埋葬了他。被流放的共和主义者的葬礼是展示加里波第团成员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的理想主义的舞台，因此，卡罗利的同志在他的坟墓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上面刻着“敬献波兰流放者意大利人路易吉·卡罗利”。波兰浪漫主义画家和起义老兵阿图尔·格罗特盖把这一幕永远地定格了下来。33
涅尔琴斯克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者最偏远的墓地，成了那些从事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经常让他们从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战场、一场革命转向另一个战场、另一场革命）的人的荒凉终点站。43岁的贵族、轻骑兵中校安德烈·克拉索夫斯基是其中的一个浪漫主义起义者，他也是卡罗利1864年在外贝加尔的难友。克拉索夫斯基生于1822年；他的父亲是阿法纳西·克拉索夫斯基，是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老兵。作为一个俄化波兰人和东正教徒，克拉索夫斯基的父亲甚至曾经是帝国陆军镇压1830年十一月起义时的一名指挥官。安德烈·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圣彼得堡军事预备学校接受良好的精英教育，这是为了在禁卫军中飞黄腾达所进行的传统准备。他从小是跟俄国贵族阶层中最高等级的人一起长大的，并且在年轻时和亚历山大二世有私人交情。他通晓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年轻时曾广泛游历欧洲。在国外时，他接触到了令受过教育的欧洲青年痴迷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甚至还在伦敦见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战斗，此战结束后，他身上多处受伤，获得了一枚勇敢勋章。后来他定居基辅，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克拉索夫斯基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生活很感兴趣，包括他们的民俗、歌曲和风俗。1860年春，在游历意大利半岛时，他遇到了加里波第，加入了这个意大利人的志愿军，先是在西西里战役中为志愿军匿名作战，后来随志愿军进军那不勒斯。34
克拉索夫斯基在当年晚些时候回到基辅，之后参与了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期蓬勃发展的改革派学生团体。在农奴获得解放后，乌克兰农村地区爆发了农民骚动，在此期间，克拉索夫斯基于1862年6月遭到告发、逮捕，因为他在传播一份自己给俄国士兵写的传单。他呼吁士兵们不要遵照命令去攻击暴动的农民：“你们正在被命令不要成为自己所属的人民的朋友和救助者，这些人包括你们的父亲、兄弟、姐妹和母亲。你们的军官正在命令你们为了那些劫掠可怜农民的官僚和地主的利益而杀死他们、向他们射击。”35 克拉索夫斯基被指控“意图煽动下等阶层人员叛乱”。他使用“煽动性的口号以及被禁用的、无耻的、诽谤性的文字谴责政府平息农民叛乱的做法”。军事法庭在1862年10月给克拉索夫斯基定罪。他被剥夺了地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的勋章以及他的所有财产，并被判处枪决。他这样评论法庭判决：“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你。死亡现在是对我的祝福！”36
亚历山大二世将克拉索夫斯基的刑罚改为被褫夺公民权，以及在涅尔琴斯克矿区服12年苦役。1862年10月26日上午7点，克拉索夫斯基从基辅城堡走出，被带到矗立在城堡前方空地上的行刑台处。行刑者把克拉索夫斯基绑到了桩子上，然后宣读了他的判决，象征性地在这名罪犯的头上折断了一把剑。几天后，克拉索夫斯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与共和主义同道者同行。一年后，1863年11月，他终于到了伊尔库茨克。他一直希望在城里与妻子团聚，因为妻子也随他前往流放地。然而，他听说妻子在途中死于斑疹伤寒。在环境脏乱、疾病肆虐的休息站经历了十五个月的痛苦折磨后，克拉索夫斯基终于在1864年2月到达了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这时的他患有结核病。37 他抵达时“处于某种极端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1864年3月，他在一封写给监狱负责人哥萨克中尉拉兹吉里吉耶夫的信中这么说。妻子的离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写道：
我得知了我亲爱的妻子的死讯。我曾经幸福地同她生活了十四年。我曾热切地期盼着她的到来，将她的到来视作我凄凉处境中唯一的安慰。无论这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有多么难以承受，更艰难的是想到我那三个无人照管的孩子在最需要母亲的年纪失去了母亲。他们现在住在陌生人的家中，那些陌生人可能会对他们漠不关心，而且永远不可能替代他们的母亲……
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营房（“那里的条件会让最强壮、最健康的人也身体受损”）里待了一个月后，克拉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他住进了医院，负责医治他的医生“不会为我的性命担保，更不用说我的健康了，如果我再次被关进监狱的话……”克拉索夫斯基继续不知所措、挑衅性地谴责沙皇俄国对他的待遇：
在19世纪，一个理性、有经验的政府的目标，不能是在罪犯已经受到惩罚之后，再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因此，它不能系统性地、一步步地毁灭一个体弱多病、无权无势的老人，而且是在它已经把他驱逐到世界的边缘，一个连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无法在这里制造任何麻烦的地方之后！它不能毁灭一个温顺、无条件地戴着当局的镣铐、没有任何造成破坏的机会的人。不能！我相信它会考虑被它定罪的这个政治犯的病痛；考虑他年轻力壮时曾为国效力二十多年；它会记住他身体不好的原因，以及他在与俄国及沙皇（为了沙皇，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的敌人作战时留下的五处伤口！38
鉴于他“因为伤病而身体虚弱”，克拉索夫斯基请求在余下的苦役刑期里住在监狱外面。克拉索夫斯基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他被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转移到了环境更为健康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苦役刑期从十二年减为八年。后来，1867年9月，他获准在“严格的监督下”住在监狱外的一所私人住宅里。39
对于久病和绝望的克拉索夫斯基来说，这样的让步来得太晚了。他一直在等着致命的寒冷退去，1868年5月20日，他最后一次奋力争取自由，骑上马出发了。他伪装成士兵，随身带着伪造的文件，计划前往与中国交界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去印度。然而，克拉索夫斯基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会成功。他在离开之前留下了遗嘱。遗嘱以共和主义者的三重追求——“以自由、平等和神圣的兄弟情谊的名义，阿门！”——开头，结尾处是决绝的决心：“我已经决定，如果遇到不幸，我会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不会让自己活着自首。我的死亡几乎是必然的事。”40
确实，这个体弱的逃犯并没有跑多远。察觉到他逃跑后，当局派出搜查队去追捕他，但两个星期后，他们才在距离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仅仅十七千米的地方发现他正在腐烂的尸体。此前，克拉索夫斯基冲着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他身上有一张用血书写的纸条：“我已经动身去中国了。我的机会非常渺茫。我失去了所有用来指引方向的珍贵物品。死亡比把我自己活着交给敌人要好。安·克。”他那匹饥肠辘辘的马被拴在旁边的树上。人们在搜索周围的林地时发现了克拉索夫斯基的大衣，大衣衬里里面缝了一张地图和一个通行证。41
像克拉索夫斯基这样的个人悲剧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刑罚定居点屡见不鲜，在这里，这些波兰人的命运要比十二月党人的命运严酷得多。克拉索夫斯基对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囚禁条件表示怀疑和愤怒，他的很多同胞也有这样的感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身心严重受挫，以至于自杀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的足智多谋实属罕见，但他对政府的反抗却并不罕见。19世纪60年代的许多波兰流放者都是出自贵族阶层的军官。他们的爱国主义在反抗圣彼得堡的起义中得到了强化，他们被流放西伯利亚让很多人对俄国抓捕者心生怨恨。大多数人由共同的语言波兰语、共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共同的政治思想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让他们有别于绝大多数西伯利亚流放者。这种团结的纽带有助于保持他们的思想信念和反叛精神，使得这些波兰人不易屈服。
一些官员开始担心新拥入的波兰起义者可能会给东西伯利亚造成混乱。伊尔库茨克省省长康斯坦丁·舍拉什尼科夫担心，监狱的设备不足意味着这些政治流放者无法被妥当监禁和监督。42 然而，真正给流放行政人员构成挑战的是这些波兰人的团结、个人尊严以及对警卫和看守的权威的蔑视。这些被流放的革命者沉浸于欧洲共和主义的爱国传统中，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否认，哪怕是沙皇专制政权也不能。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在刚进入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犯身上看到了这些品质：
我了解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机构中的那些人，而且我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被流放的波兰人的。士兵们一再粗暴地对待那些具有强烈人格尊严感的人，那些人若被激怒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不能保证流放者不会做出某种示威。虽然他们犯有政治罪，但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有教养的，而且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43
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其实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这些波兰人因对自身尊严的觉悟而变得刚强，他们抗议自己遭受的待遇，坚称国家对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1865年12月，赤塔地区的波兰人因抗议监狱环境而发生骚乱，士兵挥舞着刺刀才将他们制服。1866年7月，一批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苦役的波兰人拒绝在某个星期天离开牢房去工作（一个人声称，他只会挂在刺刀上离开牢房）。至少有67名囚犯签署了一份表达不满的请愿书。他们坚持的不是写在俄国的刑事法规中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权利。此前，当局突然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在宗教节日和星期天工作，“这是明显侵犯了我们的道德权利”。他们主张，这个指示“断然否认了所有构成每个人的尊严的一般人权和基督教权利，否认了那些因政治信念而被流放到这里服苦役的人。我们无法相信，俄国政府，作为一个欧洲的、信奉基督教的政府，会批准这样的指示”。这些囚犯指出，不仅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也遵循十诫。“病人和体弱之人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情况下被束缚着。难道这不是在残忍地颠覆所有痛苦无助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吗？”这些波兰人还援引了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的法律改革：“现在一系列改革正在开启可以让每个人都不受虐待的公开司法程序，我们却在未经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忍受着饥饿和镣铐……”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沃龙佐夫发现：“在这些囚犯的请愿书中，他们只是雄辩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拒不服从他们应得的惩罚（这是法律认定的），此外再无其他内容。”针对这些抗议，他把那些人关进了牢房里，剥夺了他们的肉类
配给。44
此后不久，由于“致死的空气”，波兰流放者拒绝在涅尔琴斯克矿区新任负责人阿道夫·诺布洛赫领导下的一个矿山工作，诺布洛赫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诺布洛赫亲自到访了这个矿山，下令撤走罪犯的茶炊、书籍、小提琴以及其他娱乐用品。他让人给这些囚犯戴上脚镣，把他们关在牢房里，每天只给他们供应面包和水：“我向他们许诺过，他们自己会求着我让他们回到矿井。”诺布洛赫得意地说，结果证明，他惩戒性的措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有些囚犯“眼里噙着泪水，请求宽恕，他们解释说，他们此前是害怕在又深又窄且满是令人窒息的烟雾的矿井中失去仅余的健康”。结果皆大欢喜，这些波兰人变得较为顺从，此事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教训”45 。
不过，暴动在酝酿当中。1866年2月，被流放的俄国革命者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约夫抵达叶尼塞省的坎斯克，他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事以及俄国革命党“土地与自由党”的共同创立者。他呼吁在东西伯利亚的所有波兰人“以真理和自由的名义”起义，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谢尔诺-索洛维约夫将俄国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与波兰起义者的共和主义口号结合在了一起：“波兰人！你们为了自己的祖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们是自由的牺牲者！你们被同样压迫着俄国人民的沙皇剥夺了一切！你们被打败，只是因为俄国人民不明白、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战。团结起来，与俄国人民一起为祖国和自由而起义吧！”46
四个月后，这些波兰人确实发动了起义，但不是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山，而是在贝加尔湖岸边。由于当局无法把这些波兰人都安置在涅尔琴斯克矿区，于是把他们以工作小组的形式分散到外贝加尔各地。数百人被分配到有几十名成员的小组中，他们要沿着贝加尔湖南缘修建一条道路，每个小组只有几名士兵看守。在那里，他们吃不饱饭，受风吹雨打，还要经常遭受警卫的侮辱。47 1866年6月25日晚，这些波兰人对自己的境况的不满爆发成了公开的暴动。一群流放者在波兰军官纳西西斯·采林斯基和古斯塔夫·萨拉莫维奇的领导下，成功制服了警卫，夺取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往中国边界方向走去，孤注一掷地争取自由。随着起义人群向南转移且其他波兰人加入他们，这场地方性的暴动逐渐发展。共有约300名流放者加入逃跑阵营。伊尔库茨克当局下令部署2支哥萨克骑兵部队和3支步兵军队去镇压叛乱。这些波兰人疲惫不堪，营养不良，只配有少数盗来的武器，他们显然不是前来镇压他们的沙皇军队的对手。这一次，他们又在人数、武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而且他们因为如下问题出现了分歧：是跟俄国军队负隅顽抗，还是仅仅选择逃跑。6月28日，在贝加尔湖畔的米希哈村附近爆发了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小规模战斗。起义者或投降或逃进了森林里；7人被杀。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局追踪并逮捕了其余波兰人，将他们囚禁在伊尔库茨克。48
一个专门设立的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近700人被控参与叛乱，几乎半数人被判犯有“武装叛乱”罪，有“动乱、暴力和谋杀”行为。7名头目被判处枪决，197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另有122人的刑期被延长。利奥波德·伊利亚舍维奇是其中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对着历史法庭而不是面前的军事法庭，嘲讽了他所受的审判：
我将被整个俄国、整个欧洲评判。迟早，人民会对我们的行为给出他们的裁定，被你们定罪的人的鲜血会沾到你们的手上和你们的孩子的手上。历史将铭记，我们被永远留在了这里，而且我们努力争取过自由。你们真的会为这番努力而给我定罪吗？49
我们可能会夸大波兰流放者的思想凝聚力，可能会觉察出在由他们的监禁条件而触动的自然爆发背后的密谋和筹划。但是，这些波兰人的抗议和暴动不能被仅仅说成是担心待遇的表示。刚开始时对食物、住宿和工作条件的地方性不满，可以迅速获得政治控诉理由——当这种不满通过被滥用的权力、被拒绝给予的权利来表述时。因为自然权利和人格尊严是 流放制度中的政治问题。抗议和逃跑都挑战了君主对那些因君主恩典才能继续存活之人发挥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波兰人是政治犯，而不是普通罪犯，因而他们对当局的反抗具有政治意义。有同情心的同时代人把这场发生在贝加尔湖畔的叛乱看作争取波兰主权、从俄国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斗争的延续。赫尔岑的杂志《钟声》大声宣告：“彻底剿灭民族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用世界上所有的残忍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波兰……但波兰依然挺立……她从西伯利亚站起来了！她没有希望，走投无路，但她宁可选择死亡，也不选择被奴役！”50
这些起义者的声音穿越了西伯利亚边界，来到了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波兰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群体当中。年轻的波兰画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是不幸的路易吉·卡罗利在东西伯利亚的同伴之一。萨哈切夫斯基曾在华沙美术学院求学，后因参加叛乱被判处服20年苦役。与他的许多同胞不同，萨哈切夫斯基并没有享受到沙皇的宽赦，在最终于1883年移民到慕尼黑之前，他服满了全部刑期。回到欧洲后，他把自己的才华投入工作当中，创造了一系列叙事诗风格的浪漫主义画作（包括《告别欧洲》），这些作品将他在西伯利亚的同志的困境永恒地记录了下来。在其中一幅画中，逃亡流放者蜷缩在雪地里，乌鸦在他们头上盘旋；在另一幅画中，一个衰弱的苦役犯瘫倒在手推车上。51
有些西伯利亚的共和主义流放者不是用调色板，而是用笔讲述他们的故事。法国人安德烈奥利是和意大利人卡罗利一起被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的，但他在1866年得到赦免，并被允许返回法国。回国后，他谴责沙皇的大赦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旨在讨好对于俄国对波兰的处置感到恐惧的欧洲国家。他的《囚禁日志》，即他在西伯利亚记录的日记，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共和主义刊物《现代革命》上。安德烈奥利认为，俄国释放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像在西伯利亚那样的监狱，那么这些监狱需要被世人遗忘；任何人都不应获准离开。俄国……应该意识到，一旦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会开口说话。”52
安德烈奥利详细介绍了休息站和监狱的恶臭、俄国把政治犯和普通罪犯混杂在一起的随意做法、妇女和儿童的困境、官员的腐败无能以及罪犯所受的残酷鞭打。他宣称，西伯利亚是一个“邪恶的国度”，一个“腐化、堕落的垃圾坑”。安德烈奥利没有批评普通百姓，他们“被无知蒙蔽，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我们当初的待遇”。他把他的怒火直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作为对屈斯蒂纳侯爵于1839年对尼古拉一世的“亚洲专制主义”的控诉的呼应，安德烈奥利写道：“你让我横穿了你的帝国的广阔土地。我在那里看到了你的臣民的凄惨处境、你的官员的腐败堕落、你的专制主义酿成的可怕结果。”53
安德烈奥利认为沙皇终将恶有恶报。他把自己在卡代矿山的囚禁经历告诉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记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描述了自己在西伯利亚和那些“在那片帝国监狱警卫的土地上争取自由的人”的相识。他曾聆听过“对独立的感悟、对暴政的抗议、对沙皇的憎恶”。安德烈奥利认为，虽然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为数不多，但是这些沙皇政权的反抗者总有一天会得到足够的力量去打败专制政权。他回应了珀西·比希·雪莱写于1818年的诗歌《奥西曼迭斯》：
无情的沙皇，现在在你眼中只是地面上的黑点的事物，明天可能会变成可怕的飓风，把你今日的虚荣的来源全都刮走。你引以为傲的军队会倒戈相向……你的军队不会阻止革命。你和你的奉承者、宫廷艺伎都将像风中的稻草一样消失；你的宫殿和你的宝座将和那些曾经伟大的帝国一起沦为尘土。54
被流放的1863年起义者的绘画和回忆录使得他们的同志的牺牲和反抗深深地烙入了欧洲的政治想象当中。这些波兰人把西伯利亚政治化了。他们把西伯利亚不仅塑造成了一个流放和惩罚之地，还塑造成了一个反抗和斗争的舞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帝国各地的新一代激进主义者将加入这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