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2/2）
抵达萨哈林岛后，我被送到了波列前斯科耶定居点，在那里我和定居者帕维尔·福明住在一起，我和他同住了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怀上了他的孩子，想和他结婚……但是，定居点的管理员来了我们的住处，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喜欢我们家的样子。他带我离开了帕维尔·福明，想把我交给另一个定居者。
洛巴斯亲眼看到了可怕的场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跪着乞求一名官员，请求他不要让她和一个流放者住在一起，而那两个受惊的孩子紧紧抓着她，边哭边颤抖。她的请求和泪水没有用，这个女人不得不顺从。事实上，萨哈林的妇女成了囚犯的囚犯。46
出自这些商业和行政算计的大多数伴侣关系都是对婚姻的肮脏模仿。许多男女嫌弃自己的同居者，跟对方一直是陌生人。即使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许多年，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年龄、他们来自俄国的哪个地方以及他们源于父名的姓。妇女在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况下经过了很多男人的手。一个女人和一个定居者一起生活了三年，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当这个男人决定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只是把她交给了另一个男人：“我有一个女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下她。”47
一些妇女逃离了那些虐待且剥削她们，她们却不得不与其同居的定居者。在当局看来，她们这是在拒绝当局为带来妇女的福祉和道德改善所付出的努力，因此当局不赞同她们的这种做法。她们不可避免地会被逮捕，随后通常会被单独监禁一段时间，然后被送到更偏远的定居点。在四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大多数妇女的意志会因为跟自己被指定的定居者一起生活而被摧毁。即使她们起初是不情愿的妓女，但很多人最终成了冷酷的专业妓女。一些定居者会快速花掉女性流放者带到萨哈林岛的钱或物品，然后逼迫她去卖淫，而且经常是用拳头逼迫。48
卖淫为某些同定居者一起生活的妇女提供了某种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她们的同伴不允许她们在家接客，那么她们便会离开他们，“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因为同居者共享她的收入”。成立于1879年的总监狱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萨洛蒙也发现，萨哈林岛的有些妇女已经开始非常独立地经营自己的业务。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有一个这样的妇女，她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只是被人称为“五戈比”，这是根据她接待一个顾客的费用而叫起来的名字。另一个在卢科夫斯克的女人已经70多岁了，她只收三戈比。49
男人也从事卖淫，但当时的各种消息来源都对这个话题缄默不语。萨洛蒙发现，被他称为“鸡奸”的现象很普遍。在研究萨哈林的植物时，植物学家安德烈·克拉斯诺夫说，妇女的缺失以及监狱里的过度拥挤，形成了一种在俄国各个刑罚堡很常见的“腐败根源”。克拉斯诺夫把同性恋东方化为某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非俄国的东西，指责岛上的土著人民促成了一种“性心理变态，很多流放者感染了这种变态”。萨哈林岛本身创造了“性反常的条件，人们正是因为这种性反常从俄国被流放的”。贫穷、赌债和始终存在的暴力威胁驱使着一些男人出卖自己。多罗舍维奇曾提及萨哈林岛上的无耻之徒（xa）：“不可能比这更堕落了。xa是罪犯用来指称另一个男人的情人的行话。无耻之徒是毫无良知的男人……这些无耻之徒在罪犯当中做了极堕落的行为。”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医院里，洛巴斯治疗着因为这种“鸡奸行为”感染了梅毒的年轻男孩。50
然而，爱情有时也在道德败坏和野蛮残酷的环境中滋生。亚德林采夫回忆起了一个“唐璜”，他的头发涂着油脂、梳向后面，他手里拿着花，在监狱走廊里追求女性罪犯。萨哈林的一些罪犯变得非常依恋他们的伴侣，他们会寻衅以延长自己的监禁时间，以免自己被释放回大陆而与她们分离。51
流放者妻子的际遇比女性罪犯好不了多少，有时甚至更糟。许多“志愿者”来到岛上时已经极度贫困或者财物已经被盗，却发现岛上没有地方可以挣钱，没有地方可以乞求救济品，除了和丈夫共享的微薄监狱配给之外便一无所有。契诃夫描述了这些妇女的慌张和恐惧：
一名自由的妇女刚到达岛上那会儿，脸上带着完全麻木的表情。这座岛以及苦役犯周边的条件令她震惊。她会绝望地说，在她赶往丈夫身边时，她没有自欺欺人，也预想了最坏的情形，但是现实其实比所有的预想都可怕……她日日夜夜地哭泣，为逝者唱哀歌，为被抛弃的亲人祈祷，好像他们死去了。而她的丈夫承认自己对她十分愧疚，忧郁地坐在那里，但突然间，他清醒过来，开始打她，辱骂她，指责她为什么到这儿来。52
萨洛蒙于1898年到访过萨哈林，画了一幅关于分散在岛上的流放定居点的凄凉画作。大多数定居者的住所都“盖得很糟糕”，屋内缺少“日常用具，也没有家务井井有条的任何表象”。它们是国家想象中有操守的家庭生活和家的可怜仿制品，它们“不那么像农家小屋，更像是小牢房”53 。契诃夫严词抨击了这些家庭所处的植物人般的悲惨境遇：“在同一个地方，角落里有几个儿童和两三个摇篮，还有几只母鸡、几条狗，在小屋外的路上，有垃圾、污水坑，没有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吃的东西，你会对谈话和争吵感到厌烦——这一切是多么单调乏味、多么肮脏，这是怎样萧条的景象！”除了贫穷，每个流放者的小屋里还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漂泊之感：
没有祖父祖母，没有从祖上传下的圣像或家具：因此，家庭缺乏过去，缺乏传统……好像这家人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是生活在营房里，或者好像他们是刚刚到达这里，还来不及安定下来；在冬天的傍晚，听不到猫叫声，听不到蟋蟀叫声……重要的是，这不是他们的故土。54
因缺乏小屋，有些人不得不住在萨哈林杜尔驻地的“已婚营房”里。住在这种早就该拆除的不堪建筑内，他们的生活境况更凄凉。在一个牢房里，契诃夫看到了六对夫妇，包括六位自由的妇女和十六个孩子。他沉思地说：“从这些粗陋的住处及其条件（在那里，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得不和苦役犯并排睡在一起）来看，读者可以判断出那些自愿随丈夫和父亲进入刑罚状态的妇女和儿童在这里面对着怎样的蔑视和无礼，他们在这里是多么不受重视，他们先前对于农业殖民地的概念考虑得是多么少。”55
因为在极度苦难的条件下挣扎，不仅是那些被指派给定居者的女性罪犯，甚至是那些忠诚的、身份自由的妻子，也通过卖淫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有个流放定居者的农庄因为他的辛勤劳作而惹人注意，他告诉萨洛蒙，他不会去抱怨，“因为‘感谢上帝’，他还没有落到要出卖妻子的地步”56 ！
有些女性罪犯被认为有吸引力，能够在岛上找到富有或有影响力的赞助人，比起那些要做刷子、洗床单和擦地板的女性罪犯以及自愿跟随丈夫到萨哈林的妇女，她们过得好多了。有些妇女承诺提供性服务、家务劳动乃至伴侣关系，这让她们成了官员的姘头，这样她们就可以避免萨哈林岛上最糟糕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1870年秋，几名女苦役犯被运送到萨哈林的科尔萨科夫驻地。帕夫卢申中尉为自己挑了一个自称阿库琳娜·卡珍涅茨卡娅的女人。当官员查询她被判去的定居点的类别时，发现她实际上是叶连娜·克鲁扎诺夫斯卡娅，而不是阿库琳娜·卡珍涅茨卡娅，她们二人交换了身份。克鲁扎诺夫斯卡娅不是被判处定居，而是服苦役，但当她的欺骗行为被揭发出来时，传闻她已赢得了帕夫卢申的支持。在当局收到将这些妇女（包括克鲁扎诺夫斯卡娅）分配到刑罚工厂的指示时，帕夫卢申安排她在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医院工作，但她其实仍旧只是他的姘头。57
弗拉索夫认为，“正派、典范性的妇女”一定会“对那些罪犯妓女心生嫉妒”，而且她们心中一定会“觉得疑惑，罪行是不是给了一个女性过着舒适生活的权利和特权地位”。多罗舍维奇曾问过一位在萨哈林岛上陪同丈夫的饱受苦难的自由妇女，如果没有孩子需要照顾，她会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去卖淫……我会让某个人收留我。当我们随流放队伍走在路上时，我们不得不防范那些罪犯！但看看那些女孩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甚至不想看，我非常嫉妒！”58
有些流放者弄到妇女，主要是为了把她们卖给自己的难友。他们不仅会让自己的同居者，还会让身份自由的已婚妇女和女儿去卖淫。这些妇女有时候不需要任何提示。契诃夫描述了自由身份的女人的“心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冷酷的，而且她得出结论，在萨哈林岛上，如果有着敏感的情感，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她会去‘用我的身体’赚取五戈比或十戈比小钱——其中某个人是这么说的”。一些夫妇也会在女儿12岁时开始出卖她们。“有一个好看的妻子和一个女儿的人可以在这里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个流放者向德里尔解释，“而且不需要为家畜而费心。”59
萨哈林的指挥官 a·i·吉尼尔对刑罚殖民地的早期发展充满信心，确信未来最终在于流放者的孩子们：
对妻子和孩子的关心可以培养出勤劳和节俭。因为惩罚可能会将他们与家人分开或损害他们的农场，所以他们会仔细权衡自己的行动，控制自己的不良冲动……一旦这些苦役犯的孩子长大，他们构成了与政府拥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的一部分，并且比很多刺刀都能更有效地保持公众平静。60
对岛上的孩子寄予这种宏伟目标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些孩子不是在政府的价值观念下社会化的，而是在苦役犯的堕落影响下社会化的。
1901年12月，萨哈林岛上的流放定居者伊巴蒂·瓦西里耶夫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一名年轻的自由妇女赔偿损失。在指定的那一天，原告和被告到法院参与案件审理。当瓦西里耶夫被传唤到地方法官面前时，他从集结起来的请愿人群中走了出来，他是一个高大、壮实、长着红发的40岁男子。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也走向前来，她脸色苍白，眼神不安。她就是被告，13岁的瓦西丽萨·伊柳金娜。瓦西里耶夫先前和伊柳金娜的父母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给他们一头母牛，来换取他们的女儿。然而，伊柳金娜只和瓦西里耶夫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带着自己搬来时瓦西里耶夫送给她的礼物回到了父母身边。几天之后，伊柳金娜搬去和另一个定居者普洛特尼科夫住在一起。伊柳金娜声称她已经“赚得了”礼物，并解释说：“我的家人需要开始播种，但伊巴蒂一点儿燕麦也没有，所以我转而向普洛特尼科夫要20卢布。”61
许多父母都忙于贩卖自己的子女。弗拉索夫注意到，到达萨哈林岛的母亲已经因为前往该岛的旅程而变得非常堕落，她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孩子来换取“一夸脱酒”。当英国探险家查尔斯·亨利·霍斯于1903年来到萨哈林岛时，他对“父亲用女儿做交易”时的轻松淡然感到震惊，他还声称“岛上没有一个9岁以上的女孩是处女”，这很可能是有些夸张。不过确实有8岁那么小的女孩与成年男子同居的情况。德里尔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的医院里发现一个9岁女孩的“生殖器上已经有梅毒症状”62 。
流放定居点为流放地的儿童提供了一种有问题的教育。契诃夫在某个村子的定居者小屋里看到了一个独自在家的小男孩，他同这个孩子谈了起来：
你父亲的父名叫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和你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你却不知道他的名字？真不害臊！
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他和我妈住在一起。
你的母亲是已婚还是个寡妇？
寡妇。她是因为她的丈夫来到这里。
因为她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
她杀了他。
你记得你的父亲吗？
不，我不记得。我是个私生子。妈妈……在卡拉的时候生下了我。63
霍斯亲眼看到孩子们四周有着“公然的恶行和毫无廉耻的卖淫场面。非法同居这种‘游戏’在男女混合制学校中非常时髦”。孩子们会扮演“流浪者”，表演纵火和处私刑的场景：“我会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女人，我们会一起去定居点。”一个年龄很小的女孩胡说着。“我会割破你的喉咙。”一个男孩威胁道。64
无论国家喜欢的设想是怎样的，萨哈林岛上的人们会把孩子们称作“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苦役犯”。当然，被贫困、绝望的流放者抚养的孩子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萨哈林岛。事实上，那些负责客观地评估流放制度的官员一直都明白，流放制度对罪犯的孩子具有破坏性影响。19世纪80年代，流放革命者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写作的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短篇故事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其中讲到了被自己的流放父母引入犯罪之途的孩子们的故事。然而，在萨哈林岛，儿童的堕落问题尤其严峻。萨哈林的孩子在盗窃、掩饰和暴力方面的密谋才华超越了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存在拆穿了关于流放制度的改造特性的官方说法，拆穿了所谓的专制政权声称的家长式统治。65
到访萨哈林岛的人对定居者及其家人的生活条件普遍感到震惊。一位护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岛上的性堕落水平的厌恶：“上帝！上帝！你无法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彻底的淫乱！我看护着15岁、17岁、19岁的女孩，她们从12岁就开始有性行为，现在她们离不开伏特加、污言秽语……要是在圣彼得堡的人知道这里的苦役是什么样就好了！”66 然而，到19世纪末，圣彼得堡当局已经很清楚岛上家庭的生活境况。
随着这个刑罚殖民地开始成形，官方对于萨哈林的热情逐渐消失。总监狱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加尔金-弗拉斯科依在1881年到访过该岛，他当时认为有理由乐观看待流放定居者的前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的定居者屋舍“以其干净和整洁闻名”，岛上的农业似乎正蓬勃发展，他视察过的学校和医院都秩序井然。加尔金-弗拉斯科依看了他想要看的，而且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对萨哈林岛流放者的严峻处境视而不见的高级官员。当契诃夫在九年后访问该岛时，他出席了普里阿穆尔斯克总督安德烈·科尔夫举行的正式晚宴。这个整个东西伯利亚最高级的官员向人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宣称：“在萨哈林，我确信那些‘不幸的人’生活得比在俄国甚至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好。”契诃夫用“饥饿、女性流放者当中盛行的卖淫和残酷的肉刑”来化解科尔夫哄骗性的称颂。67
俄国没能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刑罚殖民地，萨哈林岛的流放人口中极低的生育率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生育率甚至不及俄国欧洲部分的一半。对于萨哈林岛上的母亲来说，孩子常常只不过是“又一张需要吃饭的嘴”。契诃夫观察到：“每个新生儿的诞生都不会得到家庭成员的热切欢迎。他们不会在摇篮边哼唱摇篮曲，而只会说出不祥的悲叹。父母会说，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喂养孩子，孩子在萨哈林岛上永远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仁慈的上帝尽快把他们带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68
流放人口数量只是因为一年一度新拥入的罪犯而增加。流放者的苦役刑期期满之后会被释放到定居点，此时他们资源不足，身处恶劣、不适于居住的气候条件中。定居者要开发原始的泰加林、建立可持续运作的农庄，这样的任务远比服苦役困难得多。萨哈林岛的“非自愿殖民者”孤单、贫穷、欠国家债务、配备的工具粗制滥造，他们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什么成果，最后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当中。多罗舍维奇运用一名记者对精炼的词语的掌控力，编出了一句警句：“苦役结束时，即苦役开始时。”69
如果萨哈林岛上的罪犯像流放定居者一样承受住了种种苦难，像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就能跻身西伯利亚农民之列。政府起先决定，这些改过自新的流放者可以返回大陆，居住在东西伯利亚的城市外面。如非必要，流放定居者一天也不想多待在萨哈林岛上。一个人宣称：“上帝不允许我们被留在萨哈林岛上！即使他们活埋我，我也不想留下来！”另一人则抱有“至少死在大陆上”的志向。为了止住流放者离开的大潮，政府在1880年撤回了允许返回大陆的权利，迫使他们在岛上从事农业活动，直到他们还清了自己欠下的国家补贴。从1894年起，当这种限制被取消后，返回俄国的人数每年都在猛增，从1894年的220人到1898年的2000人。仅在1899年，萨哈林岛上就有760个农场被遗弃了，总监狱管理局承认这是一场定居者和农民的“大规模迁移”70 。
契诃夫在1890年10月离开了萨哈林，“带着许多不愉快的回忆……现在我能够细细回顾它，萨哈林岛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地狱”。契诃夫记述萨哈林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发了一场严峻的社会丑闻，政府因而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讨论刑罚殖民地的未来并对该岛的情况发起一系列调查。71 随着道德败坏、性剥削和家庭腐化的证据不断涌现出来，西伯利亚管理者放弃了萨哈林岛用来改造罪犯或用来安置一批稳定的人口的说辞。帕杜布斯基医生详细记述了岛上妇女和儿童的情况，这番介绍经总监狱管理局和关爱苦役犯家庭协会的讨论后，于1899年5月转交给了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一个侍女甚至把一份帕杜布斯基医生的报告送到了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二世手中。当这位医生的调查结果于世纪之交在著名的法律周刊《权利》和官方的《监狱先驱》上发表时，这些调查结果也进入了公共视野。萨哈林岛的家庭根本不是繁荣、勤勉的流放定居者社区的基石，而是成了刑罚殖民地的贫困和道德沦丧的一个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萨哈林岛上的肮脏戏剧的真正反派人物甚至不是那些让妻女从事性交易的冷眼罪犯，而是沙皇当局，他们没有妥善管理好自己所负责的流放者。萨哈林岛使沙皇专制政权非常难堪，而且用奇异的方式讽刺了国家企图在西伯利亚将刑罚计划和殖民计划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抱负。72
然而，惯性仍在圣彼得堡占支配地位。许多官员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管理和资金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惩罚与殖民工作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萨洛蒙在1898年访问该岛时试图发出积极的论调，但他不得不去消除关于该刑罚殖民地即将关闭的传言。他向萨哈林岛上的官员保证，一个自1879年以来已经投入了超过两千万卢布的项目，不会简单地就被放弃了。岛上的缺点“需要通过辛勤的工作来解决”，但是萨洛蒙承认，情势给人们留下了“不良的印象”73 。
回到圣彼得堡以后，萨洛蒙退休了，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开始严词抨击萨哈林岛存在着家庭腐化和堕落的不堪现实。监狱是破坏性的，“不仅是对道德上易受影响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那些原来的罪行“是纯粹常规性质的”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违反军纪的人。岛上仅有的真正的行当是赌博、伏特加和卖淫。他总结道：“在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改造是毫无疑问的。”74
政府在萨哈林岛注定失败的实验最终结束了，结束的原因不是圣彼得堡方面改变了心意，而是因为日本海军力量的优势地位。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吞并了阿穆尔河流域，这使得俄罗斯帝国不得不直面已经实现工业化的日本日渐增加的威力。在世纪之交，随着联结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建设，紧张局势到了紧急关头。日本人担心俄国的这个新项目会威胁他们自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规划。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外交关系崩溃了，1904年1月，日本人对位于辽东半岛旅顺港的俄国海军基地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75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1905年5月在对马海战中摧毁了俄国舰队，随后，日军占领了萨哈林岛南部。他们消灭了驻扎在萨哈林岛上的士兵的微弱抵抗力量，并且向散漫的罪犯定居者承诺，如果他们与入侵者作战，他们就会被赦免。那年夏天，在南部的日本部队和在北部的俄国当局一起看管着一场从刑罚殖民地到俄国大陆的混乱、野蛮的转移。大约76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粗鲁地抛弃在萨哈林岛对面的德卡斯特里海湾的海岸。然后，他们不得不穿过60千米几乎不可穿行的泰加林到达最近的马林斯克定居点。第二年，他们被关押在营房里，最后被分散到了外贝加尔地区。1906年7月1日，俄国政府终于废除了萨哈林岛上的刑罚殖民地。76
没有什么比散布在萨哈林岛荒凉墓地里的坟墓更能雄辩地控诉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的失败了。位于南部海岸的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墓地挨着一个当风、没有树木且俯瞰着定居点的山丘。当多罗舍维奇在1897年来到萨哈林时，他无意中在墓地里遇到了一场为一个流放定居者举行的简易葬礼。这个人曾见证过萨哈林岛生活的极端凄苦。出于嫉妒，他杀死了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女人，然后用一种岛上常见的有毒植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自杀几天之后，有人在泰加林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十几名苦役犯推着载有简易棺木的木车上到墓地。一个看守跟着他们，他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在坟墓边，他们把棺木放到地上，开始挖重黏土地面。当棺木埋好后，他们在这个小土堆上插上了一个用两根未上漆的棍子匆忙做成的十字架。墓上没有题词。“其中几个人在胸前画了十字，几个人没有画。”伴随着监狱看守的厉声命令，他们转身离去。
在一个仍然十分虔诚的社会中，墓地中的大多数坟墓上甚至没有基督教徒的坟墓最基本的象征。在坟墓上安插的十字架被拔出来了或者被折断了，仅剩一根可怜的木棍立在泥土中。多罗舍维奇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个坟墓之间，但这些坟墓却只不过是光秃秃的土堆。一个流放者解释：“定居者收集起了［这些十字架］用作柴火……他们太懒了，不愿走进泰加林里，所以他们把十字架从这里拖了出来。”一个和周围环境不太和谐、被精心照看的坟墓上有个木十字架，现在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有一个洞，那里原来刻着一个圣像。有人把这个雕像从十字架上挖了出来，流放者说：“为了几个用来打纸牌的戈比。”
墓地里还有一个年轻妇女的坟墓，她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的教师，名叫娜乌莫娃。她放弃了在首都的生活，来到了萨哈林岛，在这里建立了岛上第一家孤儿院。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女子“无法忍受萨哈林岛上的硬心肠、精神腐化、对邻人遭遇的漠不关心。她也无法忍受她与萨哈林岛官员的抗争，他们对她的‘事业’充满敌意；她更不能忍受刑罚殖民地的气氛，所以开枪自杀了”。标志着娜乌莫娃的坟墓的十字架也被拔了起来，而陪同多罗舍维奇的流放者也没能找到她确切的安葬地方，尽管她被埋葬了还不到两年。普里阿穆尔斯克总督曾送去一个“非常漂亮的铁花冠，还带有一个刻有美丽铭文的青铜匾”，以代替被盗的十字架。然而，地方官员决定将其挂在警察局里，因为他们担心它也会被人从墓地里偷走。77
萨哈林岛的墓地是死者的特殊集会。墓地里埋葬着来自帝国各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这些人仅仅由犯罪和惩罚、贫穷和苦难结合在一起。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山坡甚至在迫切等待着流放者。山坡上遍布空墓穴，它们是预先挖好的，随时等着下一波热病肆虐医院。一旦这些墓穴被填上，它们就会像其他坟墓一样很快被人遗忘。死者从邻人和离开该岛的家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流放者从未用一个真正社区的纪念性仪式来神圣化这些墓地。对于许多流放者而言，在他们的苍凉生活的阴影中，死亡没那么重要。如同国家对萨哈林刑罚殖民地的计划一样，这些坟墓也了无踪迹地没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