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2/2）
在托博尔斯克，这种对抗比在其他地方更加突出，也更加暴力。该城当局正在努力应付政治犯大量拥入的问题；1905年，只有21名苦役犯因政治罪行获刑；到1907年，这个数字增至250名。托博尔斯克监狱官员担心政治犯对普通罪犯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在一场火灾过后，把大多数政治犯从大广场上的中央监狱转移到城镇边缘那座更小、更为破旧的监狱（被称为第二监狱）里。起初，这座旧监狱里的管理制度较为自由。监狱长博戈亚夫连斯基想要在1905年之后重塑自己的权威，于是他坚持要让罪犯按照俄国军事传统，在自己出现时立马站起来并大声说“我们祝您健康！”，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轻蔑的拒绝。这些囚犯每三人一组被关在大牢房里；他们可以订阅报纸，可以有自己的书、笔和纸；他们可以定期运动，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他们宽松的镣铐能在晚上卸下来；食物还过得去，这些人有时甚至可以到厨房给自己做饭。但是后来，罪犯和警卫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在1907年1月一次查房时，警卫搜出了一段厚木板，那是罪犯从墙上扯下来的，用来挖掘隧道。不久之后，警卫在流放者某本书的夹缝中发现了一张假证件。于是，博戈亚夫连斯基剥夺了流放者与亲人用除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通信的权利，这个决定让几个波兰人、几个犹太人和一个芬兰人失去了与家人通信的机会。这一举动令罪犯和监狱官员做出了一系列升级的行动：绝食，收走床垫、钢笔和纸张，“抵制”警卫的一切指示。这些行动的高潮是政治犯的首领德米特里·塔赫乔格洛被单独监禁了两个星期。39
塔赫乔格洛生于1877年，是一位来自俄国西南部的赫尔松省的贵族。他曾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物理与数学系学习，并在那里参与学生运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革命中，塔赫乔格洛被认定意图谋杀一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警察，被判处死刑。然而，在《十月宣言》之后，他的刑罚减为十五年苦役。塔赫乔格洛刚一到达托博尔斯克，当局就发现他是“监狱管理系统的顽固敌人，他拒绝服从看守的命令，并在狱友当中享有极大的权威，他们将他视作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重要革命人物”40 。
在政府于帝国境内实施广泛镇压的刺激下，1907年7月16日，监狱内的紧张局势演变成公开的冲突。这一次，导火索又是政治犯遭遇鞭打。第二监狱的革命者听说，城镇另一端的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中有三名同志遭桦树条鞭打。41 十六名愤怒的罪犯决心发起暴动，并向博戈亚夫连斯基递交了一份声明：
我们听说了三位同志遭受的惩罚……我们表示，鉴于此举，托博尔斯克管理机构已经向所有政治犯宣战。我们这些在第二监狱的政治犯决定应战，在此宣布：我们宁愿死在不受约束的暴君手中，也不愿忍受被嘲弄，不愿忍受每个人都应享有的神圣权利被侮辱。42
那天晚上，囚犯给各自的朋友和家人写信。塔赫乔格洛写道：“已经过卢比孔河了！”伊万·谢苗诺夫是他的一个同伴，他是个来自特维尔省的农民，后移居圣彼得堡，在这座城市的大工厂普洛提夫工厂中既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革命。谢苗诺夫为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银行抢劫，因而获刑二十年苦役。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母亲：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会向您详述发生了什么事。我简单跟您说。他们用桦树条鞭打了我们的三位同志。我们不能忍受这种耻辱，所以我们决定用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耻辱。明天我们将发动暴动，他们很可能会用刺刀对付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死去。我亲爱的母亲，我请求您，不要为我哭泣，不要责备我给您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这么做。我不会解释为什么，因为您不会明白。那么，原谅我吧，再见了！我永远亲吻您。
您亲爱的儿子43
正如谢苗诺夫预计的那样，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天这十六名政治犯用床板和家具腿武装起自己，拒绝让看守进入牢房搜查，他们声称：“你们可以实施搜查，但你们必须先杀死我们所有人！”警卫叫来了博戈亚夫连斯基，他与另外二十名士兵和警卫一起来到现场，囚犯在大喊“绞刑吏！吸血鬼！”。监狱长命令下属守在每个牢房的门口，如果他们做出任何抵抗，就让他们看看“混蛋行为”。博戈亚夫连斯基下令把手持木板的塔赫乔格洛和他的两个同志关进惩罚牢房里。为表抗议，革命者开始打破窗户，用木板砸碎房门，于是，紧张的士兵向这些闹事的囚犯开枪。等到士兵服从了停火的纷乱命令时，谢苗诺夫头部中弹而死，七名囚犯受伤。44
1907年11月，这些暴动的流放者被送到军事法庭，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有同情心的听证会。著名律师、政治审判老手谢尔盖·阿尼西莫夫从圣彼得堡来到托博尔斯克，为他们进行辩护，他向法庭做了雄辩的结案陈词：
在俄国，考虑到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悲剧性特质，那些让人们在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拥有主导地位的品质，让他们沦为了政治犯。在俄国的生活，使得每个对被践踏、被侵害之人怀有深切同情心的人，每个拥有某种道德独立性且能够在生活中不必跟自己的良知做出巨大妥协的人，都成了所谓的“政治人物”。在不可能存在公开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当中的每一个早晚都要迎来监狱、流放、苦役和镣铐。
阿尼西莫夫向那些审判这些政治犯的军官解释，人格尊严对于这些革命者的意义，就像军事荣誉对于军官的意义一样重要。鞭打他们意味着“损害他们的人格”。阿尼西莫夫把这些革命者的抗议与1889年集体服毒的“卡拉惨剧”联系在一起，并强调像伊万·谢苗诺夫这样的革命者愿意以死来表示对同志遭到鞭打的抗议。甚至控方律师也请求法庭宽大处理，这些人被判处象征性的单独监禁十天，苦役刑期延长六个月。这样的刑罚类似于宣判无罪，表明管理机构里的有些人想要缓和而不是升级与革命者的对抗。45 但是，这种克制政策即使不是不可能维持的，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发生的大规模逃跑事件，说明了囚犯和警卫之间日益激化的对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开设于1873年，直到20世纪，它一直都是西伯利亚最先进的刑罚机构之一。那里拥有宽敞、通风良好的牢房和车间，一个图书室以及一所学校。开明的监狱长法杰伊·萨维茨基甚至允许囚犯组建管弦乐队，在一个简易剧院中演出。46 这种自由主义管理制度是设计来关押那些快要服完刑期的囚犯的，因此几乎不具有让囚犯挑战警卫权威、试图逃跑的刺激要素。但是，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进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的政治犯人数激增：到1907年底，这里关押了约四百名被判服苦役的政治犯，其中四分之一的人要终身服苦役。47
暴力事件在1908年4月10日爆发。按照预先安排的信号，一个监区的二十名罪犯袭击了警卫。他们用一个从车间里偷带出来的钝器将一名警卫打死了，夺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又开枪打死了两个警卫。随后，他们拼杀过警卫室，又杀死一个看守，重伤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政治犯被一个守卫打死。这些罪犯最终逃离了监狱，潜入了附近的森林里。但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好：那天晚上的大雪延缓了他们的行进速度，骤降的气温使得在林中存活困难。依令来到监狱的士兵成功追踪到了他们，并迅速逮捕了其中几个人。48
9月，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军事法庭判处其中十五名逃犯死刑，这一次，当局对逃犯家属乞求宽大处理的举动无动于衷。1909年2月9日，这些囚犯在伊尔库茨克监狱里服毒，预先执行了自己的死刑（但只有一个人被毒死）。下个月，尼古拉二世把幸存者的刑罚减轻为终身服苦役。49
沙皇临时性的宽赦并没有打破西伯利亚监狱内不断升级的残忍循环。在民众支持和同情者网络的鼓励下，激进且愤恨的政治犯在逃跑时能够发起武装越狱和暴力抢劫。1906年10月10日晚，二十七名政治犯孤注一掷地尝试逃离伊尔库茨克监狱。他们制服了警卫，抢夺了他们的武器，把他们捆绑起来，堵住了他们的嘴，接着打开了普通罪犯的牢房，把狱友们都放了出来。当监狱长前来调查这场骚乱时，他遭到了攻击和殴打，五天后因伤而死。他的副手也来到牢房里，被囚犯抢来的枪打死。一名受伤的警卫在走廊被殴打致死。这些罪犯来到院子里，但发现监狱的大门是锁着的，在警卫开枪时，他们奋力爬上了一个车间的屋顶，从屋顶跳出了围墙。十七名囚犯成功逃脱，十人死亡，五人受伤。50
这样的逃跑可能会引发血腥但为时较短的动乱。1908年8月至1909年1月间，叶尼塞省图鲁汉斯克地区的流放革命者发动了一场越狱、抢劫和谋杀结合的活动。两名无政府主义流放者因涉嫌暴力抢劫商店和盗窃武器、钱财而被捕，随后警卫将他们押送往叶尼塞斯克。途中，约二十名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被流放的波兰士兵开枪袭击了运送队伍，杀死了两名警卫，释放了囚犯。随后，这些革命者在这个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武装抢劫和谋杀，从邮局、商人和富农那里“征收”了数万卢布。他们杀死了两个警官、两个哥萨克人和三个商人。12月20日，他们袭击了图鲁汉斯克城，释放了当地监狱里的政治犯，然后潜入一家警察局，偷走了印章、制服和通行证。1909年2月，增援——一支由哥萨克人和步枪兵组成的骑兵团——才赶到，开始追捕这些叛乱分子。几天后，这些革命者遭围困，几个人被枪杀，后来其余的人投降。一股镇压浪潮席卷这个地区，约一百五十名政治流放者因涉嫌协助这些逃犯而被捕。51 这些争取自由的活动的暴力程度和绝望程度，以及政治流放者让当地人遭受的随意暴行，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革命者对监狱负责人员展开报复，恐怖主义在西伯利亚城镇也十分猖獗。守卫和警卫或许在监狱和刑罚堡中居支配地位，可是在监狱和刑罚堡外面，他们非常容易被态度坚定、组织良好、行事冷酷的刺客伤害。
1907年夏，军事法庭不是托博尔斯克城唯一一个进行审判的法庭。7月14日，即狱方鞭打三名政治犯的那天，博戈亚夫连斯基收到一张纸条：“我们听说……你残酷地对待我们在政治流放者和普通流放者当中的同志，因此，我们判处你死刑并且会立即执行。”纸条上的签名是“隐姓埋名”。两个星期后，当博戈亚夫连斯基在叶尔马克公园坐在马车里时，一个不知名的刺客用勃朗宁手枪杀死了他。刺客在随后的混乱中趁机逃跑了。52
在展现1905年以后西伯利亚革命运动的影响范围、组织性和力量方面，刺杀博戈亚夫连斯基的行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场枪杀事件是由监狱外的激进分子们实施的预谋处决。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革命者在自己与监狱看守所进行的斗争中会诉诸舆论法庭；现在他们要求充当舆论法庭的审判的代理人。53
尤里·米图斯后来从涅尔琴斯克刑罚地区的负责人升任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监狱的巡视员，他曾在赤塔出差，于1907年5月27日入住新中央酒店。一名年轻女性与米图斯乘坐同一列火车抵达赤塔，并且入住了同一家酒店，她通行证上的名字是利迪娅·尤什科娃，是一个教区牧师21岁的女儿。第二天早上，她告诉看门人，自己想去拜访米图斯。这位监狱官员同意在餐厅见她。这个年轻女性在餐厅向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探视一位囚禁在米图斯治下的马尔采夫监狱里的政治犯。米图斯接过请愿书，走到窗前开始读起来。就在那时，尤什科娃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冲着米图斯开了一枪，打中了他头颅的下部。米图斯倒地而死。
尤什科娃逃离了那栋楼，但酒店门卫瓦西里·叶夫列缅科夫在后面追赶她，并在集市附近将她抓住。叶夫列缅科夫呼喊围观者帮助他，但却遇到了俄国公众对法律和制度的效力的深切矛盾情绪。据官方调查显示，这个门卫“不仅没在人群中得到同情和协助，恰恰相反，有些人说这件事完全不关他的事，如果他坚持这么做，他会被杀死”。由于受到恐吓并且寡不敌众，叶夫列缅科夫只好把尤什科娃放了。尤什科娃喊着：“让我走！我只是照办同志的指示！”随后跳到等待着她的马车上，然后消失了。54
几天后，社会革命党人制作的1500份公告开始在东西伯利亚传播：
公民们！注定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了！5月28日，按照社会革命党的命令，其流动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处决了外贝加尔监狱的巡视员和涅尔琴斯克刑罚地区的前负责人米图斯。我们同志开的枪是人民的法庭最后的愤怒语言。米图斯是政府在阿卡杜伊和阿尔卡奇（位于涅尔琴斯克）杀害和折磨我们被囚禁的同志——其中也有妇女和病人——的代理人，他甚至是鼓励这些做法。
沙皇专制政权的代表在整个国家面前声称，把监狱变成暴力和酷刑盛行之地，只不过是沙皇工作热心的行刑者“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因为政府的回应，政府自己定下了米图斯的死刑，于是，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自己有义务执行这项处决。55
接着发生了更多此类暗杀事件。一个月后，四名袭击者开枪射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的监狱长斯米尔诺夫，那时他正坐着马车穿过该城。斯米尔诺夫逃过了第一波射击，然后徒步逃亡，但恐怖分子在街上追赶他，赶上他后对他开了十五枪。当局很快就拘留了一个名叫彼得·罗夏科夫的嫌疑人，此前他已经被认定参加1905年12月在该市爆发的武装起义并被关在托木斯克，但之后逃跑了。罗夏科夫在附近的一个小酒馆被捕，当时他身上持有一把纳干转轮手枪，里面有三发子弹，叶尼塞省省长称他是“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能够犯下各种罪行”。当局将他移交给了军事法庭。法庭认定罗夏科夫犯有暗杀罪行，判处他死刑。尽管他的母亲为他求情，但是他还是于1908年10月25日被处决了。56
同时，在托博尔斯克，塔赫乔格洛和他的同志或许是在军事法庭上遇到了有同情心的听证会，但是地方官员认为，监狱里缺乏纪律的问题要对他们的暴动负责。博戈亚夫连斯基遇刺后，接替他的伊万·莫吉列耶夫决心让该城不守规矩的囚犯就范。这一次，对抗会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上演，因为当局把大多数政治犯送回了那里。围绕着进入厨房和戴镣铐的争论引发了抗议和镇压的相似循环。这些对抗扩展到了城镇广场；莫吉列耶夫甚至把罪犯食物的样品放在监狱门前，以向托博尔斯克居民表明罪犯们并没有受到虐待。不过，这些作秀的举动无法扭转民众的看法。有关监狱里的虐待行为的报道仍在地方新闻界传播：莫吉耶夫将罪犯锁在一个“闷热”的惩罚牢房里，在里面，“他们因为高温而气闷”，“像苍蝇一样死去”57 。
1907年秋天，莫吉列耶夫下令，所有罪犯都要戴上镣铐，头发要剃去；三个罪犯挑衅性地摘下了自己的镣铐，他让人鞭打了他们。这种残忍行径在监狱中引发了一波抗议。罪犯们开始敲击窗户，用瓶瓶罐罐敲打牢房窗户的铁栏，尽全力大声喊叫。整个城镇都可以听到喧闹声。莫吉列耶夫不甘示弱。
这位监狱长没有被吓住，他继续实行镇压。肉刑使用得十分普遍。轻微的违规行为（例如罪犯不愿意在看守出现时摘掉帽子）以及更为严重的罪行（如蓄意逃跑），都会招致肉刑。托博尔斯克被称为“桦树条的地带”。莫吉列耶夫拒绝给予监狱医生把罪犯送往医务室的权利，坚持要求病人也要始终戴着镣铐，开始设定病人的口粮配给，把一些囚犯从医院里转移出来并单独监禁。他特意报复性地对待塔赫乔格洛，下令抽走防止镣铐擦伤脚踝和手腕的皮条。塔赫乔格洛几个月内不能接触书籍和书写材料，他被故意安排在关押最危险的普通罪犯的牢房里。58
和西伯利亚的很多监狱一样，这座监狱正成为一位当时的记者口中的“政治斗争的公开场所”。1908年1月7日，看守想要将一名不服从监管的罪犯转移到惩罚牢房，这个犯人的几十个狱友起而抗议。他们高喊：“把我们都逮捕吧！”莫吉列耶夫下令逮捕了为首的人，但此举却在整个监狱里煽起了骚乱的火焰。莫吉列耶夫召集了援军，要求把这些人从牢房里拖出来，但这一次，警卫自己蒙受了损失。七名囚犯受伤，但一名囚犯抢到了一把左轮手枪，向警卫射击，造成了警卫一死一伤。59
1908年3月，叛乱牢房中的十三名囚犯因谋杀罪行被一个在监狱里的军事法庭审判。原告援引国家法律，将被告描述为暴力的狂热分子。相反，被告援引自然法，努力描绘一幅专制和残酷制度的图景，这种制度逼得他们起义。为了求助于舆论法庭，在被告席上的人请求把自己的裤子脱下，以展示莫吉列耶夫的多次殴打留下的伤痕，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
这一次，当局不会表现任何克制和宽仁。法庭认定这些囚犯合谋杀害他们的警卫、蓄意谋杀，判处他们绞刑。鄂木斯克地区的军事长官伊万·纳达罗夫将军没有法外开恩，于是，这十三个人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那里的境况现在非常可怕，因此，当其中一个死刑犯终于看到行刑台时，他大声疾呼：“啊，你在这里，我亲爱的绞刑架，我美丽的阳光，你终于来了！”参加这场绞刑的监狱医生出现了精神失常，随后离职。60
这场处决过后，监狱里的镇压还在继续。7月，塔赫乔格洛试图用锋利的笔尖割腕自杀；还有四个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行刑的恐怖状态和自杀事件传出了监狱，在整个城镇散播。托博尔斯克杜马的议员尼古拉·斯卡洛祖博夫向彼得·斯托雷平首相抗议“托博尔斯克监狱（位于城镇中央）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噩梦”。在受难周，他写道：“人们无法睡觉，由于紧张而啜泣。祷告仪式在城镇的教堂和（索菲亚）大教堂里举行，而在隔壁，在监狱围墙那一侧，有13个绞刑架。”“当墙内的人正在闷热的惩罚牢房里被狠狠地鞭打、殴打、折磨，被绞死时”，托博尔斯克的居民怎么能“在墙外平静地生活”？托博尔斯克的社会革命党人向当地居民和当地的驻军分发了布告，谴责监狱里的“兽行”61 。
绞刑的报复来得很缓慢，但肯定会来。莫吉列耶夫已经作为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长官存活了一年半，但是他现在是个被盯上的人。尽管当地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的一些人认为暗杀行动只会让他们在狱中的同志遭受更严厉的镇压，但一位名叫尼古拉·希什马廖夫的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于1909年4月前往了托博尔斯克。他在监狱外熙熙攘攘的广场上游荡，当莫吉列耶夫抵达时，他走上前去，开枪把他打死了。与在赤塔的同志不同，希什马廖夫没有得到有同情心的旁观者的帮助，而是被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
社会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迅速印制了另一份顶端写着“权利必须通过斗争赢得！”的布告，并把它们分发到托博尔斯克各地：
1909年4月20日，社会革命党乌拉尔地区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杀死了托博尔斯克苦役监狱的监狱长莫吉列耶夫。这名监狱长因残暴的折磨和对我们在狱中的兄弟、同志的嘲弄而被社会革命党判处死刑。62
法庭判处希什马廖夫绞刑，但他在行刑前夜服毒自杀身亡。同时，莫吉列耶夫被埋葬在城镇公墓里他的前任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坟墓旁；他的讣告刊登在官方期刊《监狱先驱》上。现在，就像革命者针对监狱看守所做的那样，看守开始编制他们自己的殉难谱系。63
约300年前，鲍里斯·戈都诺夫将叛乱的乌格利奇人和被噤声的铜钟流放到托博尔斯克，让他们在政治上被遗忘，现在，这个城镇本身已成为国家与其国内敌人之间公开斗争的舞台。1907至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上演的血腥戏剧是1905年革命的缩影。积极分子刺激着狱方实施野蛮的镇压，而这种镇压只是进一步疏远了在狱中的数万囚犯，疏远了在监狱外的数十万流放者及其家属。塔赫乔格洛在1907年的审判中敏锐地指出，政府在监狱里的严惩“只是扩大了当局与人民之间的裂隙”64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政府的镇压没有减轻的迹象。激进的记者韦涅季克特·米亚科京抗议称，西伯利亚的监狱制度现在“被有意设计得……能尽可能多地为罪犯制造困境，不管大小”。1913年在阿尔卡奇监狱里，看守侮辱性地对囚犯们使用了俄语中不合礼节的“你”，囚犯拒绝答复他们，便被投入惩罚牢房中。如果在看守出现时拒绝立正，狱方会给罪犯戴上镣铐，把他们关进黑暗、狭窄的惩罚牢房里，收走书写材料、床单、书籍等物。囚犯们通过绝食和自杀来抗议这些惩罚。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终身服刑的一名苦役犯不让人给他剃头，因为剃头是“羞辱性的”。在单独监禁期间，他试图用玻璃碎片割腕自杀；第二天，另一名罪犯也这么做了。在阿尔卡奇，为了抗议一名同志遭到鞭打，7名政治犯试图自杀。65 1912年，在涅尔琴斯克的库塔托尔斯克监狱里，年轻的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伊兹拉埃尔·布里隆因不服从命令、暴力反抗警卫而被鞭打，这件事在他的同志当中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他们开始绝食，看到看守拒绝让步后，4个人自杀，有的人服毒，有的人用刀子。1900年，在托博尔斯克省的监狱中，有10名罪犯自杀；1909年，不少于145名罪犯自杀。66 狱中自杀成为革命者跟国家之间的无情斗争与他们愤怒的无能为力的晴雨表。1900至1914年间，国家赢得了这场持久的力量测验，但付出了代价。
在1905年之前的10年间，逮捕、流放和监禁成功地破坏了革命者的活动，摧残了很多人的身心。但是，这些举动强化了革命者在同时代人眼中的地位，使得其他人变得激进。随着西伯利亚的前流放者要求担起革命领导权，牺牲和苦难都将成为在1917年的道德权威的一个来源。1905年革命使西伯利亚的监狱从一个激进分子精英与众不同的标志，转变成了一种成千上万名政治化的沙皇臣民——他们来自帝国的各个角落、各个社会阶层和民族群体——共同的命运。
西伯利亚的监狱也是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的利器，但它们是柄双刃剑。监狱里挤满了愤怒、有敌意的革命者，它们不仅仅是监禁和惩罚场所，还是报复心切、无法安抚的仇恨的孵化地，这种仇恨将在1917年在帝国各地爆发。
1910年7月1日，位于托博尔斯克的鄂木斯克军事法庭将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政治犯谢尔盖·维尔科夫判处死刑，罪名是他参与谋杀了一名监狱警卫。维尔科夫在下午4点回到惩罚牢房，然后坐下来给监狱当局写了临终遗言。维尔科夫潦草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小加图的英勇自杀的回响。公元前46年，加图宁愿选择剖腹自杀，也不愿屈从恺撒的暴政，虽然这种暴政是以“恺撒的恩惠”1 的形式表达的。同样地，维尔科夫也拒绝了沙皇俄国的司法制度和沙皇的赦免：
你们是强盗和凶手，而不是实行审判的人！你们无缘无故地判处我死刑，但是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怎么绞死自己，没有你们的绞刑执行人，我也能做到。即使我的死刑被改判为服苦役，我也不想再活下去。至少我再也看不到暴政了！67
维尔科夫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而自杀；通过自杀，他不仅否认了国家杀死他的权力，也否认了国家通过宽赦赐予他生命的权力——这是对沙皇的父权权威更激进的挑战。1826年，一名十二月党人曾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感谢他把死刑改判为服苦役，从而“赐予了我生命”。近一个世纪以后，新的革命者队伍不会容忍这样的宽宏大量。维尔科夫的自杀遗书是对宽赦的一种痛苦、令人惊叹的拒绝。这个年轻的囚犯不是为了躲避绞刑架而选择自杀，而是为了预先阻止缓刑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颠覆了或许是君主权力的终极展现：不是夺取生命，而是赐予生命的权力。68
维尔科夫的自杀遗书也是对定他死罪的国家的死刑判决。这位革命者在满怀热情的信念中自杀，他相信，沙皇专制政权的权威终会被剥夺，展露出国家的腐朽内核。等到那时，沙皇的权力将现出它诡计多端的原形，那些因为被欺骗而支持沙皇政权的人会转而攻击他们的统治者：
你们这些盗贼和凶手对夺取了这么大的权力感到高兴！……你们这些刽子手已经杀害了无数人，还在继续杀戮！你们这些寄生虫啃食着诚实、勤劳的人，你们夺去性命，只是为了饮下更多的血！农民供养你们，你们却通过众多士兵统治他们。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你们原来是骗子、盗贼、凶手和放荡者！到那时，你们不会被宽恕！
维尔科夫的尸体在1910年7月1日晚上9点被人发现。他把绳子绑在他的床靠着的墙上，然后躺在地上，慢慢地把自己勒死。69 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不但拒绝了宽赦，还发誓永远不会赐予宽赦。的确，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自己的敌人没有怜悯，只有报复。那位赐予生命的权力曾被维尔科夫唾弃的专制君主，最终会在西伯利地下室里死于革命者的子弹。70
1 “对于我来说，”他说，“如果我要通过恺撒的恩惠来保命，那么我应该自己去恳求他。但我不会欠一个暴君的恩情，因为他的暴虐行径。如果他要饶恕他无权去统治的人们，这就相当于把他当作他们的合法主人，这对他来说是僭越之举。” ptarch’s lives , trans john dryden, vol 2 (new york, 2001), p 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