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秉昆对那盲少年内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他对自己的突然一跪。
那一跪让秉昆悟到了一个道理——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里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里的丑恶更甚。
那时周秉昆内心里空空荡荡的，然而并不是虚无的状态，他觉得有种类似块根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开始发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内心充满了忧伤。
秉昆在“上坎”的坡路上遇见了肖国庆、孙赶超等五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口中呼出的酒气。
红脸大汉似的孙赶超说：“瞎掰！我们明明都看见你是从太平胡同走上来的，还在胡同口站了半天，好像胡同里有人送你似的！”
“是个姑娘吧？”
“那还用问？不是个姑娘他能站那么久吗？”
“听说，那胡同里还有不少人家没户口呢，秉昆，你可千万别被一个没户口的小狐狸精迷住，以后麻烦大了！”
他们真一句假一句嘻嘻哈哈地打趣他，唯独肖国庆一声不响背对着他。
秉昆说自己为了抄近道才走太平胡同的，也问他们干什么去了。
孙赶超说他们去肖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肖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才二十三岁，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的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肖国庆家度蜜月。
肖国庆终于朝大家转过身，抗议道：“干部就是干部，你干吗非加个老字啊？我姐夫才三十几岁，你们都看到了，老吗？”
大家就争着证明不老，看上去很年轻。
孙赶超说：“你这家伙较什么真啊！”他将肖国庆往周秉昆跟前一推再推，推得他俩几乎撞脸了才作罢。
孙赶超又说：“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昆，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不许错过机会，问他！”
另外三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
秉昆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肖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
肖国庆说：“问就问！秉昆你诚实地回答我，你跟哥儿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地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发飙要用木板拍你？”
秉昆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肖国庆真挚地说：“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遂将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
大家听他说得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与人说罢了。
孙赶超又问他，怎么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
秉昆反问：“都想听？”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想听！”
又问：“简单说也得说上一会儿，宁愿站在路边挨冻？”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
这些底层人家的小儿郎，从没与上层人士接触过，同类中若有谁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受到垂爱，他们不但羡慕，当然还极感兴趣，因为或许会从中学到经验和技巧。依他们想来，能帮周秉昆那么快调成工作单位的人，肯定是上层人士啊！
在他们对社会阶层谱系的认识观念中，科长级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厂的厂长、派出所所长们，统统都属实权人物；而处以上包括处级干部，则便是所谓上层人物了。
秉昆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他们以前去过周家，见过周家的大美人儿周蓉。秉昆没讲几句，他们又都兴趣索然不想听了——从美人儿与上层人士家的儿子的关系中，他们不可能学到什么啊！前提太苛刻了啊！
孙赶超第一个说：“秉昆，那什么，以后再听你讲吧，哥儿几个还要到别处去。”
秉昆却恼火了，不快地说：“你们非让我讲的！我刚讲你们就走那不行！不想听也得给我听完了，谁走我和谁绝交！”
他一认真，大家就不便走了，都不愿让他扫兴。
肖国庆首先表态说：“那咱们就听秉昆讲完吧！要不确实是咱们不对了。”
于是，他们都像小朋友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似的，一个个挨着冻，耐着性子，表现良好地听周秉昆讲下去。
秉昆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同自来水龙头拧开了，并且是长期锈死的自来水龙头被蛮劲儿拧开了，螺丝口拧秃噜了，不太容易关上了；肖国庆、孙赶超们则渐渐听得有兴味了，入迷了。大美人儿秉昆的姐姐与当初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后来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儿子之间那种一波三折的关系，是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一种男女关系，太特殊了呀，太不一般化了呀！反正周蓉并不是自己的姐姐，他们对她行为的评论，便不像周秉昆那么痛心疾首，竟然都说周蓉太了不起了，简直可歌可泣！一个个净说歌颂的话，秉昆自己却讲得泪汪汪的。待秉昆讲到求蔡晓光时的自卑，讲到在酱油厂备感屈辱的状况时，大家的表情反而都大为轻松了。
孙赶超问：“讲完了？”
周秉昆跺着脚说讲完了，他的脚已冻疼了。
肖国庆问：“照你的说法，你们周家不可能再与蔡家有什么关系啰？”
秉昆高叫道：“哎，我讲了半天你究竟认真听了没有啊？我说我们两家有什么关系了吗？问问他们几个，我说了吗？”
其他人都摇头证明根本没有。
秉昆脸颊上都冻着泪痕了，他不无失落地说：“就我姐与蔡晓光有过那么一段古怪关系，我求了他一次，他帮了我一次，我俩以后也就剩再见到时点点头说几句话的关系了。我姐与他的那点儿古怪关系被我一次性用完，而且用得也不好，结果与没用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一回事。”
孙赶超说：“听，反应多快，立刻封咱们嘴，怕咱们以后会让他间接求那个蔡晓光帮什么忙似的。”
秉昆说：“你还挤对我！我揍你！”挥拳便朝孙赶超打去，肖国庆及时横移一步，挡在二人之间。
肖国庆瞪着孙赶超说：“我那么问确实是因为没太听明白，你那么说秉昆也确实是挤对他，不够意思！”
他拥抱住秉昆，如同秉昆刚才拥抱住他那样，轻拍着秉昆后背安慰道：“好秉昆，别难过，像咱们这些货，有时得认命，不认命是自寻烦恼，自寻烦恼多没意思！”
于是其他几个一个个拥抱秉昆，也都拍他后背或脸颊，鹦鹉学舌般地安慰。他们和周秉昆一样，在那一日以前，都是没安慰过别人的青年，也几乎都没怎么被别人安慰过。
周家终究并没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平衡。人的心理是奥妙无穷的，当受到某类事负面影响开始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却终究还是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平衡以后，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愉快。
那时的肖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地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却都拿自己内心里那份儿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昆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致，而他们心情疑重是由于对他的深切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的一些事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垒的豁口，流淌般地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昆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些微的愉快劲儿还没消散，邀请他们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他们都挺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
与他们分手后，秉昆独自往家走时，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亦无麻疹起红斑。
寻常人生寻常过，
有限快乐胜黄金……
他记得姐姐在家中高声朗读时，哥哥、郝冬梅和蔡晓光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仿佛那是一首她自己写的诗，而且写的正是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姐姐的一头秀发天生有些卷曲，民间的说法是自来卷，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姐姐还没出过疹子，人人都有的身体内毒小时候转移到头发上，将头发烧出卷来了。母亲对此心存忧虑，经常嘱咐姐姐一旦发烧了千万别大意。因为按民间说法，小时候没出过疹子的人身体的内毒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一点儿小病引起大病，给人颜色看。
他记得自己当时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保尔式的青年革命者？
姐姐停止了朗读，依次看着哥哥们的脸，显出被高端问题难住了的样子，那意思是本姑娘才疏学浅，但你们总不至于也被难住了吧？
蔡晓光肯定地说：“没有。”
郝冬梅不怎么肯定地说：“也应该有的吧？”
哥哥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不仅仅无产阶级的伟人才是伟人，无产阶级的英雄才是英雄。如果这种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认为马丁·路德·金……”
姐姐大声制止道：“打住！”她从兜里掏出几角钱，朝秉昆一递，板着脸命令：“买冰棍去。”
他当时不得不起身买冰棍去了，所以直到那日他也并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何许人也。
由马丁·路德·金，他忽然想起了那首关于百日咳与麻疹的诗的作者是马克·吐温。这使他的小愉快又多了几分。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他不由得喊起马克·吐温的诗句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那么大声。周秉昆已经多次喊过革命口号了，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他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喜欢起上面一首诗来——蓬松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如果能看到也允许看），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他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病了，被几乎无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来了。他不但可怜自己，还可怜那些专爱革别人的命、似乎认为人活着就是要革别人的命、分分钟都应该不忘革别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国庆、孙赶超们和自己在此点上是一样的。他们也被“革命人”搞出病来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谈罢了。
忽然他不喊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
那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小龚叔叔三十四五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秉昆同代的人长大。秉昆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龚叔叔。
小龚叔叔朝他招手。
周秉昆惴惴不安地走到小龚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你没喝酒嘛。”
他说：“小龚叔叔，你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小龚叔叔问：“那我们秉昆失恋了？”
他双腿一并，敬礼道：“报告小龚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小龚叔叔表情严肃了，质问道：“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失恋啊，痛苦啊，你敢说你刚才没喊？”
他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
小龚叔叔批评道：“歪诗，纯粹是歪诗！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好的，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白天不许，晚上更不许。这是在咱们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恰巧也被一名并不认识你的民警听到了，还不将你当疯子带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样了，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疯子很麻烦。需要街道开证明，说不定还得咱们派出所去人把你领回来，而那个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给我找事儿吗？这还是较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没疯，却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还能说清楚吗？我能轻易把你保出来吗？”
秉昆觉得小龚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我可以走了吗？”
小龚叔叔说：“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呢。不爱听是不是？不爱听是错误的！”
小龚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秉昆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在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指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家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韩伟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用纸折些小动物，但那也算不上什么特长……不过，也算吧。”周秉昆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秉昆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离世，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
小龚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原来，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秉昆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将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将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便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秉昆再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致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共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兴高采烈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秉昆问：“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小龚叔叔说：“对。你怎么猜到的？”
秉昆说：“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小龚叔叔叹道：“他那时要是能听进去，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红五类’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人家能说误会了，继续玩吧！秉昆，人家能那样吗？”
秉昆小声回答：“不能。他们不当回事儿，就犯错误了。”
小龚叔叔激动起来：“还是的。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吧？可他自恃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某些人正因为是哥们儿，那就非参加不可，非批判你不可，否则不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吗？可一批判他，他受不了啦。趁人没注意，从四层楼跳下去了。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也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呀！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娇气、任性的，都不是好青年！毛主席怎么教导你们青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是不是？怎么，批别人、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呀？哎，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是区公安系统的模范民警，是负责咱们这一片青年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民警。短短半个多月里，你们光字片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哎，你替我想想，我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吗？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些不三不四的话，老实说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我快被压力压趴下了，我怕了。晚上开始做噩梦了。”
秉昆说：“小龚叔叔，你的烟灭了。”
小龚叔叔这才扔掉烟头，尽管灭了，还是狠踩一脚，使劲儿辗入雪地里。
秉昆完全理解他的复杂心情，说：“小龚叔叔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惹任何麻烦。”话中充满同情，有对小龚叔叔的，也有对韩伟的。
小龚叔叔谆谆教导他说：“不是给我惹不惹麻烦的问题。与我的责任有关的事，再麻烦我也得担起来。你们光字片的青年，要争取活出个人样来！光字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出社会不良分子的地方，别的区都这么说，你们得凡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啊！”
秉昆对肖国庆们倾诉了一通渐觉变好的心情，听了小龚叔叔一番话后，又变得糟透了。韩伟的死不同于涂志强的死。他与韩伟关系一般，却还是心生悲悯，而那悲悯还无法表达。方才已冻脚了，此时仿佛周身寒彻，他急欲脱身。
他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似的说：“小龚叔叔，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龚叔叔接着表扬了乔春燕和秉昆的母亲，说春燕将会是第一个为光字片争光的女青年。
一名市级服务行业的标兵，不仅要有先进的工作表现，在街道也要有良好的口碑。小龚叔叔希望秉昆向光字片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们打打招呼，市里派人来光字片了解情况时，大家应该多为春燕说好话。这也是为光字片争取荣誉。秉昆真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小龚叔叔说，秉昆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街道干部——某日一个小孩将家中的毛主席瓷像碰落地上摔碎了，当妈的不知怎么办，于是把秉昆的母亲找了去。秉昆的母亲沉着冷静，方寸不乱，把那件不好的事处理得妥妥帖帖。她先与那家的妈和孩子共同请罪，之后裁了些红纸，将碎瓷片一一包起，亲自送往十几户好居民家里，说那是“宝瓷片”，说不怎么好的居民家还不给，有幸得到的人家要好好珍藏……
“你看，那么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处理不当，被小人当成把柄，上纲上线，起码会搞得一条街鸡犬不宁。小人哪儿没有啊？哪儿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露峥嵘，好人就不得太平了。你妈处理得多高明！秉昆你要向你妈学习，我也要虚心向你妈学习。咱们警民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聪明的方法，将光字片建成一条条社会主义文明街道，你说对不对？”
听别人表扬自己的妈，秉昆很不好意思。母亲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一事，如果小龚叔叔不说，他根本不会知道。他也认为母亲处理得挺聪明，但还算不上智慧。依他看来，有小聪明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但有智慧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了。他最佩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小龚叔叔的上级，派出所的老所长。“文革”刚一开始时，因为光字片的街名全与“仁义礼智信”连着，包括小龚叔叔在内的一些民警主张都改了，老所长坚决反对。老所长认为，住在当地的皆是文盲老百姓，不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信”的出处，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是孔子的话。要改就得先将“仁义礼智信”批倒批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革命者何必非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革命也要看效果啊！
小龚叔叔们不以为然，在光字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让小龚叔叔们惊诧不已，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仁义礼智信”是伟大领袖的话，都说意思那么好的街名为什么要改呢？谁想改我们就和谁斗到底。老所长听了小龚叔叔们的汇报之后说：“不改，光字片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就多几分。一改，反而使他们困惑了。一困惑，热爱打折扣了。改与不改，我不参与意见了，你们掂量着办吧！”小龚叔叔们一掂量轻重，思想认识就都统一到老所长一边，决定不改了。后来有几批中学红卫兵到派出所造反，强烈要求废除体现封建思想的光字片街名，小龚叔叔们将老所长的话一说，他们也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秉昆的哥哥听说了，有次对郝冬梅、周蓉和蔡晓光如此评论：“大隐隐于派出所，好一位智者。光字片人家的信和电报，不必担心被邮递员乱投了，他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哥哥下乡前，还怀着敬意去向老所长告别。自从听了哥哥对老所长的评价，秉昆每次见到老所长都礼貌地打招呼。老所长退休了，他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过。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包饺子，他便洗了手，与母亲一起包。他一边包一边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的事？母亲被问得怔住了，反问什么“宝瓷片”的事。他就把路遇小龚叔叔，对方表扬她的话说了一遍。
母亲苦笑道：“那事儿呀，你不细说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妈哪儿懂，不过就是息事宁人呗！这么多事的年月，妈又是街道干部，不学着息事宁人，对不起街坊四邻啊！”
秉昆又问母亲知不知道韩伟的事。
母亲又一怔，反问他知道些什么，从哪儿知道的？
秉昆便把小龚叔叔的话说了一遍，母亲严肃地说：“这小龚，他怎么可以对你说那些！那是违反纪律的，哪天妈见到他要批评他！”
母亲的说法是，上级有指示，不许任何人传播韩伟自杀的原因，厂里对韩伟父母的说法是意外事故。一个入厂后一直表现还不错的青年工人，还是“红五类”子弟，就因为那么一件脑子缺根弦的事自杀了，上级怕真相传开被阶级敌人利用，进一步制造政治谣言。所以，即使对韩伟父母也只说是意外事故。街道干部中，只有母亲和主任知道真相，因为要倚重她俩安抚家属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母亲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戳着秉昆脑门说：“儿呀，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妈对你说过的话。也不可对任何人说小龚叔叔说过的话，那可都是一传开就不得了的事！你给我记住了没有？”
秉昆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他又问：“查出了给公安局打电话的人没有？”
母亲说：“那怎么查得出来呢，公共电话亭收费的人只记得是个穿亚麻厂工作服的人。全厂人都恨死了那个人，包括厂领导。公安局的人也恨死了那个人。确实是个小人，但谁也不能公开说是小人，那不就是政治立场错了？没那么一个小人，闹不出这么一桩出人命的事来！唉，这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