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2）

在三个儿女之间，周母最看重的是长子秉义，周志刚内心里则更爱女儿周蓉，因为她最善于讨他欢心。

冬季的贵州也冷极了，许多地方春节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头仍白着。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单般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来，几个小时就会化得一干二净。然而贵州深山里的人们，这一年已经六七天没见着太阳的脸了。

阴沉的天气使那种湿冷更加恼人，仿佛血管里流的不是温热的血，而是即将结冰的冰水，从里往外感到冷。整个人泡在热水里似乎也暖和不过来，穿得再厚盖几床被子也还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贵州像要停止季节变化，一直那么阴冷下去了。

所谓深山里的人们，不仅指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的小村里的农民（在东北，那么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贵州山区，那么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进行“大三线”建设的来自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省的国防工业大军与建筑大军。

“大三线”建设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革”初期乱了一两年，二三十万人马也曾因为谁更革命分成了几大“造反派”组织，但自从实行军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为红色代称的省革命委员会之后，誓不两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当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为“反革命分子”“破坏‘大三线’建设”的阶级敌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这么多人一下子开进了贵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产生活的物资保障、服务保障都给贵州带来了巨大压力，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贵州与国务院专设了一条保障畅通的红色电话专线。那些人大多隶属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军事通信三大系统。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当年中国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特种部队”“精锐部队”。此外，还有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筑工人大军，他们也是从各省抽调的“精锐部队”，东北籍的建筑工人最多。这是因为东北最先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建筑工人们经过的大规模施工的历练最早，经验最丰富，最善于攻坚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这样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他们抓住机会，发挥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造反”，实际上反来反去，最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闹着被调回本省而已。屈指算来，他们离开本省已近十年，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许多人几经辗转，从陕西、甘肃、新疆再折向四川继而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在哪一个省的生活都是异常艰苦，除了不必经历枪林弹雨，其他方面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革命年代大军团开创根据地的情形。进入贵州深山腹地以后，他们遭遇了多年辗转最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身心疲惫，思亲想家，巴望早点儿有人来替换他们，让他们能赶快回家，重新过上以前那种每天下班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正常生活。他们毕竟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并不真的是军队的士兵，而且“大三线”建设毕竟难以让他们产生抗日救亡般的光荣感。他们起初都是满怀建设热忱，但时间一长，艰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无休无止，难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气了。他们以为，既然有人为了共同的想法带头，自己跟着那么一闹，兴许很快就会闹成功，早日与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团圆了，却不料将自己所推举并拥护的“造反派”头头们推进了“反革命”的深渊。头头中自然有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趁机当官，进而借着政治风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鲜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断非每一个想摘的人都能称心如意。投机之“机”属于玄机，瞬息万变，寻常人难以掌握其中奥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有的人青云直上，也是连自己都根本没想到的。一进入角色，命运之舟也就只能任由大风大浪抛掷，自己根本驾驭不了。

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投机须有大投机家的胆识与谋略，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中产生的投机者，连投机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机分子而已，哪里具有大投机家们那种雄厚资本和经验谋略呢？故军队一到，他们的下场都很可悲。

工人们原本普遍以为，他们是共和国最有权利发发脾气的人。作为别妻离子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表达不满有充分理由——也该有人来替换替换自己了嘛！劳苦功高的“领导阶级”，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吗？但是解放军一严厉，他们很快就明白，还是夹紧尾巴乖乖听话的好。如若不然，他们的那些“头头”的下场，随时可以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

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就整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每一名具体工人而言，只不过就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就得有普通劳动者的样子！

于是，他们都领会到——谁也别再挑头闹事，那样做没有好果子吃。局面平定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精神得到继续贯彻，生产竞赛活动由党员工人及工人劳模们倡导，又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春节，贵州“大三线”建筑工人们并没全都放假。山岭深处，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继续着——不完全是生产竞赛，因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来，一旦停下来国家损失巨大。许多工人享受的是，干一天休一天的春节假期。

初三上午十点多钟，从山里顺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头的工人。一身蓝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经湿透了，脚上的旧胶鞋泥污不堪，两腮黑茬茬的络腮胡子显然已多日没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

周志刚头戴一顶当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毡帽，天气实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来护住耳朵。

这一天虽然很冷，他却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他背一只大竹篓，里边装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腊肉，还有几块肥皂、一包蜡烛、一双新胶鞋。

他要去看女儿，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几字头是山里农民对“大三线”工人的区别叫法，后者与家人或亲友的通信地址只有“贵州”二字，其后是以数字为番号的信箱，有时最多加上地区名称。他们的工作服上，也印着与通信地址一致的首位数字，为的是相互容易识别，便于管理。在当地农民们眼里，“大三线”工人们都具有一种类似保密部队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对“大三线”建设实行军管的穿军服的真正部队官兵们，在他们看来倒一点儿都不神秘了。自从实行军管后，凡组织、煽动冲击“大三线”工程工地或机关单位的行为，一律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情节严重的带头者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九一三”事件后，那些有“大三线”工程的贵州大山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异乎寻常的疑重，这一点连农民们都感觉到了。安检路卡站岗的士兵们的表情更加严肃，委托农民从集上买东西的工人也几乎没有了——那样做的工人是严重违反纪律，因为很可能使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为提高广大工人的警惕性，春节前各属区都放映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然而，周志刚还是做了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个农民朋友在三十儿那天买了竹篓里那五斤腊肉。他与对方交往已有两三年，从骨缝里都确信对方绝不会坑害他。“大三线”单位对于国营商店同样不放心，职工食堂的粮食、蔬菜乃至酱醋之类调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车一卡车从山外运进山里，负责押运的往往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周志刚作为工人班长敢冒受处分的危险，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视纪律的工人。依他想来，自己毕竟是将一背篓东西背出山去，而不是从山外背入山里，即使以纪律来论，错误的性质那也是不同的。非要处分他的话，程度也或许较轻。何况，他不是从一处工地带往另一外工地，而只不过是要带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没什么问题，是他用春节前省下的饭票从食堂买的。在贵州，面粉较少见，几乎只有“大三线”工人的食堂才有。因为许多工人是从东北等地来到贵州的，吃不惯当地产的双季大米，那种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伤了，面粉意味着是对他们健康的一种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刚考虑到女儿周蓉肯定也吃不惯糙米，怕她把胃吃伤。女儿自幼胃就不好，这他是知道的。二十斤面粉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若能在女儿胃病犯了的时候可以做两顿疙瘩汤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累啊！

肥皂和胶鞋是发的。肥皂三个月一块，胶鞋每年一双。他经常主动打扫公共浴池，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模范工人”的光荣称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机会将别人弃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来，操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样他每年可省下两三块肥皂，以前是探家时带回去给家里用。“大三线”工人最费的是鞋，一双发下来的新鞋穿在脚上，往往不出三个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烂了。工人们曾闹着要求每年多发一双胶鞋，他们的要求也被逐级向上反映过，但上级最终的答复是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尽量对“大三线”工人做出保障了，过高的要求只有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再予以考虑，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刚居然连胶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双——他不仅学会了补鞋，而且还跟农民学会了编草鞋。实际上工人们并不将农民叫农民，而叫山民，尽管他们确实是居住在深山里，靠耕种贫瘠的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可耕种土地少得可怜，每当撬落山坡上的大石头，就往石头窝里撒一把菜种。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见过了种种贫穷现象，但冬季初入贵州山里时，从卡车上见一个又一个村子里跑出些三四岁到十来岁衣不遮体的男孩女孩，委实大为惊骇！惊骇甫过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泪，卡车再路过村子时，不忍复见那情形，便转身背对车两旁了。那些孩子跑出村子只不过是围住卡车讨吃的，一个个面黄肌瘦骨形凸现，工人们便将自己充饥的干粮一番番从车上大弯着腰递在孩子们的小手里，几乎没有人从车上抛过干粮，都是手递手地给予。孩子们一手接过一块干粮大口吃着，另一只手还直伸着默默讨要。破衣烂衫的大人们伫立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已有先头进山负责安全保卫的人们逐村劝告过他们，卡车途经时不得靠近。那些山民们都极其老实，便绝不靠近，仅允许自己的孩子们乞讨。他们的家，说是某种善于搭窝的高等动物的巢穴也毫不夸张。

贵州深山里山民们的贫穷状况，让许许多多初入山区的“三线”工人受到了震撼。

当他们自身带的干粮沿途给完了，便开始翻找车上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有些车上有面包、饼干、水果罐头和肉罐头，是工地职工商店的采购员随车采购的。于是，一些新调来的工人便从车上给孩子们拿那些更高级的食品。

采购员们当然要干涉。

工人们当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双方在车上发生肢体冲突。

周志刚所在的卡车便发生了这种事。

当时，车上的采购员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枪来对空放了一枪——极个别的采购员是特许佩枪的，因为他们往往随身携带大笔现金，经常不得不与形形色色好坏莫辨的人同搭一车，或独自走一段山路。“大三线”大军初入山区时，山区的夜里每闻狼嚎。

枪声才使意气用事的工人们安静了下来。

采购员挥舞着握枪的手大吼：“就你们他妈的是人吗？就你们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是石头心秤砣心啊？东西没了我回去怎么交代？你们他妈的替我想过吗？”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购员想一想。

作为老工人的周志刚向司机建议，再要路过村子时，干脆加快车速开过去为好，那样卡车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怜的孩子围住，车上也不会再起冲突了。

司机是个小伙子，他觉得周志刚的建议有道理。

正因为他听了周志刚的建议，不幸发生了——那辆卡车经过下一个村子时，轧死了一个少年。当那少年的父亲，一个有着一张黧黑的瘦脸、破衣裳裹着麻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横托着自己十二三岁的儿子的遗体呆站在车头前边时，“大三线”老工人周志刚头脑顿时一片空白。那时山里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万籁俱寂，静得不可思议。

那父亲并不看卡车上的人。他低着头，只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的尸体，儿子的嘴角不断往地上滴着血。

卡车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边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呆如小石人。

司机从驾驶室出来了，连看都没看那父亲一眼，却朝车上嚷嚷：“谁让我开快车的？谁让我开快车的？”

周志刚这才缓过神，小声说：“我。”

司机指着他吼：“你他妈给我下来！”

周志刚顺从地跳下了车。

小伙子司机一拳将他击倒于地，接着一脚又一脚狠踢他。

幸而这时从后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了一名军官和一位干部。

当卡车继续向前开时，周志刚听到车上有人放声大哭——车上不全是男人，还有一名要前往山里职工医院报到的女护士……

周志刚是去年十一月中旬从四川调到贵州来的。那次从四川调来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筑工人。

临行，领导在欢送会上说：“把你们调往贵州，不仅因为四川这边的建筑工程已经提前出色地完成了，还因为你们都是建设‘大三线’的优秀的老工人！你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工作经验丰富，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人，好样的工人！而且，你们也是最听党的话的工人！现在，贵州需要你们！党命令你们去往贵州，在那里继续发挥你们的榜样作用！有没有怕那边的生活更艰苦不愿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条嗓子震耳欲聋地喊：

“没有！”

“没有！！”

“没有！！！”

刚会过餐，解谗地饱饱吃过大块大块的肉，还有四川当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气个个都很足。

在他们中，最情愿从四川调往贵州的便是周志刚。他们确实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实如领导所说的那样，贵州的“大三线”建设急需他们这些优秀工人。实际上，四川的“大三线”工人已闹过事了，稳定局面当然同样是军管起了关键性作用。贵州的返省工潮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这样一些“大三线”工人军团中的老兵，没有卷入在四川早先发生过的同样性质的工潮中，被认为表现良好，于是领导希望他们能在贵州的“大三线”工人中起凝聚作用。从四川到贵州，对于别人来说这种调动无所谓，周志刚却是梦寐以求，甚至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因为他与女儿离得近了。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他已五年多没见过女儿了。一九六九年，他探家期间知道了女儿做的荒唐之事，曾暗自发誓再也不见她了。然而，终究是父亲，周蓉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最惦念的是女儿。他不怎么惦念长子秉义，千千万万人家的儿女都下乡了，自己的长子也下乡了，有什么可惦念的呢？何况，秉义是有主见的，无须自己这个父亲操什么心。又何况，秉义的婚姻大事下乡之前就定下了，他和老伴都对郝冬梅很满意，认为她与秉义哪方面都十分般配。至于她的父亲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了，他和老伴并不介意。那有什么呢？成了“走资派”也证明着一种资格，起码证明人家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老革命吧？郝冬梅的父亲也确实是老革命，曾在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担任过师长，是东北抗日联军一员赫赫有名的勇将，身上留下了两处伤疤。一处差点儿击中心脏，如果不是命大，早已成为烈士。这样的人如果还不算老革命，那还得有多么光荣的历史才算呢？周志刚对于出生入死抗过日的人一向心存大敬意，虽还没见过郝冬梅的父亲，内心里已分享到莫大的光荣了。再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不信中国会一直折腾不休，非将这些经过生死考验的干部都当垃圾扔了不可。至于小儿子秉昆，周志刚更不惦念。他留城工作，从小老实巴交，又有老伴在他身边操心着，没什么可惦念的。

确确实实，他最惦念的是女儿周蓉。

如果女儿也下乡了，可能他反倒不太惦念。人家郝冬梅也是女儿，还曾是高干的女儿，人家不也下乡了吗？千千万万人家的女儿不都下乡了吗？他的女儿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用糖浆吹的糖人儿，不会一沾火就会烧成灰、一碰就会破个洞，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而且，周蓉自己也不是个娇气的女孩，从小到大，并没拿自己当过家里的宝。相反，她还总拿自己当家长似的。他和老伴说应该先给哪个孩子添件新衣服时，她总是先让着哥哥，后让着弟弟。全中国人都挨饿那三年，女儿在饭桌上吃得最少，往往没吃几口就说吃饱了，而他和老伴不止一次发现，女儿背着他俩和哥哥弟弟，一边嘎嘣嘎嘣嚼着从水缸里铲下的冰片，一边看书或写作业——她的胃疼病正是那三年里落下的。每当想起女儿的件件往事，周志刚就会惦念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劳动时老当益壮不知什么叫累，肯定是为了保住多年连续被评为劳模的荣誉，殊不知他每天下班后腰酸腿疼，却甘愿累成那样——累成那样，晚上就可以睡好觉，不因想女儿而彻夜失眠了。

当女儿不经意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以后，他经常想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长成一个大美人儿的女儿，将来会嫁给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有福气做自己女儿的丈夫？

街坊一些年轻妇女都认为女儿应该去当演员，那么漂亮不当演员可惜了。女儿却不止一次对他和老伴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考大学，毕业后争取留在大学，当大学老师；但凡有一丝可能，那就要争取成为教授。

他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怎样的人。

女儿解释：“你们就想，教授是大学老师中的老师吧。”

他问：“那就是大学里学问很高的那一类人了？”

女儿说：“可以这么认为。”

他当即斩钉截铁地表态：“支持！砸锅卖铁爸也支持！”

老伴却说：“也不至于到砸锅卖铁那地步。女儿，爸妈保证，只要你考上了，爸妈就肯定供得起。咱家不是有家传的值钱东西嘛！”

女儿明白妈指的是什么，扑哧笑了，旋即庄重地说：“爸，妈，我不但有信心考上大学，而且有信心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那东西当传家宝留给你们小儿子吧。”

周志刚向老伴使了个眼色，起身走到外屋去了。

老伴则心领神会，试探地问：“蓉啊，趁你哥和你弟都不在家，咱娘俩说点儿悄悄话，向妈透露透露你的真实想法，我女儿将来希望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呀？”

女儿大笑起来，笑罢，反问：“妈，想套我的话是不是？我爸刚才向你使眼色，当我没看出来？”

做母亲的板脸道：“别管你爸使没使眼色，我当妈的还没权利问问你吗？”

女儿大声说：“爸，那你也在外屋听清楚了啊，我刚上高中，你们想知道的事，我还压根儿没考虑过呢。有一点可以预先告诉你们，那就是：我将来的爱情肯定要由自己做主，希望爸妈那时给我充分的自由！”

周志刚在外屋首先大声表态：“给！给！绝对给！爸才不会替我女儿搞包办婚姻那一套。这都什么年月了，你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也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是讲民主、讲平等的人。”

周志刚走在碎石路上，没因为回忆起了那些与女儿有关的往事而有丝毫愉快，相反，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被自己万难接受的现实所欺压的无奈和屈辱。他认为那种欺压是女儿造成的，但一想到女儿肯定也深陷于她自己造成的苦境之中，心中便无怨无恨只有怜惜了。

究竟一个怎样的男人，会使女儿宁愿让父母伤心、哥哥弟弟蒙羞，而破釜沉舟、一意孤行地追着他来到瘫气弥漫的贵州深山里，与他共同生活呢？

他困惑不解。他此行去见女儿，不仅仅是由于对女儿的朝思暮想，也是要去见到那个男人。

难道他是一个脑后发出七彩祥光隐于凡尘的仙人不成？

他不信。他要亲眼见识见识。

没调到贵州来以前，周志刚曾多次在家信中要求小儿子将姐姐的通信地址告诉他，秉昆却从没写在回信中。他明白，小儿子一再成心忽略，肯定也是老伴的主张，怕他一旦有了地址，会接连不断地写信责骂周蓉，他后来理解了他们的顾虑。倘那时他已有了地址，当然会接连不断地给女儿写信，对她大加责骂。多亏那时他没有地址，果真那样做了他现在会后悔死的。

调到贵州以后，他给大儿子秉义去了一封不短的信，言辞恳切地表明，自己已经不恨周蓉，但是太想她了，想到了夜里经常大睁着双眼睡不着觉的程度，快神经衰弱，开始服安眠药了。这是真的。他在那封信中恳求秉义将妹妹的地址告诉他这个可怜的父亲。他在信中保证，秉义的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没必要。作为父亲，自己既然调到贵州，与女儿同在一个省，从哪方面讲也应该亲自去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啊！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起码责任，也是起码权利啊！不然，那他还配做父亲吗？

他是在扫盲时期才学会写一些字的。内容那么复杂的一封信，仅靠他所会写的那些字不够用。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感情表达，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表述能力。他只得放弃模范老工人的自尊，请工友中一名年轻秀才代笔。

那秀才叫郭诚，是工人业余大批判组的笔杆子，自命不凡，也很爱端架子。领导命他写报告，也得好烟好菜供着。他那种恃才自傲，几次将要被转成脱产的专业笔杆子，都因为有人强烈反对而没转成。据说，有那看不惯他自命不凡的样子的领导，对他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妨利用，不得重用。此话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当时正在下棋，一边看着棋盘寻思棋步，一边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轻蔑口吻回应说：“利用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能耐，没能耐的人就没志气，有志气的话以后别再利用我。”

就说了这么三句话，他说一句顿一秒钟。三句话说完，依旧全神贯注地下棋，仿佛那事儿已如一阵耳旁风过去了。而且，他将那盘棋赢了。

后来，曾做过指示的那位领导照样好烟好菜地供着他。

不好烟好菜地供着怎么办呢？他写出的报告，即使由领导的嘴来念，工人们也很爱听，还时时报以掌声，还都能听得出来是他写的。这后一点，委实令有的领导羞惭又光火。

有的领导教导脱产的专业笔杆子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研究明白了，也改改你们的文风。”

那些专业笔杆子不无醋意地问：“是让我们向他学习的意思呗？”

领导训斥道：“我说学习二字了吗？他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我会让你们学习他吗？我是猪脑子吗？我说的是让你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发现点儿诀窍。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那些专业笔杆子便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地研究郭诚代笔所写的一份份报告，深入分析，展开讨论，最后只发现了一条所谓诀窍，那就是郭诚善于往一套套假大空的行文间不显山露水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他在“工人同志们”前边并不像有的专业笔杆子那样写上“亲爱的”三个字，而是在“工人同志们”五个字下边标上黑点，后边加括弧，括弧内强调“响亮的语音”——接下来呢，他居然重复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

“你看他，‘工人同志们’后边不用冒号，却用感叹号！紧接着这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倒也不能说完全多余，但明明用在前的感叹号应该用在这里嘛，他却偏不用在这里，这里反而用的是冒号，显然小学时期没学好标点符号怎么用嘛。我要是当初也为领导这么写报告，估计是进不了咱们这个专业班子的。”

“是啊是啊，第二句他也只不过多加了一个‘我’字嘛！”

“这儿，这儿，你们看这儿——‘艰苦的环境算不了什么——只有在艰苦环境的外边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才会这么说！而我要说的是，艰苦的环境真是让你们大吃苦头了，但你们硬是挺过来了！’——缺了几句什么吧？”

“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光辉指导下——这么重要的一些报告常用语、关键词，他小子根本一句没写！”

“我看他是不屑于写！就他这种政治思想水平，怎么能进咱们这个专业的写作班子呢？别人都不反对了，我也要反对到底，他做梦去吧！”

专业的笔杆子们愤愤不平，研讨变成了批判。

只一味批判也不是个事儿呀，没法向领导汇报啊，于是胡乱凑了几条“研究成果”应付领导。领导对他们最终有所发现颇为满意，决定一份大领导将要在某次职工大会上所做的鼓劲儿报告由他们集体完成。

他们一个个受宠若惊，也一个个心里没谱了。

领导要求他们改改文风，也将报告写得让工人爱听点儿，不改明摆着不行。但他们写正规报告早已写惯了，一时不容易改成郭诚那样的文风。如果像郭诚那样刻意少用正规报告中的常用语、关键词，且不论别人的看法，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就首先受到各自认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坚决阻击了。

他们也只能照猫画虎地模仿着写，硬与自己轻车熟路的习惯写法作对地写。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任务。

小领导过目后挺满意，胸有成竹地说：“看来，以后他郭诚连一点儿能被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可悲，就那么一点儿能被正当利用的价值，自己不知道珍惜，不识抬举，不夹紧了尾巴乖乖地被利用，反而动不动就摆架子，要好烟好菜地供着。你们可以放出风去，就说我说的，让他永远死心塌地当工人吧，他再也没有从工地上请到这里来的时候了！”

领导如同一位主宰命运的神灵，似乎他的话一句句都是命运之钉，刚一说完，郭诚便被牢牢地钉在命运之柱上了。

专职笔杆子们爱听啊，听了解气！当然也都很乐于充当传旨的神仆。

那次郭诚在看别人下棋，听了仿佛没听到，继续为一方支着：“马换炮！还犹豫个什么劲儿？过河卒子干脆不要了，车吃相，将一步，另一车再将！”

在他支着下，这一方扭转败局，下了盘和棋。

他这才拍着传旨者的肩，笑道：“劳您大驾了啊，可惜我没小费给您，尽义务吧。转告亲爱的领导同志，感谢他以往的多次抬爱，我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被利用啊。当工人光荣，劳动增强体魄，艰苦磨炼意志，工人之间的友谊更可靠。我是工人的后代，对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从没觉得当工人有多么可怕。”

那神仆听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

郭诚则坐下与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他喜欢下棋，下得不错。

几天后召开工区联合大会，大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工人们在台下不是报以热烈掌声，而是发出阵阵哄笑。他们听出来了——第一，不是郭诚写的；第二，是模仿郭诚的文风写的；第三，模仿得不怎么样，缺乏真情实感。

会后，大领导极为不说。

将要调往贵州的“大三线”建筑工人中，就郭诚一人是河北军团的。基层干部怕他想不开，闹出什么不良的事件来，哄他说：“此次单独把你一个河北的调到贵州去，是作为特殊人才支援贵州的。你是有文化的工人，又年轻，那边希望调去几个你这样的。领导舍不得，但得发扬风格，你千万别产生什么不对头的情绪。”

这次，他没那么多明嘲暗讽带刺的话了，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明白。”

他当然明白有人在整自己，让他领教领教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中，形单影只的孤独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贵州后，他被分在了周志刚的班里。这个班全是东北军团的老建筑工人，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沉默寡言，还都是倔脾气。他们经验丰富，劳动时遇到某些意外情况，不必到处找技术员工程师，更不会停工等待领导的什么指示，往往凭大家的经验一商议，就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了。那些倔脾气的东北农民和“闯关东”闯到东北去的山东农民，脱胎换骨成了沉默寡言的工人，如果不是周志刚那么一个忍辱负重、团结工友的班长率领着，别人还真不好带。

郭诚很快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在四川时他是“青年突击队”的，一下子与这些半老不老的倔人编在一个班，太不适应，所以只能以自觉的孤独来对抗人际关系造成的孤独。

班长周志刚看在眼里，自然主动地经常接近他，试探着找些他喜欢聊自己也能聊几句的话题，为他补鞋，编草鞋送给他，有空儿还陪他下棋。

周志刚自幼经过名师指点，那位名师便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有幸读过四年私塾，不但能背些“四书五经”，还被善弈的私塾先生培养成了方圆百里无对手的民间棋王。周志刚下棋并未成瘾，有那下棋的工夫，他宁肯闲坐会儿，发发呆，享受地吸支烟。下棋要动脑子，他不愿费那份脑子。

下棋使郭诚有了班里的第一个朋友。

元旦联欢会前，周志刚让他少干两天活，准备准备，代表班里出个节目。

他问：“就我一个？”

周志刚说：“咱们班的工友，哪个能上台演节目呢？唱不能唱，跳不能跳，逗也不会逗，没法集体上台嘛！你不代表，谁还能代表呢？”

郭诚为难了，推托说：“可我也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啊！”

周志刚鼓励道：“在四川时，我听说你爱写诗，还喜欢朗诵。你就来首诗吧，但别朗诵什么诗人的诗，谁知道哪一个诗人现在被划在哪条线上了呢？那会惹出麻烦的。再说朗诵别人的诗也没多大意思，得朗诵你自己写的，要不我凭什么给你两天假呢？你必须代表咱们班在联欢会上露一手，就这么定了。”

周志刚没有失望，郭诚在联欢会上确确实实露了一手，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工友》。

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工人们虽然普遍对诗不感兴趣，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元旦，在贵州深山里，在布置成联欢会场的潮湿山洞，许多人听《工友》听得热泪盈眶。

郭诚在新的环境里一夜成名。

随后，新领导找到了周志刚，向他了解郭诚的表现。他当然逮着那么个机会就充分利用，将郭诚实打实地夸了一番。在他看来，郭诚确实是个好青年，一名好工人，除了自命不凡，再没什么别的缺点。即使自命不凡的毛病，到贵州后也快改没了。周志刚已经开始喜欢郭诚了。

新领导坦率地说，打算将郭诚调到《工地快报》当记者，但还需观察考验他一个时期，要求谈话内容保密。

几天后在工地休息时，郭诚悄悄问周志刚：“班长，你成心想要让我快点儿出名，是吧？”

周志刚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说：“你明明是个有特长的青年嘛，不能长期埋没在咱们班。”

郭诚又问：“班长，我早就看出你有解不开的心事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周志刚说：“你不能。是人都有心事，以后别问了。”

郭诚点点头，紧接着说：“最后一个问题——那事，你为什么不透露给我呢？”

周志刚看他一眼，明白了他问的是什么事，低声且严肃地说：“领导要求保密，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可千万别四处打听，对你不好。”

一个星期天，当周志刚求郭诚代笔给大儿子秉义写封信时，郭诚备觉荣幸，放下正在洗着的衣服赶过来。

他嬉皮笑脸地说：“班长，我不管替谁写家信、写情书、写检查、写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什么的，一向不是无偿的。我不是贪小便宜，图的是享受一份飘飘然的好感觉。”

周志刚就掏出包“大前门”烟塞他兜里了。

他却得寸进尺地说：“别人一包就行，你得两包。”

周志刚不高兴了，冷下脸说：“小郭子，这你可得给我说清楚。怎么别人一包就行，到我这儿就得两包了？”

郭诚一本正经地说：“班长你是谁呀？你是连续多年的各级劳模，别人与你比不了。你又是班长，你求我写封家信居然给我两包烟，那我说起来什么感觉？你要是也只给我一包，说起来不就稀松平常了？我要是非将一包说成两包，那不是说谎吗？你和别人不一样嘛，不能一概而论。也算我求你了，快去再买一包吧，班长大人！”

“你这个小郭子呀，真是拿你没治！”周志刚无奈，只得又去买了包“大前门”。

待周志刚讲完女儿的事，接着讲完家人出于怎样的顾虑不把女儿的地址告诉他，以及他对女儿的感情变化，郭诚嘬起牙花子来。

周志刚失望地问：“怎么，连你也觉得不好写吗？”

郭诚说：“不是不是！这封信可太有写头了，对我的水平具有挑战性。我得找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去写，两小时后咱们见。”

说罢，他将周志刚推走了。

两小时后，郭诚不知在何处将四页纸的一封长信写完了。他带着信封胶水来见周志刚，神情凝重地说：“班长，这封信我不能在帐篷里念给你听，帐篷里人太多。”

周志刚点头称是。

于是二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各自坐在小溪旁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背后是一片野竹林，前边不远处，山泉从一道石缝间无声地流淌下来。

郭诚替周志刚点燃一支烟，之后慢声细语地念起信来。

待他念完，抬头一看，见老“三线”工人周志刚泪流满面。

他也鼻子一酸，仰面朝天地说：“好信呀好信，我郭诚写信的水平从没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估计以后再也写不出这么感人的家信了。”

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当上了师部教育处干事的周秉义收到那封信后，并没立即回信。他当然也认为那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写得很有水平，但那些让父亲老泪横流的话语，竟没怎么打动他。因为不是父亲那笔画笨拙的字所写的信，他有种看什么人作品原稿的感觉。父亲写给他的信中总夹杂着错别字，涂涂改改，这封信却一个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用得规范，每一页都干干净净，像是由草稿誊抄过来的。

他猜测得不错，郭诚确实写了草稿，字斟句酌地改了一遍，才认认真真抄成此信。

周秉义没怎么被打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妹妹周蓉的所作所为，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并不像父亲似的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当时，他读妹妹那一封长信时倒是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妹妹的信让他确信，她绝不是一时冲动才那么决定的，也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调，更不是为了寻求心理刺激好玩，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是全家最明白我的人啊！你知道的，我是你有信仰的妹妹呀！没有信仰我就会像一只被扯掉了头的蜻蜓，可是……我也只有信仰爱情了！除了爱情……”妹妹信中这一段话，秉义当时没太看明白，也不能说完全不明白，意思一看就明白，只不过他自己无法断定省略号省略了些什么字。好在他从团里调到了师里，离郝冬梅当知青那个农场近了。从郝冬梅所住的村子到农场场部才十几里，从农场场部到他那个师的师部二十几里，在公路边经常可以搭上本师的过往卡车。

于是，他俩见面频繁了。不论哪一方，只要想见到对方，除了大雪阻路的日子，每个星期日都可以见到。

周秉义见到郝冬梅时，将妹妹的长信给她看了。

郝冬梅在周蓉的信上，确切地说是在“可是”后边执笔加上了“现在”两个字；又在“除了爱情”后边，加上了“还叫我相信什么”一句话。

如此一来，就能念通顺了。

周秉义划根火柴将妹妹的信烧成了灰炵。

他说：“那我这个哥哥，也只有祝福自己的妹妹了，但愿她所信仰的那种爱情，能够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挚。”

郝冬梅说：“对得起对不起，谁都无法替她打包票，但是再真诚的爱情，那也得以起码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是不是？”

周秉义低头沉默片刻，决定地说：“以后我每月给她寄去十元钱。我才三十二元工资，也只能给她寄十元。”

他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窗外。他和处长同一间办公室，处长是现役，回湖北探家去了。办公室在师部大楼的二层，正值深秋，远山上霜后的红叶红似火。

郝冬梅也将目光望向了窗外，沉思着低声说：“她是你妹妹，便是我的妹妹。你知道的，我俩曾处得像亲姐妹似的，以后我也要每月给她寄五元钱，不许你反对。如果两个人的爱情正经受严峻考验，亲人们是有义务呵护它的。即使真爱，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坚韧，恰恰相反，往往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比雌雄鸟兽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还脆弱。因为动物之间的爱情是不附丽任何想象的，也是不寄托任何希望的，所以它们之间的雌雄之爱没什么失望可言。而人会对爱情附丽太多的想象，寄托太多的希望，越是一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追求的爱情，越容易导致后来感到很大的失望。如果咱俩不及时帮助你妹妹，只怕她的爱情结局会被我们不幸言中。”

秉义专注地听完冬梅的一番话，站了起来，也将她从椅子上轻轻拉了起来。

他看着她的眼睛问：“你的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吗？”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她嘴角微微一动，脸上浮现出心心相印的浅笑，情不自禁地偎在他怀里，手臂轻柔地搂住了他的腰，耳鬓厮磨脸贴着脸了。

他深情地说：“爱情不可能不附丽着想象与希望，但我对我们的爱情的想象和希望控制在极其现实的范围以内，所以你放心，我是不会对我们的爱情失望的。”

她说：“我也是的，所以你也要放心。”

周秉义看了父亲求人代笔写的信，两天后的星期日带着信去找冬梅。

郝冬梅看过信后，感叹地说：“写得真好，看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难受，也不知爸是求什么人写的。这封信不许烧，值得保留。”

自从下乡后，她不再叫周志刚“叔”，自然而然地叫“爸”了，但周志刚还没听到她对自己叫过“爸”。

秉义说：“那就由你保存。”

冬梅问：“你回信了吗？”

秉义摇头道：“没有。不知该怎么回，所以要听听你的看法。”

他将自己内心的顾虑说了出来，父亲如此小题大做又迫不及待地向自己要妹妹的地址，让他觉得父亲仍耿耿于怀地怨恨着妹妹，一旦有了地址，父亲将会亲自去讨伐。

冬梅谴责道：“你怎么能这么猜测自己的父亲呢？不但你，你弟和你妈都知道你妹的地址，想给你妹写封信就可以给你妹写封信，连我这个未来的嫂子也有她的地址，能和她经常通信。就咱爸至今还没你妹的地址，如果不是你或你弟在写给他的信中捎带告诉他你妹的情况，他对你妹的情况就一无所知啊！这对一位父亲太不公平了吧？他到了求人写信向你要你妹地址的可怜地步，证明他对你妹的思念正如信中写的那样！你想嘛，别人写完这封信能不念给他听吗？肯定是要念给他听的呀！如果他内心里强烈又真实的念头是要亲自去‘讨伐’，听完这么一封真情饱满的信，仅仅为的是能从你这儿骗去周蓉的地址，那岂不是太虚伪太可怕了吗？咱爸是那么老谋深算的人吗？咱爸什么时候言行不一过？只有无耻的政客和文痞才耍这种卑鄙的伎俩！而你，我亲爱的人，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复杂了？连自己父亲的真情表白都胡乱猜测起来了？你的猜测明明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严重侮辱嘛，连我都不答应！我代表咱爸向你提出强烈抗议！”

冬梅的一番谴责让秉义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连说：“你批评得对，我错了错了，我也不是……其实我只不过就是有那么点儿……”

已是一月下旬，二人都觉得事不宜迟，怕写信父亲不能及时收到——从北大荒到贵州山区，太远了啊。特别是，在一头一尾两个地区将一封信压住三四天是司空见惯之事。二人决定赶到县城去发电报，而且要发加急的。

离开邮局没走多远，秉义说只发一封加急电报还是不放心，拉着冬梅手跑回邮局去又发了一封。

二月八日，周志刚同时收到了两封加急电报，让他有时间为去看女儿做些必要的准备。

郭诚对周志刚去看女儿的事特上心，如同周蓉与自己有特殊关系似的。他在正月初二那天为班长联系好了一名运生产物资的卡车司机，人家承诺可以让周志刚坐在驾驶室里。但初二那天工地出现了特殊情况，全班工人苦干到晚上九点多才下班，一个个泥猴儿似的回到帐篷里快十点了。在由工兵们爆破炸出的山洞里，先由其他班工人进行一番清理，将松动的石块撬下，将尖锐凸出的石头凿平。之后，周志刚那个瓦工班才接续进入山洞，用石块和砖砌平两侧，用水泥封顶。封顶时，洞顶滴水不止，水泥根本挂不住。周志刚和工友们认为，山都掏空了，那水不可能是地下水，只不过是山体上部有积水层而已，彻底解决的办法唯有自下而上打通积水层，让积水完全泄光。大家议决了就干，那也是他这个班一贯的作风。他们借了几把粗电钻，自下而上钻了多处泄水孔。这下不得了，水柱像拧开的高压喷水枪似的直泄而下，泄塌了一片洞顶。洞顶一出塌方更不得了，仿佛有一大游泳池的水迸泄下来，将水泥搅拌机都冲倒了，周志刚和郭诚等几名工友被一直冲到了洞口。洞顶滴水问题倒是解决了，洞内却变得一片狼藉。接替他们的下一个班工人们不干了，指责他们搞出了事故，人家那班长还把工地值班领导连同工程质量监督员一块儿找来了。

领导首先问周志刚：“都伤着没有？”

周志刚忐忑地说没有，自己和郭诚只受了点儿表皮伤，不碍事。

郭诚等工友就抢着说，不是班长独断专行造成的，是大家一致的决定。

领导又说：“没有伤员我就放心了。大年初二，如果出了伤员太对不起你们工人了。”领导转身又问工程质量监督员：“你怎么看？”

监督员己这里那里观察过了，向领导报告：“还多亏了周师傅他们，如果先用干水泥勉强将滴水的地方堵堵，马马虎虎的也能封顶。”

一名老工人嘟哝：“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啊。”

领导说：“那么干不是后患无穷了吗？”

监督员说：“是啊是啊，肯定的。”

领导最后说：“要对周师傅这个班予以表扬。”

班里的老工人们还就是与众不同，都主动留下来帮助下一个班的工人们清理施工现场。

周志刚毕竟五十岁出头的人，比不得年轻时候了。前一天太累，睡得也太晚，结果没能早醒过来，也就没能搭上郭诚替他联系好的卡车。

郭诚非送他一段不可。

“我是去看女儿，咱俩又不是要分别了，你送我干什么呢？回去好好休息！”当班长的坚决反对。

郭诚说：“你背着挺沉的东西呢，我帮你背一段也好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他身上取下了竹篓。

周志刚见他犟了起来，只得由他。

二人走在轧道机轧过的碎石山路上时，宣传站的高音大喇叭开始广播表扬他们班，几里外也能隐约听到。

郭诚商量着说：“班长，让我跟你去行不行啊？”

周志刚说：“不行。我去看女儿，你与她不认不识，跟去算怎么回事？”

郭诚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班长，你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周志刚不悦地说：“别讽刺我，我一名建筑工人有什么伟大的？只不过比别的工人多得了些奖状！”

郭诚说：“我指的不是荣誉方面。你女儿那种做法，不是所有父亲都能原谅的。你不但原谅了她，还主动去看她，对她多年没给你写信也能宽大为怀，这很不容易做到。”

周志刚叹道：“她是不敢给我写信啊！”

路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你女儿周蓉，让我联想到了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什么人物？”

“白素贞。”

“白素贞是什么人物？”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

“你小子怎么偏不往好人物身上联想？”周志刚生气地拍了郭诚的头一下。

郭诚辩解道：“班长，你错怪我了！白娘子虽然是蛇精，但她可是中国男人心目中的爱神啊！咱们中国和外国差不多，几乎什么神都有了，偏偏没有一位名正言顺的爱神，这真是怪事儿了！幸亏有《白蛇传》这么伟大的传说故事，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说故事，白娘子填补了咱们中国爱神的空缺……”

周志刚更不爱听了，训道：“别胡咧咧起来没完，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再胡咧咧你干脆请回吧！”

郭诚虽不敢胡咧咧了，却喊了起来：“爱情万岁！我是爱神丘比特！我要搬开一切爱情的绊脚石！我要让天下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要庇护周蓉！我要用神力助周蓉幸福！”

太神奇了，他的喊声一落，身后压过来半天空乌云，骤然间闪电频频，雷声大作！

郭诚惊奇地大叫：“班长，你看我多有能耐，连老天爷都回应我的愿望了！”

周志刚却跺着脚吼：“这是因为你冒充那个什么‘特’，他光火了！你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嘛！”

说时迟，那时快，哗哗地就下起了雨。

周志刚说什么也不让郭诚再往前送了。

郭诚只得放下竹篓，帮班长背上。周志刚虽已用塑料布将竹篓里的东西包住，郭诚还是怕面粉被淋湿，脱下自己的帆布工作服将竹篓罩严。

望着周志刚冒雨前行，只穿件红色跨篮背心的郭诚在大雨中提醒地喊：“班长，迷路时就看看我为你画的图！”

郭诚真是细心，预先替周志刚问过许多人，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图上连在什么地方会看到一棵什么样的大树都标明了。

周志刚回应道：“我会的！你小子别着凉，快往回跑！”

郭诚其实也没送多远。雨声中，周志刚仍能清楚地听到安装在不同方向的三只高音大喇叭的广播。一位电讯专家说过，只要以那样的方位安装三只高音大喇叭，土地爷在地府里都能听到广播，想听不到都无计可施。

广播的已不是表扬稿，而是郭诚那首暴得大名的长诗《工友》——由女广播员念，但不如郭诚自己在联欢晚会上朗诵得那么好，那么感人。

冒雨前行的周志刚，却听得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

他忽然想到，自己还有工友之情经常烘暖着安慰着疲惫不堪的身心，谁会安慰那个将自己的女儿勾引到这荒山野岭间的“现行反革命”诗人呢？女儿吗？那谁又来安慰自己的女儿呢？如果身边连个能安慰她的人都没有，对女儿也太不公了啊！同样是喜欢写诗的男人，瞧人家郭诚就能因为写诗带来好运。骗惨了自己女儿的那个男人，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狗屁诗，居然写成了“现行反革命”呢？难道自己的女儿就得一辈子做“现行反革命”的妻子吗？

周志刚又觉得心里不那么热乎了，如同昨天晚上被洞顶的积水自上而下“冲压”了一番似的，身心一阵冰凉，觉得自己在天地间顿时变小，竹篓变得沉重了。

“爱情万岁！爱情就他妈的万岁！爱情万万岁！……”

耳边又传来郭诚的喊声。

那小伙子还在雨中目送他，同时蹦着高喊，仿佛《工友》根本不是他写的，女广播员通过大喇叭所念的诗句与他毫无关系。

周志刚知道，郭诚的婚姻完蛋了。妻子忍受不了没有年限的两地分居，已在老家与别的男人同居了，他不久前在寄来的离婚证书上签了字。那是郭诚为自己代笔写信两天后的事。

作为班长，他不晓得该怎么安慰郭诚。他的班里以前没谁需要那方面的安慰，他毫无经验。

《工友》安慰得了许多工人，却完全安慰不了郭诚自己。

周志刚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希望世界静下来，起码能越来越快地将广播声和郭诚的喊声甩在身后。

按照路线图的指引，周志刚望见了一个村子，靠路边一户人家的门前有棵树，树上吊着一头精瘦的猪，一些大人孩子围观着。快走近才看清，吊在树上的不是猪，是条半大不小的狗，正被剥皮。那狗分明还没死，尽管脖子套着绳索，忽然张大了一下嘴，喘了口长气，听来如同呻吟。那是它的最后一口气。

周志刚这老建筑工人的名字中虽有一个刚字，心肠却软得很，平素最见不得杀生之事，对于杀狗吃肉的人，更是从内心里反感。他对牛、马、狗都有敬意，认为它们都应被人视为无言的朋友，人应善待它们，它们只应在人的善待之下自然老死或病死。病死对于它们同样是不幸，人绝不可以仅仅为了吃肉而杀死它们。这与宗教无关，纯粹是天生的善根。他山东老家的那个小村靠海近，村人都半农半渔。他是从小吃海杂鱼长大的，即使三年不知肉味儿也不会多么想吃肉，有菜下饭就行，没菜有虾酱下饭也很满足。

到了贵州山区以后，他发现许多当地养狗人家与狗的关系一点儿都不亲，这一点与东北人很不一样。在东北，狗在人眼里的地位仅次于左邻右舍，“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句话在民间流传甚广。在贵州山区，村子里养狗人家的大人孩子看着狗的目光毫无爱意，很淡漠，和看着猪的目光没什么不同。在东北，如果大人非要杀了狗吃肉，那家的孩子恐怕是会大哭大闹的。当地村里的孩子不会那样，大人如果要杀狗，他们往往会帮着大人将绳索套在狗脖子上。当地的狗很木讷，几乎完全没有狗的机灵活泼劲儿，也很少见它们发凶，总之看上去都有几分像变种了的羊。它们看主人的目光也很淡漠，甚至也可以说有点儿冷漠——主人给点儿残汤剩饭的时候除外。它们那种目光里透露着的似乎是一种无奈的宿命：你们养我不就是为了吃我的肉卖我的皮吗？我认我的狗命，已在等着你们动手那一天了……

某日，周志刚与几名工友在食堂吃饭，不知怎么七言八语议论起了当地山民与狗的关系，话语多有不敬。

旁边桌上一名贵州籍工人来气了，将筷子啪地往桌上一拍，瞪着他们骂道：“都他妈的说屁话！这世上还有人吃人的时候呢，那你们又该昨个说法？”

周志刚他们一惊，接着有几名工友腾地站了起来。这些东北“大三线”老工人在四川时颇受尊敬，从没被人骂过，并不回骂，撸胳膊挽袖子，直接就要奔将过去“修理”邻桌那人。周志刚急忙劝阻，工友人多，就他一人劝阻，哪里拦挡得过来？眼看邻桌那人就要挨揍。

一名大师傅及时出现，一手铲刀，一手大勺，横伸双臂帮着周志刚拦挡住了他的工友们。

大师傅用铲刀敲了一下大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息怒息怒，听我说几句行吧？”

见周志刚工友们先后坐下了，大师傅放了铲刀和大勺，走到他们桌旁，双手撑着桌沿又说：“毛主席怎么说来着？没有调查研究，那就没有发言权，是吧？你们走南闯北，什么穷地方没去过？什么苦生活没见过？哪儿最穷？哪儿人生活最苦？还得说是贵州吧？只要每个月能吃上一顿猪肉，谁还杀自家养的狗吃？说狗肉补那是种借口，吃顿狗肉就能祛除百病多活十年了？扯淡！狗又不是会跑的千年参，说狗肉比猪肉还香，那也是扯淡。‘诸肉没有猪肉香’，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就这么下过定论了。就是你们自己，两个月没吃到猪肉的话，都想给我们食堂贴大字报吧？三四个月没吃到猪肉的话，见到活猪脑子里立刻想到的是猪肉炖粉条吧？这当地的山民，几年都没见到过猪肉是常事啊！一头猪多能吃？一条狗才吃多少？一天给几次刷锅水喝它都不会变成野狗，饿得皮包骨它都不会像猪似的叫得烦人，所以对于当地山民，养狗那就是养了头猪，就是为了要吃它的肉，自己不想吃，也想让孩子们能一年吃上顿狗肉。大西南几个省山区里的人，吃蛇，吃刺猾，吃山鼠，甚至逮住只耗子也烤了吃，别省的人就以为他们没开化。可人是怎么开化的呢？没有牲禽的肉吃，逮着什么活物吃什么，开化得了吗？给你们讲件真事儿，一户当地山民的男人被毒蛇咬了，死了，毒蛇也被打死了。死人死蛇一块儿送家里去了。老婆孩子哭也哭过了，亲人也埋了，当妈的擦干眼泪，一回到家就把毒蛇砍掉头给炖上了。因为孩子们都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那条蛇呢！那是肉啊！孩子就是孩子嘛，一个个含着泪那也吃得津津有味！”

周志刚和工友们全都听得低垂下头去，鸦雀无声地吸起烟来。

大师傅接着说：“咱们食堂后边那大垃圾桶，哪天不被附近村里的孩子们翻个底朝上啊！如果翻到了新鲜骨头，你看他们那样儿，简直就如同发现了宝贝。拿起石头就砸，砸碎了就吸。可那是生的呀，有的骨头也没骨髓啊……”

周志刚们扭头再向邻桌看时，那名贵州籍工人已不知何时离去了。他们总想找到人家当面赔个不是，却没再见着。自那以后，周志刚对杀狗的现象包容了，却一如既往地心疼狗，并且也心疼要吃狗肉的人了……

他加快了脚步从杀狗现场走过，身后却跟上了个孩子，不停地问：“买小狗不？买小狗不？”

他头也不回地说，不买。

那孩子跑到了他前边，倒退着走，继续说：“买吧，买吧。它妈妈被杀了，你看它多小，多可怜，给点儿钱就卖给你。你不买，它会活活饿死的……”

周志刚看出眼前居然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女！仅穿件脏兮兮的白褂子，想必是附近哪个职工医院扔的，被她或家人捡到了。白褂子上有几片黑，肯定是变了色的血迹，估计下摆的血迹更多，所以被撕去，只长到她膝盖那儿。扣子却还都在，每一颗都扣着。显然，她身上除了那残缺不全的白褂子，再就什么都没穿，裸着腿，赤着脚。碎石硌疼了脚时，她的身子就会倾斜一下，脸上却全无被硌疼了的表情，如同那双脚没有知觉。她的身子每倾斜一下，另一只手就会将抱在胸前的小狗抱得更紧。

周志刚吃惊地站住了——那少女仅有一只手！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没手的小臂像光溜溜的棒槌。

少女也站住了，满怀希望地看着他。

周志刚同样满怀希望，希望被他不忍直视的少女理解。他像一个嗓子肿了的人似的，艰难地说：“孩子啊，我正急着往前赶路，得办重要的事，我真不能买下你这小狗。我一名工人，没法养它啊！”

少女的表情告诉他，她终于死心了。

“爱买不买！”她将小狗往地上一放，转身跑了。

小狗一动不动地伏在碎石路上，仰头乞怜地看他，向他呢喃细语似的哼叫着，似在呜咽。

周志刚明白，如果自己不管，它准会被过往车辆轧死。

“唉，遇着这事儿，遇着这事儿……”

他看着小狗，犯愁得直跺脚。

他还是蹲下身将小狗抱了起来，想将它放入竹篓，又怕它在里边撒尿弄脏了面粉和腊肉，只得抱着它继续走。走着走着，他发现路边有段麻绳，捡起来扎在腰间，将小狗放入衣襟兜住了。

又往前走了几里，天晴了。按照路线图的指引，他在一处岔路口拐向了右边。再走了几里，看到前边有卡车停在路边，与一辆对开的载油车错车，他赶紧呼喊着跑了过去。卡车上人不少，有“3”字头的工人，也有民工。他们见是一名背着竹篓的“2”字头老工人要搭车，就移动着腾地方，几只手同时伸向他。上了车，他终于可以放下背篓，累得一屁股坐下去了。这时，他才发现竹篓上罩着郭诚的工作服，心里自是生出一阵感激。“2”字头的工人是最艰苦的工区工人，几乎人人皆知。那些“3”字头的工人和民工们，皆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有人还问他的年龄。他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后，一名四十多岁的“3”字头工人说，在他们那儿，像他这种五十岁以上的工人会受到照顾，不再干重体力活了。他又告诉人家自己是班长，没法子，还从没享受到任何照顾。对方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部队里的师长、军长，一名工人班长，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啊？照顾这种事儿得自己要求。如果自己不要求，有多少领导能主动想到哪一名工人需要照顾呢？

人家说得在理，周志刚点头苦笑。

他渐渐觉得不对劲儿。错车起码得有一辆车开动，但两辆车都不动。站起来朝油车一看，见车上没人，拉的是一车厢油桶。油车的两只前轮陷在水坑里，车轮吃重的程度证明每一只油桶都是满的，肯定是柴油，汽油会用封闭的罐子车运的。司机没在驾驶室里，站在远处路边，看样子想拦一辆能帮他的车。

卡车上“3”字头的工人和民工人人手里有锨、有铲，如果他们跳下车去，用路边的碎石将水坑填平，油车是不难开走的，那样卡车也不必停在路边等着了。

卡车上却没人想要往下跳，一个个都事不关已似的。

周志刚忽然明白，“3”字头的工人们成心不施以援手。油车油桶上都印着白漆的“4”字，两个工区的工人在派性斗争中结下了梁子，这他是知道的。

周志刚也不便说什么，唯恐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引发了那些“3”字头工人的众怒。他暗暗着急，碰巧搭上了一辆顺路车，却停在路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他没法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