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2）
参加的人远远多于辩论会的人——由美女学生策划主持的情诗朗诵会，倘无吸引力岂不成了咄咄怪事？
周蓉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也在北大学子们面前亮相了。他一身西装，皮鞋锃亮，系了领带，领带夹闪闪发光；他的大背头梳得极平顺，脸也刮得干干净净，络腮胡子却保留着，眉毛似乎也都修剪过，与略显苍白的脸相互映衬。在贵州十余年间，冯化成的脸一度变得像当地人一样黝黑粗糙，回到北京后又很快露出苍白的模样。
看得出，冯化成对自己在北大学生们面前的首次亮相格外重视。
周蓉挽着他的胳膊走到讲台上。当她介绍说，他是自己的先生后，学生们一时没明白先生的含意。她又进行了补充说明，片刻的肃静过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冯化成“文革”前在诗坛小有名气，台下有读过他诗作的学生。冯化成朗诵诗比创作诗的水平要高出许多，虽然他的嗓音并不怎么好，但毕竟是诗人，对诗歌的韵律美了如指掌、谙熟于心。并且，他一朗诵起诗来，仿佛演员面对镜头，顿时变了个人似的，声情并茂，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朗诵会圆满成功。冯化成踌躇满志，外请诗人中数他朗诵的诗歌最多，获得的掌声最热烈。
因为冯化成朗诵的一首当代长诗，他与周蓉会后发生了争执。
“你为什么要朗诵那一首诗？”
“你没听到掌声有多热烈吗？我不应该对台下的掌声缺乏激情吧？”
“那你也应该朗诵一首短的！”
“长的短的有什么区别呢？长的就不是诗啦？”
“当然有区别！你已经朗诵过三首了，我主持的不是你的专场诗歌朗诵会！不应该让人觉得你很特殊！”
“一旦站在台上，众目睽睽之下，那我就只不过是一位朗诵诗歌的诗人，你扯什么特殊不特殊有什么用啊？扯得上吗？”
“当然扯得上！你占用的时间太多，留给别人的时间太少，这有失公平。我明明事先告诉你了，每人最多朗诵两首诗，你也不能例外！”
“欢迎我的掌声更热烈，我有什么办法？”
“那是我这个主持人应该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在台上自作主张的，你没那种特权！”
“哎，你怎么变得事儿妈似的了？你今天哪根神经搭错了？”
“再说，最后那一首长诗也不是情诗，不符合情诗朗诵会的要求！”
“但是，台下不是都听得很认真吗？”
“你为什么要做违背朗诵会要求的事？为什么还要在朗诵前讲上一大段你的‘光荣经历’呢？那些话不是离题万里吗？”
“我说那段经历光荣了吗？那是事实，与那首诗有关，我认为有讲的必要！”
“你有炫耀之嫌！”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又怎么了？你没完没了的，烦不烦啊！”
“你是在利用一切机会沽名钓誉，也是在利用我，你的妻子，可耻！”
“妻子提供的机会就不可以利用一下吗？不沽名钓誉又来这儿做什么？难道对你就没好处吗？”
“你说这话更可耻！”
“好好好，我可耻我可耻，我可耻却收获了快乐，你休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那首诗不是你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郭诚！他与我父亲情同父子，这你是知道的！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为什么偏偏就不说那首诗是郭诚创作的？”
“我也没说是我创作的吧？”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忘了！”
“忘了？”
“对！忘了。”
周蓉从她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
那一刻，她震惊了。
她是那种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真像有些人说的，她冰雪聪明，仿佛天生就拥有“读心术”的本领。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从未发生过什么龃龉，过的是一种与名利完全绝缘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词典中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药，茶是不易享用的奢侈品。贵州产茶，他们却舍不得花钱买。夫妻俩身体都不好，药是家中必备。孩子和诗，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核心位置。孩子代表希望，诗是精神的维生素。那时，诗就是诗，写来纯粹是诗，读来也纯粹是诗，不可能有任何附加值。
当年，周蓉从不曾对先生冯化成使用“读心术”，那种天赋几乎彻底退化了。然而，在这场情诗朗诵会上，在与冯化成的辩驳中，周蓉的那种天赋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好比一个十余年不曾游泳的人，一旦落入深水，出于求生的本能，游泳本领自然而然地重新唤醒了。
通过与冯化成的争论，她潜入了对他重新认识的深水区。
是的——千真万确，她因自己的新发现而震惊。
冯化成问：“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周蓉盯着他，不愿再说什么。
“你今天纯粹是没事找事！”他悻悻而去。
片刻过后，冯化成的背影在周蓉眼中模糊了，像隔着雨水流淌的窗玻璃望过去似的。周蓉想到了哥哥周秉义。历史系男生们的宿舍离她站着的地方不远，五分钟就可以走到。如果不是挨过一耳光，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想倾诉心事的便是哥哥。
她终于没去找周秉义。
她不允许，那一记耳光对她是椎心之痛。
除了哥哥，在北大校园以及偌大的北京，她尚无什么朋友。她感到了空前的孤独，比初到贵州时更孤独。在贵州，她还有自己崇拜的诗人“先生”，如今他回到北京后仿佛完全变了不，不是仿佛，而是的确变了。如同一个曾经流落民间的王子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城邦，他又开始被尊重，接受王位不过是迟早之事。与他共患难的爱妻，分明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可爱，尽管他有时还是会以审美的眼光看她。
不过，她太熟悉孤独了，并没有被这种新的孤独压垮，难以自拔。作为全系当之无愧最勤奋的学生，图书馆是她的世外桃源。在她眼里，苦读是一种享受，勤奋也近乎是休息。
情诗朗诵会确实给她带来了好处，冯化成的登台亮相让她的追求者迅速打消了念头。冯化成留给大家的印象挺不错，他们普遍认为，他还算配得上周蓉。
周家兄妹的嫌隙在北大持续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往来。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周秉义住院做阑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妹妹周蓉闻讯来到了他的病床边。
周秉义闭着眼睛说：“出去。”
周蓉说：“我数到三，如果你不睁开眼睛，将来再见到我就很难了。”
周蓉数到二时，秉义睁开了眼睛。兄妹俩互相看着，都笑了。
同病房的一位病友说：“你哥天天念叨你呢。”
周蓉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他妹妹？”
病友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那还有错！你哥跟我们说过你的长相嘛！”
“果然是个大美人儿！”
“你哥说起你来可骄傲了，夸你是你们兄弟姐妹三人中最善良最聪明、最有独立思想的人！”
“小时候他还因为你被父母罚过跪，对不对？”
“我们连你们兄妹俩因为什么事闹僵了都知道。”
“你哥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他当时有苦衷，你得谅解他。”
听着病友们的话，周蓉一边笑一边流下泪来。
原来在哥哥秉义的心目中，妹妹周蓉有思想，令人骄傲。周蓉感觉就像饱餐了一顿红烧肉。在贵州十余年，她没有吃过鲜肉，只尝过几次腊肉，几乎忘了鲜肉的味道。到北京后，她才与先生冯化成在小饭馆吃到了红烧肉，一时大快朵颐，旁若无人，直到冯化成提醒她注意点儿吃相。
兄妹俩和好如初。
周蓉问哥哥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秉义一听就明白她心里的想法，反问她是不是有考研究生的念头？
她说是的。
那一年，重点高校即将恢复研究生招生。
秉义表示支持妹妹考研究生。如果能考上，为什么不呢？如果她想接着考博士生，他也会支持。秉义说，自己毕业后将回a市工作，爸妈年纪大了，由小弟在家尽孝不可以，那对小弟太不公平，自己这个长子也该尽尽孝心了。
周蓉说：“哥，我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
秉义说：“别这么想，你多虑了。你我情况不同，化成是北京人，你在北大读书，不论读多少年，你们等于在一起。我如果不回去，我和你嫂子还得继续两地分居，我俩都不愿那样。”
周蓉说：“我再考虑考虑。”
秉义说：“别犹豫，决定了吧。”
周蓉说：“如果还让爸妈带着玥玥，我心里也很惭愧。”
秉义说：“玥玥是爸妈的外孙女，那是他们高兴的事。身边有小孩儿，老人不寂寞。你假期可以和化成回去嘛！你我都是大学生，这是时代带给咱们周家的幸运。你再成了硕士生，成了博士生，便是天大的好事，没什么可犹豫的。”
周蓉说：“可惜秉昆被‘文革’耽误了。”
秉义说：“也不能这么认为。如果‘文革’今天还没结束，咱俩肯定是被耽误了。即使没有‘文革’，秉昆就能考上大学吗？我看根本不可能。他能不能上大学，与‘文革’一点儿关系没有。”
周蓉说：“你这话如果让小弟听到，他肯定会生气的。”
秉义说：“他现在也挺好，做了编辑，知道上进，正读夜大，他们小两口日子过得也不错。”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爱错了还有第二次机会找到真爱，即使己做了母亲。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继周秉义、郝冬梅和玥玥之后，周蓉和蔡晓光两人也回到了光字片。
周蓉三十八岁了。当年的美貌，经过岁月一点一点地侵蚀剥夺，已经所剩无多，充其量只能说风韵犹存了。汉语词汇真是太精准了，“犹存”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消失，终究还有几分，但她的身材仍然很苗条。
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后的周蓉，人生中出现了最令年轻妻子们痛心疾首的事——她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
冯化成返回北京后，顺利地落实了政策，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成为北京某区图书馆的副馆长，行政职级算副科级干部。他也还算顺利地分到了住房——一处十八平方米的平房，外加一间六平方米的厨房。北京那样的公房不少，一排住屋，一排厨房，各家的住屋对各家的厨房。十八平方米算面积不小了，倘是三口之家住着还挺令人羡慕。
然而，冯化成很是失落。那一年，他已四十七岁，鬓角半白，快要秃顶。蒙受了十余年迫害，终于又回到北京，才给个副科级的馆长当？太憋屈了！
他的愿望是到作协去当个专业作家，从事诗歌创作。以他的名气，加上他受过迫害的“资本”，有关部门认为完全可以。遗憾的是，当年作协恢复不久，根本没有住房给他。
他第一迫切需要的是住房，没有住房等于没有家啊！当年，街头巷尾以及地下室防空洞改造成的小招待所里，也常常挤满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返回北京、等待平反、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和住房的人们，尤以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居多。一些外地推销员，如果有缘的话，常能在不起眼的小招待所结识上“文革”前的文艺界名人或教授学者。那些人的第一迫切需要也是住房。
为了有个家，他只能屈尊到区图书馆上班。他原本以为起码会给他个馆长的位置，这也落空了，因为他不是党员。当年，非党员要挤入干部序列基本上是异想天开，有关部门对他已算特别关照。
他心里终究还是有些不痛快。
诗人们多少都有酒神的基因，冯化成的酒量大于他的肚量。在贵州期间，逢年过节，周蓉允许他饮几盅，但严格限量，唯恐他喝高了说什么醉话招来灾祸。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浅尝辄止。那时他很乖，像乖孩子一样听周蓉的话。生逢厄运却有美妻相伴，男人都会很乖的。除了周蓉，到处都是视他为敌人的眼睛，他依赖这个工人阶级女儿的保护如同小猫小狗依赖主人，太明白一旦失去了她自己的命运将更加不堪。返京后，他变了。人们的同情和敬佩让他有些忘乎所以，找不着北。老朋友们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宴请，他有些飘飘然，仿佛自己不仅是声名远播的大诗人，还是俄底修斯式的英雄。
有一次，他醉酒回家后对周蓉说：“我完全是因为要给你个家，才接受这份破职位的。”
周蓉自然不爱听，反问道：“当初不是因为爱上了你，我会到贵州去吗？”
冯化成却说：“爱上了我你不吃亏，现在我让你成了北京人。知道不？有的女人为了北京户口甘愿与任何男人上床！”
周蓉怒道：“胡说！没有你，我照样上北大！”
冯化成撮火地说：“北大学生多了，毕业后不可能个个都留在北京吧？你却肯定会留在北京，因为我又是北京人了，归根到底你还是沾了我的光。”
他一边说着周蓉不爱听的话，一边还搂搂抱抱地要与她亲热。
“让你和你的北京户口见鬼去吧！”周蓉把他推开，惯门而出。
那天是星期日，晚上十点多了，她生气地回到了学校。
这或许只能算小事一桩。接着发生的事却让周蓉的自尊心备受伤害，他竟然骗了她十余年。实际上，当初他并非像他所说是未婚男士。他离过婚，只不过没有孩子。前妻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他被宣布为“反动诗人”几天后，前妻便与他一刀两断，随后再婚。听说他平反了，前妻多次找他，表示悔意和破镜重圆的愿望。结果是，二人的约见变成了幽会，就在他家里被前妻丈夫堵了个正着，被打得鼻青脸肿，半个多月出不了门见不得人。这还不算，那前妻的丈夫居然给周蓉写了一封抗议信，强烈要求她“管好自己的烂男人”。信中还揭发冯化成千真万确地动了背叛她的心思，为的是靠上了这位高官的女儿，自己将来有更大的发展。
好在这件事并没有传到学校去，最终，冯化成向前妻的丈夫交了一份书面保证书才算暂时了结。
此后，冯化成乖了许久。
然而，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的爱情画卷被污损了。她整整一学期没回过她所谓的家。他给她写了二十几封信，一半是诗。平心而论，那些诗都写得挺好，在他的作品中当属上乘。他也多次到学校找她，恳求她原谅。
她被那些诗感动了，再次原谅了他。依她的分析判断，那事固然丢人现眼，却也不能不说事出有因——如果前妻不主动勾搭，他八成是不会心怀不轨的。
周蓉考上研究生后，作家协会也重新成立。冯化成对自己担任市作协副主席信心满满，结果又令他大失所望，只不过做理事。他的想法是——只要成为市作协副主席，那么必会成为中国作协理事，再进主席团也不是不可能。
令人失望的事往往是接二连三的。他也没当上中国作协的理事。
冯化成失意到了极点，一个时期内终日酩酊大醉，企图以酒来消解胸中块垒。
周蓉忍无可忍，有一天冷若冰霜地对他说：“咱们离婚吧，我当初爱的是诗人，不是酒鬼！”
这话对他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他戒酒了，也戒烟了。他发誓要做回她当初所爱的诗人。
此后一个时期，冯化成的诗歌作品经常发表于各大报刊，名声大噪。他超水平地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区文化系统的领导们都感到让他“窝”在手下确实太屈才了，他们常常心怀不安。他们表示，如果市作协仍愿意接受，他们绝不强留。至于房子，随他住多久都行。他们说，能为在全国各大报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提供住房也是一种光荣。
市作协对他表示诚挚的欢迎。
于是，冯化成成为市作协的专业诗人，尊称他为“冯老师”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开始到处开讲座，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起初沾沾自喜，后来也烦过，却又身不由已。逐渐的，他身边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女诗歌爱好者与女记者，她们大多年轻，都喜欢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诗性美学”。
那些日子，周蓉埋头于硕士毕业论文，回家次数极少。有天晚上，她回家取换洗衣服，撞见了天下任何一个妻子都不愿撞见的事。
她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跪下了。
除了再次原谅，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同样原谅了自己，旧戏重演。他们的家似乎变成了“女子诗歌讲习所”，讲到床上去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
从此，周蓉便不再回他给她的家了。直至她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后，冯化成才见到了她。
她平静地问：“化成，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他想了想，低下头说：“我堕落了。”
她又问：“可是为什么？”
他沉默良久，抬起头看着她，像一个诚实的孩子那样说：“我总觉得那十年太亏了，想补偿一下自己。岁月不饶人，不加快补偿就来不及了……仅仅靠创作诗歌，我已经感觉不到人生的充实……”
她也沉默良久，接着问道：“你不是还有我，还有咱们的女儿玥玥吗？”
他摇摇头道：“除了你和女儿，我几乎一无所有。”
“你还有诗歌，还有名气。”
“那不过都是浮名，当代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会流芳百世。”
“那么，你想要什么，权力？”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
“你究竟还想要什么？”
“我怕。”
“怕？……怕什么？”
“我明白，只要我三年没写新诗，人们就会彻底忘记我。或者，还能将我的名字与哪一首诗联系起来，但很可能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这个过气了的诗人，即使我实际上并没过气。中国古代诗人们和他们的诗词将流芳百世，近代诗人和他们的诗也将被刮目相看。时代只给我们和我们的诗歌留了一道窄窄的缝隙，让我们暂时存在，而后自生自灭。别看现在诗歌还算热闹，但作为诗人，我明白自己的诗风太老派了，新诗正在积蓄力量，我这种诗人很快就会过气了。我江郎才尽了，枯竭了，激情耗光了，我快完蛋了……除了是丈夫和父亲，我再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怕这一天的来临，怕极了……”
“化成，现在我没心情听你谈诗。”如果不打断他，看样子关于诗他还有不少话。
周蓉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
这样的人你可以相陪，
却无法安慰……
是的，她感到确实无法安慰他。如果一个诗人对诗歌的命运本身产生了莫大悲哀，叫别人如何安慰他呢？而且，他的那些话，她也没怎么认真听。
“你的话，不能成为你再三再四地让你的妻子蒙羞的理由。”她严肃地转入正题。
冯化成讷讷地说：“是啊，我承认。”
周蓉沉吟了半天，说出了内心压抑已久的一句话：“化成，咱俩好和好散，离婚吧。”
他看着她愣住了。
“就算我求你了。我已下定决心，决心难改了，今天是来正式告知你的。”
“……”
“女儿由我抚养吧，不需要你出抚养费，我有那种能力。你现在这种状况，也不能当好父亲。你可以随时随地见她，我绝不干涉。”
冯化成流泪了。
周蓉恳切地说：“咱俩夫妻一场，我从没求过你。今天我求你了，行吗？”
他说：“那我也只有说行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你好自为之吧。”她长出一口气，起身便走。
“等等。”冯化成急切地喊道。
她在门口转过了身。
“你别就这么走了啊，让我最后再抱抱你吧……行吗？”他站了起来，恳求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点头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紧紧抱住了她放声大哭，像文学作品中对小女子的描写，“一时间哭得像个泪人儿”。而她，如同小说中对某些硬汉的描写，“将一颗心变得铁石般硬，不许眼泪掉下来”。
周蓉离开那间十八平方米的平房，走在回北大的路上，心里并没有感觉解脱，而是空空荡荡。她也极想紧紧抱住一个人，一句悲伤的话也不说，就那么一动不动默默地抱一会儿就行。哥哥已经回a市去了，偌大的北京没有一人是她可以拥抱而又不至于惹出是非的。
这想法是那么的强烈，简直难以抗拒！她紧紧抱住了身边的一棵老槐树。
一些路人见证了这个情形，却只有那棵老槐树听到了她的哭声——很细小，像小学女生种牛痘时的疼痛难忍……
在从北京开往a市的列车上，周蓉从最新一期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冯化成的名字，还有他创作的一首近百行的长诗——《我的“洞府“生涯》：
对于我这个被称作诗人的男人，
我想，
我永远难忘的，
肯定是我那一段米酒一般的“洞府”生涯……
在长诗中，他将她比作自己的女王，受宙斯派遣，到人世间来庇护他；还将她比作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创作的阿拉伯王宫生活的《大宫女》，屈女神之尊同时甘愿充当他温柔体贴忠诚的女仆；他上一段把自己比作被女王宠坏了的，乐而不思伊甸园的亚当，下一段又把自己比作“洞府之王”，把她比作自己收留的夏娃。他们当年夫妻生活中的种种忧愁喜乐、生活细节，翔实浓郁地呈现在他那长短句美观的诗行中。
那首古典浪漫主义风格鲜明的长诗韵律变化灵活，写实与想象结合，叙述与抒情交织。
周蓉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她明白那首长诗是献给她的，尽管他并没有写明。她也明白，那首诗激情澎湃，真情流淌，诚意饱满。
她很是感动，却并未热泪盈眶。她处在一种极平静的感动之中。
那首诗后面，附有专家学者的评论，颇多赞美之词，认为作者将西方的意识流、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当代爱情诗与中国古体诗歌的唯美主义传统等四种元素结合起来，别开生面。
周蓉没怎么细看那些评论。她认为，最有资格评论的人非她自己莫属。她这么想时，竟忍不住微微笑了。
当她合上杂志时，头脑中忽然闪现出四个字：无怨无悔。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当周蓉走向她从前的家时，已是本省一所重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了，也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副教授。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a市也有一所以省名命名的综合大学，尤以文科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俄语专业是该校强项，享誉全国。他们对周蓉的求职感到诧异，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高校、出版社、研究所等文化单位，可供她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她的回答是：“我想家了。”
她的这番话一半是真情实感，一半是搪塞之词，这句话却让校方大为感动。
学校请她在文史哲三个系中任选，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系。这又让学校困惑不解。
她的回答是：“我都学了七年中文了，烦了。”
“可是……”
“我已在辅修西方哲学史，明年将获得北大哲学系硕士学位。导师支持我读在职研究生，只要我保证每学期向他汇报两次学习情况。而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比较》。”
校方还是有些心里没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要让她先试讲几堂课再最终确定。
结果，她的课大受师生欢迎。这样，周蓉便成了这所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第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位学中文而教哲学的教师。
这一时成了该校的新闻。
按她的资历，其实没资格晋升副教授。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要等五六年，但她赶上了好时候——各行各业改革风起云涌，论资排辈受到强烈质疑，学校里师资青黄不接，教育主管鼓励大学不拘一格培养年轻教授。哲学系数她发表论文最多，数她年轻，又是女性，她为本校开创了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专业，比较哲学也成为学校有影响的学科。于是，她几乎毫无争议地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天下午，周蓉副教授走在光字片坑坑洼洼的细街窄巷中，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从大马路旁的一个街口向这里一拐，如同进入荒诞小说中的神秘洞口。小说中常见的描述是，洞外的世界往往混乱不堪、糟糕透顶、令人无处逃遁，洞内则是另一番天地，世外桃源。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条大马路是a市一条不错的马路，两侧有成行的柳树、楼房。尽管都有些老旧，却毕竟是看着顺眼的楼房。柳树很有年头了，枝叶修长，绿得赏心悦目。从那个熟悉的街口一拐入光字片，眼前的情形就从心理到生理都极不舒服。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似乎误入了被人间抛弃的一个地方——没有哪一幢房屋墙直脊正，也没有一条街巷能让人经过时心情不至于由好变坏。
学校分给周蓉一间住房，二十多平方米，老楼，原是当年为外聘苏联专家们建的，格局都是大小套间。他们撤走后，迫于教职员工们住房困难的压力，重新打了隔断成了单间，一批批早已分光。去年，学校建成了两幢新宿舍楼，教职员工们的住房困难稍得缓解，周蓉侥幸分到了一间。否则，即使她是副教授了，也根本不可能有份儿。老楼的楼道很宽，家家户户能在楼道摆橱设灶。房间层高也高，可搭吊铺。周蓉雇人搭了半截吊铺，每晚睡在上边；下边不放床，显得挺宽敞。学校的校园环境在a市很有名，地段也是全市最好的区域。周蓉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以减轻内心对父母的深深亏欠。每次从环境美好的大学校园回到光字片，她都会产生同样的恍如隔世之感。她觉得光字片还不如她在贵州住过十余年的山洞——走出洞外，视野内所见的自然风光毕竟还是美好的。
走在她身旁的蔡晓光忽然问：“哪儿来的一股臭味儿？”
周蓉说：“你马上就会知道。”
二人顺路又一拐，但见几名淘粪工正在淘一处公厕——由破木板围成的公厕歪斜着，似乎随时会倾倒。淘粪工们用绑在长竿上的桶将稀粪提上来，直接倒在厕所旁的空地上。
二人只有掩鼻而过。
蔡晓光说：“怎么可以那样淘粪呢？”
周蓉反问：“应该哪样呢？”
蔡晓光说：“在市内，是用抽粪车直接抽上来。”
周蓉说：“这里不是市内。”
蔡晓光据理力争：“反正不应该那样。”
周蓉说：“反正应该怎样的事多了。”
蔡晓光被驳得张口结舌。
她反问：“你刚才捂鼻子经过时有什么想法？”
蔡晓光说：“那能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赶快走过去呗。”
她说：“人家那些淘粪工人连口罩都不戴。”
蔡晓光不解了，也反问：“那又怎样？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我不幸沦为淘粪工，要一天多次换口罩……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你的话已经接近我的意思了，自己想。”
蔡晓光是聪明人，略微一想立刻明白了。
他说：“周副教授，请站住。”
周蓉便站住了，笑着看他，笑得莫测高深。
蔡晓光说：“鄙人斗胆批评您几句啊。到了您家，当着您家人的面，我的话就不便说了。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心口不一。我认识一位报社主编，张口闭口人人平等、劳工神圣。可在他自己家里，却对雇来的阿姨一点儿不平等，倒烟灰缸倒慢了都会遭到他的训斥。下工厂参观时，赞美工人的话说得那个动听，可一听说自己儿子即将分到那个工厂了，着急上火，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不将儿子塞进事业单位誓不罢休。据我所知，‘劳工神圣’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最先说的，对吧？人家当过你们北大校长，人家是打心眼里尊重劳工。如果他老人家活着，肯定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那么淘粪太不卫生，淘粪工淘粪时应该戴口罩……”
周蓉说：“看来你还是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发现咱俩经过时，人家都不拿好眼色瞪咱俩。也许因为咱俩捂鼻子了，也许因为咱俩的穿着不像生活在光字片的人，或者因为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咱俩被他们当成了不喜欢的人。我们大学里的许多职工其实也不喜欢我这位副教授，我总想搞明白究竟为什么……”
蔡晓光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太大，太复杂，一言难尽。”
二人正这么说着，周秉昆与郑娟出现了。
秉昆肩上骑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周聪，郑娟与楠楠手牵着手。
蔡晓光问秉昆：“你们经过那圈粪时，几名淘粪工不拿好眼色瞪你们没有？”
秉昆奇怪地说：“没有啊。”
郑娟说：“还跟我们说对不起呢。”
周聪在他爸肩上说：“那几个叔叔还冲我笑了。”
蔡晓光说：“你姐发现我俩经过时，他们不拿好眼色瞪我俩。”
秉昆说：“那太可以理解了！上个星期我回来，他们正淘前边几条街上的厕所，偏巧赶上区里的干部检查卫生，宣传环境卫生常识什么的，每年春季不是都照例搞这么一次嘛。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看上去也就是科长副科长一级的，当然要严厉地批评了，结果双方争吵了起来。”
郑娟说：“他们肯定把你俩当成区里的干部了。”
蔡晓光说：“明明批评得对，有什么可争的？”
秉昆说：“街道窄，抽粪车开不进来。厕所满得浮悠浮悠的了，不淘不行，淘也只能那么个淘法，所以那种批评难以服人。再说他们是雇来的农民，对于他们，粪是宝，他们并不怎么嫌粪脏。”
周蓉问：“光字片的人们怎么看呢？”
秉昆说：“当然站在农民淘粪工一边啦！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认为，当官的与其批评淘粪工，不如首先做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都快四十年了，这里哪点儿像社会主义？简直是辛辣讽刺！”《大众说唱》的资深编辑的话中，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周蓉对蔡晓光笑道：“我弟不愧是《大众说唱》的大牌编辑啊，不但在像‘四五事件’那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人民站在同一立场，在厕所该怎么淘粪的小是小非上也与群众一个鼻孔出气。”
蔡晓光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说来，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办法了吗？”
“有！”说话的是楠楠。那少年已上初中，五官端正，眉舒目朗，估计以后个头矮不了。
他愤愤地接着说：“调一百辆推土机来，将这一带推平了，重新划分街道，要求横平竖直，两边盖起楼房，种上树，那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郑娟批评道：“你这孩子，真没礼貌！大人间说话，以后不许随便插嘴！”
她的话音刚落，周聪也在他爸肩上比比画画地大声说：“要不就把人全撤走了，派几架飞机，咣咣往下扔炸弹，轰！轰！一会儿就能把这些地方给炸平了！”
周蓉装出忧虑的样子说：“秉昆你要注意啦，你俩儿子有简单粗暴的不良思维倾向，不及时教育，将来有你操心的时候！”
蔡晓光笑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看来以后的中国不好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