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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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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不悦地说:“亏你们厂想得出来,糖能顶钱用吗?”

秉昆说:“能发些糖,总比一直拖欠工资强啊。”

德宝说:“就是。我和赶超已经交钱了,各买一斤。秉昆俩儿子,他买两斤,这不四斤糖一下子变成现钱了?”

吴倩说:“再卖给我家亲戚三斤,剩下三斤我还不卖了呢,捣碎了包糖包,五香味的,肯定好吃。”

国庆把破椅子摆在三个老友对面,坐下后说:“要我看,他们那个小糖厂还不如干脆黄了算了!三十多年了,包装从没换过,味道也从没变过。再看人家从南方批发过来的糖,冲那五颜六色的包装就让人忍不住想买。”

吴倩不爱听了,打断道:“南方南方!你以后少当我的面说什么南方南方的!如今一些北方人动不动就南方南方的,好像南方的什么都比北方的好!糖不就是糖吗?谁买糖还连糖纸也吃了呀?再好看的糖纸不也甩手一扔吗?糖嘛,甜就行了!刚过上几年消停日子,忽然连吃糖都吃出毛病来了!”

国庆也不爱听了,反驳道:“以后什么都市场化了,糖当然得变。不信你们厂就只生产从前那种杂拌糖,连糖纸都省了,不出三个月你们厂就肯定倒闭!”

吴倩真生气了,指着国庆斥问:“哎,你个肖国庆今天怎么了?抽什么疯呀你?你干吗一进家门就咒我们厂?我们厂真倒闭了,我失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见他们两口子抬起杠来,三位老友脸上都挂不住笑模样了。

秉昆赶紧相劝。

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曲秀贞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她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

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德宝说:“当年五十三四岁,这都十四五年过去了,快七十岁了吧。”

国庆说:“那就真是老太太了。”

秉昆说:“是啊,咱们不都也往四十奔了嘛。”

国庆奇怪地又问:“秉昆、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她老伴。如果吕川在,那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可我和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找我说这事干什么?”

秉昆说:“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俩不也跟我们一块儿去过她家一次嘛。”

国庆想了想说:“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啊!赶超咱俩都没跟那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

赶超说:“那倒是。”

秉昆说:“后来我和德宝也没见过她。”

德宝说:“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还在酱油厂,这十四五年里,有些人一听我说认识老太太,忍不住当我面骂她。她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老人不多了,新人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去。如果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老太太一定会挺伤心的。”

在白笑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

向桂芳说:“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白笑川说:“我自己去不好吧?”

向桂芳说:“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曲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白笑川说:“咱们要去追悼的是她丈夫,不是她。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并非一个系统的干部。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她丈夫一生从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人士。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向桂芳说:“多我不多,少我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白笑川说:“你看你,怎么又和虚伪二字扯一块儿了呢?如果你原谅她是真心实意,那么你和我一块儿去,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可如果你对她只不过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吗?”

向桂芳被他的话气哭了。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她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她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笑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她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地替她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她丈夫死了,她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和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啦!”向桂芳哭哭啼啼说完,起身到卧室里去了。

白笑川愣了愣,随即跟进卧室搂着她的肩,温柔地哄道:“你胡说些什么呀,有些话是不能图一时痛快张口就说的,会伤了夫妇感情。别哭了,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了,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

第二天早上,白笑川还没醒呢,夫人把他轻轻推醒了。

他问:“我打呼噜了?”

她说:“我想通了,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

他问:“怎么就想通了?”

她说:“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想通了好,想通了就多睡会儿。”白笑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怀中。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

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

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去了。

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极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

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

酱油厂没送花圈。

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她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她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她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她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与她的感情来了。

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周秉昆他们被保安拦住了。

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保安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秉昆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

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

他们只得公推秉昆。

保安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秉昆只得说是酱油厂的。

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

秉昆只得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

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去通知老太太了。

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为之一褪,要见他们。于是,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老太太正与什么领导在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坐在贵宾室的人物郑重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她竟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她把秉昆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

秉昆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呀。”

她说:“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啊。”

她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她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她的珍贵友谊。

那时,与其说秉昆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

老太太派人叮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一定要报出酱油厂这个单位。

她将他们送到贵宾室外,拽住秉昆小声说:“告诉他们几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

那天不但国庆、赶超、德宝和进步去了,连唐向阳也从单位请了事假赶到了。

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老太太又近七十岁了,她被安排坐在椅子上,与大家握手。

当白笑川夫妇双双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由得站了起来。也许因为久坐腿麻,也许因为激动起身急了,她摇晃了一下。

白笑川和向桂芳一左一右扶住了她。

她双手紧握向桂芳的一只手,接连说了两句:“谢谢你们也来了,谢谢你们也来了……”

白笑川说:“保重。”

向桂芳说:“节哀。”

夫妇俩扶她坐下时,她流泪了。

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

转眼到了八月,孙赶超摊上了一件烦心事。他们那个鞋厂生产的“解放”牌胶鞋虽然是名牌,但是生产过剩。库里压着一万多双鞋销不出去,只得暂时停产。厂里动员职工群策群力推销,清理库存,谁都可以参与,还有提成。厂里想开了,给的提成还挺高,百分之十。一双鞋市场价三元五角,百分之十就是三角五分。这是极诱惑人的提成,于是全厂职工争先恐后行动起来。大家的一种共识是,“解放”胶鞋虽然在城市不好卖,但在南方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南方雨多,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胶鞋,而“解放”牌胶鞋不怕湿,干得快。

孙赶超便想到了妹妹。他妹妹来信说在深圳那边混得还可以,当上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护士。他给妹妹发了封电报,问妹妹有无门路帮他挣一笔提成?妹妹将长途电话打到了春燕办公室,让春燕转告嫂子没问题。一位在深圳办公司的东北老板经常在中医诊所接受按摩,对她的服务心怀感激,他那公司什么生意都做,捎带着帮助销售几千双“解放”胶鞋是玩似的事。赶超向厂里汇报,厂里大喜,及时按地址发去两千双“解放”。一个月后没了音讯,他催问了几次,再催问时妹妹失联了。接长途电话的人说,他妹妹已离开那家中医诊所,去向不明。赶超急得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厂里已向他发出警告,说再不给个交代就以欺诈罪报案了。

老友们紧急碰头商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曲老太太在火葬场贵宾室门外说的话。

秉昆说:“人家也就是随口一说的亲热话,咱们不能太当真。”

春燕说:“那不管!谁叫她那么说了?既然她说了,咱们就一点儿都别惭愧!”

于虹流着泪说:“秉昆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可如果连你都不管,我和赶超可怎么办呢?”

赶超也快哭了,恨恨地说:“想不到我这哥哥会让妹妹给坑了一把!”

国庆见秉昆为难,折中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找她吧,就说是看望。她刚失去老伴,咱们这么也说得通,让秉昆见机行事。”

德宝说:“这主意可行,人多了气氛好。到时候秉昆不好意思开口,我脸皮厚,我就说。”

进步说:“把孩子也带上,那样她更会觉得咱们真拿她当亲人了。”

向阳说:“同意,我找车。预先教教孩子们见了她说什么,都嘴甜点儿,尽量哄她高兴。”

大家却不知道她住哪儿去了。

德宝承诺由他来打听清楚。

星期日,一辆卡车把大小十几人拉到一个地方——那条街别人都没去过,秉昆却不陌生,另一个老太太就住在那条街上啊!他没敢说,怕大家对他有看法:“哎,你这个人,是你亲戚的那个老太太也不一般嘛,大家都忘了,难道你自己也忘了吗?”

大小十几人下了车,顿时成了那条路上的一道风景,他们仿佛是一组参观团。春燕、吴倩、于虹和郑娟各自都把最好的一身夏装穿上,楠楠、聪聪、德宝的儿子、国庆的女儿、赶超的儿子五个下一代都被妈妈倒饬得小绅士小淑女似的。秉昆等六个男人也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是出席什么招待会的样子。有的孩子捧着花,有的女人拎着见面礼。

老太太曲秀贞家住的院子与金月姬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

传达室门卫将他们好一顿盘问。

“你们都是她什么人啊?”

“预先说好了吗?”

“没你们这样的啊,预先人家也不知道,一大早上,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以为你们是返乡啊?以为这里是农村的老家啊?”

听着如上问话,面对传达室门卫极不好看的表情,秉昆嗓子发干。

倒是德宝应付自如,毫不发怵。他大大方方地说:“别管我们是她什么人,她拿我们当亲人就是了。”

众大人七嘴八舌——

“关系不一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必要。”

“这都九点多了,不算一大早了。大人孩子,每一个都是她想见的人,所以都非来不可。”

“您说对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来看妈,孩子们差不多等于是来看奶奶。”

尽管德宝应付自如,儿女们还是从爸妈和叔叔婶婶的脸上看到了集体的尴尬。

他们也都不可能不尴尬,个个脸上显出窘态。毕竟都不是小小孩了,那种尴尬窘况一下子让他们早熟了好几岁。

然而,德宝的大言不惭起到了作用,传达室门卫最终抓起了电话。

老太太亲自出楼迎接,见到大人孩子男男女女来了半个排,吃惊不小,随即她就笑了,显出无比高兴的样子。

德宝朝传达室门卫挤眉弄眼,对方也显得有些尴尬。

春燕对孩子们小声说:“都快叫奶奶呀。”

孩子们这才从窘况中缓过神来,于是纷纷叫奶奶,献花的献花,鞠躬的鞠躬。

老太太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客厅虽然不小,那也坐不下半个排的人啊!好在是刷了油的厚木地板,男人孩子干脆坐地上。

果如德宝所言,人多了气氛好。光搞清楚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就引起了几阵笑声,秉昆他们跟着笑,孩子们懂事地笑。

老太太问到了龚斌和吕川,叹惜一番又欣慰一番。

忽然,老太太看定秉昆问:“你们搞这么大阵容,不会仅仅为了来看我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

秉昆鼓起勇气说:“是的,要给您添麻烦了。”

肃静之中,老太太垂着目光站了起来,谁也不看,往客厅外走。

秉昆他们互相望着,一个个面露窘态。

老太太在客厅外头也不回地说:“秉昆,跟我来。”

秉昆腾地站了起来。

大人们个个舒一口气。

书房里,二人先后落座,老太太问什么事。

秉昆就将赶超摊上那件事说了一遍。

老太太问:“要我怎么做?”

秉昆说:“大家认为,如果公安方面能出面帮着追讨,也许厂里的损失不会太大,孙赶超也不至于会坐牢。”

老太太默然坐了会儿,忽然问:“你嫂子她母亲不是就住在前边的二号院吗?你为什么不找她啊?她给公安方面的头儿们打个电话,不是更有把握吗?你应该带你们一队人马从我这儿转移一下,去找亲戚啊!”

秉昆从容不迫地说:“阿姨,我还真不知道她家也住这条街上。我从没去过她家。除了我姐去过她家一次,我家再没人去过。我姐去那一次也是为了看我哥,我爸至死没见过我嫂子她妈的面。”

老太太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

秉昆说:“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亲戚,我家人都不愿往我嫂子家走动。可对于我,您比我嫂子她妈亲。我们家都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像亲人一样亲的老阿姨。一说要到您这儿来,我爱人和俩儿子可高兴了,他们都想见见您。他们几家的老婆孩子也是这样。阿姨,您千万别误会,我们主要是来看望您的。您不问我们有没有事,我们是不会提孙赶超那件事的。”

老太太沉吟了一下,有些困惑地问:“那他不就只有干等着被厂里问罪了吗?”

秉昆说:“是啊,肯定是那样。我们小老百姓,摊上事了只能认命,别无他法。”

老太太又问:“如果他被判刑了,他老婆孩子怎么过呢?”

秉昆说:“有我们呢。我们商量好了,共同替他照顾老婆孩子。”

老太太沉吟片刻,提高了声音说:“秉昆,行啊你,撒谎不脸红了。在文艺界混了十几年,出息了,嘴也比以前甜多了。我五十几岁时,你们叫我老太太。现在我快七十了,你倒叫起我阿姨来了,你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啊?”

秉昆仍不脸红,虔诚之至地说:“当年我们不懂事,现在我们懂事了。懂事没什么可笑的。我也没撒谎,所以不脸红。阿姨,我们确实不是只为了孙赶超的事来的。”

老太太用手指朝他一点,“还嘴硬!我也没说你的话全是谎话。四六开,核心内容是谎话,你最后的话就是核心内容。我是一般的老太太吗?你们的小伎俩骗得了我吗?”

秉昆终于脸红了。

老太太却笑道:“伎俩被我当面戳穿,到底还是脸红了吧!该脸红不脸红那也不对,而且不好,那样一个人就太不可爱了。”

秉昆不仅脸红,额上都臊出汗了。

老太太最后说:“我怎么和你们这些孩子扯上关系了呢!秉昆你给我听明白了,也要委婉地告诉他们几个,实际情况是当年我并没欠下你们什么债,而是你们欠我的。看在你们一大队人马出行不易的份儿上,那个孙赶超的事,我管了,让他别着急上火的。”

二人回到客厅,秉昆暗中向德宝做了个大功告成的手势。德宝讲了几个笑话逗老太太开心后,当机立断宣布看望活动结束,于是大家迅速撤退。

老太太也不远送,只站在楼外台阶上向大家摆手。

秉昆一家四口刚进家门,楠楠就冲他大声嚷嚷:“爸,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在你认为必要时利用我一下,但我希望你再利用我时,起码预先向我讲明一下情况,让我有点儿心理准备!”

郑娟吃惊道:“楠楠,你胡说什么呢?你爸他怎么就利用了你了?”

聪聪也抗议道:“爸,你们大人就是利用我们,别人家小哥哥小姐姐也看出来了!我们才没你们大人以为的那么傻,我们只不过都装傻,怕你们更没面子!”

秉昆愣愣地看看大儿子,再看看小儿子,什么也没说,闷声不响地坐下了。

当天晚上,曲老太太来到了金老太太家。老马同志逝世后,两位革命老太太经常互相看望。

曲老太太说了孙赶超的事后,金老太太大为惊讶地问:“半个排的人?你倒真好性格!要是来我这儿,几分钟后我肯定就受不了啦。‘文革’那十年我一直被单独关着,落下了后遗症,人一多血压就高。”

曲老太太说:“我是体恤你老大姐啊!明知你怕来的人多,我忍心把他们那么一大队人马往你这儿支吗?那事,咱俩管不管呢?”

金老太太说:“你都答应了,那个秉昆,又是我家冬梅的小叔子,不管也不成了啊!”

于是二人商量好,由金老太太写封信,曲老太太去找市公安局的一位头头。曲老太太说她倒也乐得去一次公安局,就当散心了。

金老太太说:“你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家老马同志的专车还没取消,我还可以沾他两年光。”

金老太太说:“那以后你用车就直接给我司机打电话,一会儿我把电话抄给你。”

曲老太太说:“不用。以后我用车也有保障,不过就是提前一天告知罢了。”

金老太太说:“那也麻烦。我腿脚不便,出门的时候少。一辆车一名司机总闲着,我心里还过意不去,你就当替我用车吧!”

接着,俩老太太自然又聊到了儿女。

金老太太说:“现在有个词可时兴了,叫‘反思’。近来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和普通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

曲老太太说:“是啊是啊,往根儿上说是那么回事。儿女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两户人家的关系嘛!不管什么时代,门当户对总是要讲的。我儿子起初就爱上了一个百姓人家的女儿,我硬是把他们拆散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我家冬梅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女婿周秉义挺出色的呀,形象又好,现在不也进梯队了嘛!”

“可万一形象一般般,烂塘泥抹不上墙,那不糟心死了?”

“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坏事了嘛!”

“万一所谓亲家再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地找上门来添烦……”

“你女婿家人不那样吧?”

“他家人是另一类。除了他妹妹来过一次,别人连我家的门都没登过。也好,我省心。我是说我反思的问题,不是单指谁家。”

“老姐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到底反思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变成哪样了呀?”

“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哪家老百姓和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

“这……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啊!老姐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到哪时说哪时,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古今中外都这样啊!”

曲老太太表现出强烈的引导意识,特别想要解释清楚金老太太的问题,可是金老太太对于她所给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她自己也常常被曲老太太的问题绕进去了,结果自己也生出了新的困惑。那次见面,两位革命资历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从她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所积累的理论水平,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等问题,分手时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

曲老太太说:“老姐姐,我都被你反思的问题搞得脑仁疼了!听我的,别再反思了,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想的必要嘛。过几天咱俩到江那边钓鱼去吧,我陪老姐姐换换脑子!”

金老太太说:“好啊。总听男人们说钓鱼有趣,咱老姐妹俩也体验体验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再不去天该冷了,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坐不惯别人的车。我一上车就打瞌睡,下了车就来精神,还是各坐各的车吧。”

金老太太笑道:“毛病还不少,那随你的便啦。反正到时候我跟在你的车后边,别把我带沟里去就行。”

曲老太太出了院门,见米黄色的墙边站着一对少男少女——少女双手揽着少男的脖子,少男的双手放在少女的腰窝那儿,想互相亲嘴又不好意思亲的样子,见院里出来人了,他俩迅速分开。

曲老太太觉得少女眼熟,试探地问:“是玥玥吧?”

她在金老太太家见过一次玥玥。

那少女确实是玥玥,少男是楠楠。

玥玥本打算面朝墙转过身去,但曲老太太已经在问了,只得故作大方地答道:“曲奶奶,是我。这是我表哥,刚才我告诉他悄悄话儿来着。”

她的脸己像苹果那么红了。

“你们继续聊吧,奶奶不打扰你们。”曲老太太边说边匆匆走过去了。

十几日后,孙赶超摊上的那件坏事,简直可以说变成了好事。市公安局的头头见了金老太太的亲笔信,他对曲老太太笑了,不好意思地说:“两位老大姐这不是折杀我嘛!区区小事,何必一位写亲笔信,一位亲自出场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都会照办的啊!”

金老太太的信写得热情洋溢又扣人心弦,她首先称赞市公安局广大干警多年来为人民办案所立下的功绩,接着笔锋一转,“汇报”自己听别人议论到的一件事——也就是孙赶超那件事,却根本没提孙赶超的名字。最后,她希望“公安部门应主动予以协助,帮助本市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追回一批下落不明的产品,避免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她接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工人阶级面临困境的当下,这也应该是你们神圣使命的一方面啊!”

一九八八年,全省干部进行考核评比。公安局领导对两位老太太提到的事情极为重视。他叫来几位下属,让他们看看那封信,当着曲老太太的面说:“什么是高风亮节?两位老大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啊!都是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老党员,可都依然心系普通劳动者们,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于是,市局派出两名优秀的侦察员先到厂里,向孙赶超了解情况后,在两名厂里人员的陪同下火速赶往深圳。深圳警方积极配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原来那小老板因为设庄聚赌被当地公安机关收押,正准备移交司法部门呢,而两千双“解放”牌胶鞋一双不少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他公司的库房里。那小老板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一再强烈表示自己要“急工人阶级之所急”,一定要付现钱把那两千双胶鞋先买下不可。

他们就把现金带回来了。临行前,他们找到孙赶超的妹妹,把她送回中医理疗所,给予了必要的安抚劝慰。

两名公安同志一分钱不收,差旅费也完全由公安局实报实销。

厂里派人敲锣打鼓向市局送了一面锦旗——市局领导们备感光荣,派人及时到两位老大姐家汇报了办案结果。

曲老太太在电话里向金老太太开玩笑道:“我的老姐姐,看来咱俩一出马,余温还挺高啊!”

金老太太也笑道:“估计那几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今后可有了向别人吹牛的话题啦!”

孙赶超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特别低调,不论厂里的什么人问,都以“贵人暗中相助”或“无可奉告”两句话搪塞过去。他越是这样,人们越觉得他背景深藏颇有来头,他一时间成了厂里最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既然赶超把两千双鞋卖出去了,而且是个有背景有来头的人,他该得的百分之十的提成就准备给他了。

有的领导有意见,“起码得把厂里派去那两位同志的出差费扣除吧?”

主管领导拍板道:“别了!谁知道他什么来头什么背景啊?给他个全乎脸吧!他高兴,关照他的人也高兴。他不高兴,咱们都不知道把他背后的什么人给得罪了。”

拿到了提成的孙赶超两口子转忧为喜,乐不可支,坚决要求对哥们姐们表示表示。

秉昆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德宝向秉昆通报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酱油厂忽然接到吕川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回本市调研,特别想哥们儿几个,到时候无论如何要聚一下。

秉昆问:“他要回来调研什么?”

德宝说:“没讲。”

秉昆问:“那他在北京什么机关工作呢?”

德宝说:“没顾上问。”

秉昆责怪道:“你怎么能什么都不问呢?”

德宝说:“哥们儿,别忘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接长途电话,还是咱们吕川从北京打来的!咱们酱油厂那破电话线路有问题,一会儿声音清楚一会儿声音不清楚。他说‘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我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都忘了问。”

秉昆听得心里也热乎乎的。

二人便抽空去找了一次赶超,告诉他吕川要回来的事。三人商定,干脆等吕川回来一块儿聚——地点定在“和顺楼”,赶超出三十元,其余餐饮费由秉昆他们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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