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2）
瓦尔告诉了她。克丽丝“嗯”了一声。昨天晚上，妈妈没让塔德走开，她还在生妈妈的气。可今天早上，她又觉得妈妈太不近人情：“你不觉得那样说太无情了吗？”
“没错，是很无情！”瓦尔愤怒地吼道，“你觉得我什么事都能处理得好，是吗？”
“好像是的。”克丽丝说。瓦尔真想扇她一耳光。
她做好早餐，让克丽丝回客厅去叫塔德。他不吃。于是，她们一边吃东西，一边安静地看《时代》。这时，两人都已清醒，偶尔也会交谈几句。瓦尔还在生克丽丝的气，所以有点儿爱搭不理。
“对不起，”克丽丝说，“只是，他看起来很可怜。我从客厅路过的时候，还以为他在哭呢。我一直觉得你应该能治愈每一道伤口，让一切好起来，但如果你没那么做，就是你的不对。”
“是啊，”瓦尔苦涩地说，“我当然能。我就必须否定自己的感受。因为人们就希望母亲那样做。”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了我很抱歉。”
“孩子啊。”瓦尔喃喃着，“作为母亲，就不应该有自己的情感，以便成为别人永远的慰藉吗？”
克丽丝看着她：“要不是我很了解你，我会觉得你在内疚呢。”
瓦尔把脸埋进掌心。“我确实很内疚，我伤害了他，心里也不好过。”她抬起头，“更糟的是，我想伤害他。我一直感觉被限制着。我想伤害他已经很久了。”
傍晚时分，瓦尔平静了一些，不再对塔德那么生气。她闻到客厅里有大麻的味道，知道他抽大麻是为了麻痹自己的感觉。她心中对他充满歉意，他看上去非常无助。伤害一个无助的人，是不可原谅的。她走进客厅，坐在塔德旁边的椅子上。
“塔德，对不起，我刚才说了那么残忍的话，”她说，“我很生气，而且觉得自己已经生气很长时间了，却不自知，所以，才以那样的方式发泄出来。我真觉得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现在还在意这个的话。”
他猛然抬起头：“你和别人上过床吗？”
“什么？”
“你听见了，瓦尔！你到处和人上床吗？”
“你浑蛋！”她火冒三丈，“关你他妈什么事？”
“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要是我以为你不会，那就太自以为是了。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必须知道。”他的声音沙哑。她觉得火气下去了一些。
“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你觉得我会跟一个婊子在一起吗？”
她冷冷地看着他：“如果那就是你看待事情的方式，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以为我过去二十年都在干什么？”
“这个我不在乎，那是在遇到我之前。”
“我明白了。你可以接受某个人并不一直都是你的，但不能接受她和你在一起时不是你独有的财产。”
他似乎没听明白：“你到底有没有？”
“有。”她回答。
“谁？”他一屁股坐回沙发上。他很沮丧，很绝望。
“那不是你该问的。我想告诉你的时候自会告诉你。”
他的脸突然绷紧了。“谁？是谁？我必须要知道，瓦尔，我必须得知道！”
“老天！”她一脸反感地说，“蒂姆·瑞安。”
蒂姆·瑞安是和平小组的一员，是塔夫茨大学的本科生。
“瓦尔，他才十八岁！十八岁啊！比克丽丝还小！”
“那又怎样？你也没比克丽丝大多少啊。什么时候年龄变得那么重要了？”
“我要杀了他。”塔德咬牙切齿地说。
“老天哪，”瓦尔站起来，“去吧，把书里那些愚蠢的游戏都玩个够。我可不会浪费时间陪你玩。”她说着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室，坐下来开始写报告。几个小时过去了。她听见塔德去厨房倒了杯酒，又回到客厅，但他一句话也没和她说。大约晚上九点时，克丽丝饿了，开始准备晚餐。克丽丝问塔德要不要，他拒绝了。可是，她和瓦尔吃东西的时候，他又去厨房倒了两次酒。他走路东倒西歪，还差点儿滑倒了。每次返回客厅，他都一言不发。
克丽丝皱着眉头说：“妈，我今晚要出去，和几个朋友聚一聚。他们说巴特也要去，我已经几个月没和他联系了，很想见一见他。”
“亲爱的，别担心，我应付得了塔德。能出什么事呢？他喝醉了，可能会断片。如果出点儿什么事，我能跑，他可跑不动。”瓦尔笑着说。
她们快吃完的时候，塔德又跌跌撞撞地跑去厨房，可这一次，他倒完酒后，摇摇晃晃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去，进了瓦尔的房间，倒在床上。他开口了。他开始滔滔不绝、源源不断地大声咒骂：“淫妇、贱人、婊子、母狗、荡妇、妓女，我信任你，我以为我爱你，可我告诉你，瓦尔，我没那么爱你，没那么爱。我决不会原谅你，你个肮脏的荡妇，你个妓女，你个婊子……”
他没完没了地骂着。瓦尔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说：“带上你那肮脏的价值观，给我滚出去。”可他却喊得更大声了。她砰的一声摔上卧室的门。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差点儿摔倒了，把门狠狠地拉开，又躺回床上，继续骂。
瓦尔摇了摇头：“真逗，他最在意的居然是那个。我说他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很受伤，这我理解，假如他那么对我说，我也会伤心的。可他却这副德行！”
她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面面相觑。他还没有停下来。“咱们可以把他扔出去，他这个样子，咱俩就可以办到。”瓦尔说。
她们相对无言。听起来真是荒唐。他醉得一塌糊涂，连路都走不稳，还那么伤心，要把他扔到大街上不管吗？不行。必须忍耐。她们没再说什么，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可以叫警察。”瓦尔盯着她的咖啡说。克丽丝没有作声。
她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塔德还是没有停下来。“婊子、臭婊子、妓女、贱人。”他越骂越来劲，好像语言就能打垮她似的。
突然，他哭了起来。他抽泣了一会儿，微弱地叫着：“克丽丝！克丽丝！”
克丽丝抬头瞟了一眼母亲。
“克丽丝！克丽丝，过来和我说说话，求你了，过来，好吗？”
瓦尔皱了皱眉头，大惑不解。但克丽丝站了起来。
“克丽丝，过来，过来好吗？”
克丽丝过去了，对母亲的使劲摇头示意视而不见。
她站在床边，低头看着他。瓦尔坐在那里，可以看到房间里的情形。
“坐下，克丽丝，”他拍拍床，她坐了下来，“上床来，好吗？你和我，克丽丝，别管那个贱人，关上门，过来和我干吧。克丽丝，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就一直想干你。我们不用管她，她可以去找十个人来，过来，克丽丝，躺下，亲亲我。”
瓦尔一动不动。她可以看见克丽丝坐在那儿。克丽丝看起来既不生气，也不害怕。她正用手抚摩他的额头。他似乎没注意到，他的那番话并没产生影响。他反反复复地说着，几度抓住她的手腕。她平静地坐在那儿，同情地看着他。许久后，克丽丝站起来，俯身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我得出去了。”她轻声说。
她来到厨房。“车钥匙呢？”她面无表情地问母亲。
瓦尔冲自己的手提包努努嘴。塔德挣扎着站起来。
“好啊，贱人，你要我走，我这就走。我走，我要和克丽丝一起走，我们要出去喝一杯。”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房间，走到门口。瓦尔站起来跟着他。她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去开车载克丽丝。她对克丽丝也不放心，不知道她有多同情他，不知道她把界线画在何处。她站在门边，看着他们，他们看不见她。克丽丝已经发动了车子，她见塔德走近，便摇下了车窗。他想开车。他坚持要开，正在和她争，叫她坐到副驾驶座去。瓦尔不想干涉，这是克丽丝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可她的身体随时准备着，就像蹲在线前的赛跑运动员一样。如果克丽丝准备打开车门，她就会立刻冲上去阻止。当时那种情况下，多犹豫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可她听不见克丽丝说话，只有塔德在大声嚷嚷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克丽丝好像移开了。瓦尔把手搭在门把上，准备开门。但克丽丝摇上了车窗，塔德抓着车门不放。突然，他放手了。可还没等瓦尔松口气，他又摇摇晃晃地转到另一边，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克丽丝把发动机关了，他们坐在一片黑暗中。瓦尔猜，他们在说话。他们在里面坐了很久，但瓦尔看不太清楚。路灯照亮了车身，克丽丝的脸半明半暗。瓦尔想上厕所，可她还是站在那儿看着。好像没完没了了。瓦尔小声地抱怨着：“臭丫头，何必这么心软呢？”
然后，车门打开了，克丽丝下了车，走上台阶，进屋来。瓦尔退回屋里，她不想让克丽丝知道她很担心。克丽丝把车钥匙扔在桌上。
“我从后门出去，走路去。”她冷冷地说。
瓦尔还来不及阻止，她就走了。她担心克丽丝独自在剑桥走夜路，但克丽丝从不理解有什么好怕的。她说，她的朋友经常独自走夜路。瓦尔跟她讲了夜里独行的危险性，她只是耸耸肩。她觉得，只要你不想着会出事，就不会出事。她觉得很安全。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走了。瓦尔拿起车钥匙，藏了起来，她希望自己明天还记得把它藏在哪里了。然后，她收拾了桌子，开始洗碗。过了一会儿，塔德也踉踉跄跄地进来了，他直冲向橱柜去倒酒，把苏格兰威士忌洒在了橱柜和地板上。
“你已经喝得够多了，塔德，会生病的。”瓦尔硬生生地说。
“给我闭嘴，你个臭婊子。”塔德想继续骂，可他已经没力气了。他想朝客厅走，可他的身体不听使唤，转不过来，于是，他顺道走进了卧室。他一头栽倒在瓦尔的床上，灯还亮着。她把厨房打扫干净，锁了门，为克丽丝留了灯，就走进了客厅。她打算坐在这里等克丽丝回来。突然，她听见砰的一声，赶忙起身跑到走廊。塔德正在卫生间里吐，走廊的地板上满是呕吐物。她回到客厅，点燃一支烟。塔德从卫生间出来，踩到自己的呕吐物滑倒了，他骂骂咧咧地回到卧室。她想，他就这样满身秽物地睡在我床上吗？她在心里咒骂了他，咒骂了自己，也咒骂了全天下的男人。凌晨五点，克丽丝悄悄地回来了。克丽丝经过客厅回到自己房间时，瓦尔睁开了眼睛，但克丽丝看都没看她一眼。
“当然，第二天，他感到十分狼狈。一开始，他只为弄脏了家里而道歉，好像他就只做错了这一件事似的。我告诉了他他的所作所为，他难过地哭了。可说实话，米拉，我没什么感觉。或者说，我觉得在赶他走之前，应该让他调整好状态。那天是复活节，克丽丝几乎睡了一整天。我们三个人本应该去布拉德餐厅吃晚餐的。他说他还约了一群人要去庆祝天使报喜节，因为和复活节没差几天。但我必须得和塔德做个了结。他痛哭流涕，伤心不已，一个劲儿地道歉。他还给克丽丝写了张字条，又撕掉了。
“他就是不肯听我说话。他为引诱克丽丝一事而不停地道歉。我怎么说他也不明白，我不是因为那个而生气。他根本不可能引诱得了克丽丝的。”
“可他这样对克丽丝也太不应该了，太不像话了！”
“是啊，是不应该，”她闷闷地说，脸上满是同情和悲伤，看上去难过极了，“但不是出于他想象中的原因。他觉得他不应该破坏规则，他的错误在于损害了克丽丝的名誉、尊严或是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他完全搞砸了。”
米拉很费解的样子。
“你看，他生我的气，是吧？他有权生气，我伤害了他，这点我不怪他。我不是希望他像个他妈的圣人一样坐在那儿，打了他左脸，他又伸过右脸来。我希望他生气，但重要的是他生气的方式——他最后选择了最能伤害我的方式。‘我可以上她的女儿。’或许，他觉得最能伤害我的方式就是伤害我女儿的感情。不管是哪一种，他都觉得他能通过克丽丝带给我最大的痛苦。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可耻，很浑蛋。可考虑到塔德和克丽丝关系还不错，他们爱对方，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们真的很爱对方。克丽丝对他的感情和对我的不一样，要多一点儿异性相吸，少一些个人感情。她并不想老跟他聊天，她在和我交谈的时候，并不希望他一直在身边。但他们在乎对方。他从来没有好好琢磨过这一点。他在忙着报复我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牺牲他和克丽丝之间的关系，他把她对他的感情当成了可以牺牲的东西。
“但她什么都明白。我那样对他，她很同情他。她觉得——我想她一直是那么觉得的，和我在一起的人总是吃亏的。我知道她这么想是不公平的，但她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去改变她的想法。她同情每一个和我在一起过的年轻男人，至少是那些长相不错的男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自己也很残忍，就像她觉得我对塔德很残忍一样。可是，当她拿着车钥匙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表情。她感到厌烦和愤怒，但她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感情。我觉得，她对塔德和我都很厌烦，所以想走开吧。这是可以理解的。”
“瓦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你怎么能让他对她说那样的话呢？我要是在那儿……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会揍他！”
瓦尔摇了摇头。“是啊。”她说。米拉手扶着酒瓶，一脸质疑地看着她。“米拉，克丽丝十八岁了。他在和她说话。我如果干涉，就会显得我不相信她自己能应付。结果表明，她应对得很好。如果她要我帮忙，我会去帮她，可是她没有。”
米拉缓缓地摇着头，她不理解，却也没有争论。
瓦尔疲倦地说：“很久以前，我就放弃遵守规则了。既然我不按规则生活，那么，在我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就没办法拿来用。‘先生，你太放肆了！把手从我女儿身上拿开！’说这个没意义。克丽丝和我经历过很多困难，甚至更糟糕的事。这时候讲法律没用。”
“之后克丽丝是怎么想的？”
“厌恶吧。塔德清醒了，我叫他走。他想留下。他想和克丽丝谈谈，可她还在睡觉。我坚持让他走，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没事了，他不会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到。他走后，克丽丝才起来。我猜她就是在等着他走。我俩面面相觑。她喝了点儿咖啡，我们开始交谈。她仍然很同情他，可她不想看见他，也不想和他说话。我没有对她说刚才和你说的那番话。我告诉她，他试图用最残忍的手段伤害我，那就是利用她。她抬头看着我说：‘但是，他真的想和我上床——在昨天晚上以前就是。我也想，但我没那么做。塔德也没那么做，但我本可以的。我本想……’我问她：‘那你为什么没做？’
“她耸了耸肩。‘我不想和你比较。不管结果怎么样，和你比较，我都会觉得不舒服。可他确实想过。’我同意她说的。话就说到这里。她待到假期结束才走。塔德打过几次电话，想和她通话，但被她拒绝了。她走的时候状态还不错。
“可是，米拉，每当我坐下来想起这件事时，我就浑身发抖。各种负疚感向我袭来。我想，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没有那样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坏了规矩。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不坏规矩呢？我难免会想，就因为我坏了规矩，我的孩子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没有破坏规矩，我的孩子也付出了代价。诺姆和我离婚对孩子们的打击比这件事对克丽丝的打击还要严重。可我丝毫没有破坏规矩。”
“可你的孩子没有被拖进如此丑陋的一幕。”
“没有。可要不是玛莎阻止了我，他们会被拖进更丑陋的一幕——发现他们的妈妈在浴室里割腕自杀了。或许是我割得不够深。”
“我不知道你还自杀过。”瓦尔瞪大眼睛，仿佛才认识米拉似的。
“这有改变你对我的看法吗？”
瓦尔把手搭在米拉肩上：“有一点儿。第一次见你时，我觉得你有一点儿——可以说是肤浅吧。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很久之前就不这么认为了。你向我坦露了内心，你一直都有丰富的情感。”
“你说得对。我有丰富的情感，可它们被埋葬了。是我自己埋葬了它们，还在坟墓上种了花。是离婚破坏了葬礼。”她顿了顿，若有所思，“天知道，那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缺席的爸爸和情感压抑的妈妈。克丽丝比我的孩子们要聪明许多，也坚强许多。”
“也许吧。当然，你说得对，那种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可你不觉得情感丰富也有一点点好处吗？”
“嗯，有一点儿吧。比如昨晚在派对上对某个人不礼貌，今早就会觉得愧疚。它能让你保留人性吧。”
瓦尔摇了摇头：“希望如此。太他妈痛苦了，我真希望它们多少有点儿用处。”
这时，门铃响了，伊索走进来。“天哪，这世界真是一团糟！”她一脸担忧地说，“我刚在哈佛广场遇到塔德了，他说你们吵架了。”
“不是吵架，是分手了。”瓦尔简短地跟伊索讲了事情的经过。
“哇，果然很严重。”
“还出了什么事儿？”
“凯拉！她和我待了一周，这期间哈利到处去跟别人说我勾引别人的妻子，叫他们当心我之类的话。结果她竟然回到他身边去了！
我简直想不通。我们在一起时那么幸福，她和我在一起很开心。我这不是狂妄吧？你们看出不同了吧？”
“你们的关系光华四射——”
“如晃动的银箔 [11] 。”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哦，全都是废话，至少我听着像废话。她说她是一气之下才来找我的，就因为她口试过后，哈利没有出现。他可真是够了——他本应该明白她有多么害怕。如果不明白，就说明他不在乎她。她还说没办法做决定，要好好想一想，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过，凯拉就是那样的人。她从来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知道，”伊索抚摩着前额，好像在拂去汗水似的，她一直做着那个动作，“他说是想让她学会独立，所以他才没来，之后他也不会来，因为我在那儿，而现在，她没有考试的压力了，他们应该重新开始。此外，夏天她要把公寓租出去，因为他们要去阿斯彭参加物理学会议。她竟然去了！”
“去阿斯彭了？”
“没有。回去转租房子了。重新开始。呸！”她摇着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她似的，“我知道她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但我希望她稍微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断了又好，好了又断。你们知道吗，我爱她！”伊索出人意料地加了这句话，“我要告诉她。我必须告诉她，我觉得她很残忍。她搂着我、哄我，把我当成个擦破了膝盖的两岁孩子似的。她让我坐下来，冷静一下，非常理性地解释说，她的第一责任是哈利，因为她认识他在先，以身相许在先，除此之外，他还是她的丈夫，而那是一种契约！你们能想象吗？”
“她那么做我倒是能想象得出来。她脑子里装着一本道德账，罗列了各种优先事项：最重要的、相对重要的……”
“他们长久不了的，”瓦尔说，“和哈利待两三周，她的理性就又会消失了。和他在一起，她非常情绪化。”
“不管是谁和哈利在一起都会变得情绪化！”
“你们觉得她还会回来吗？”伊索满怀期待地问。
“嗯，我打赌，她和哈利在一起待不过这个夏天。除非她比我所想的更有决心、更憎恨自己。”
伊索叹了口气：“我本以为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很愉快……”
瓦尔拍了拍她的手背：“伊索，我们可以去海边散步……”
伊索笑了：“我知道你所谓的‘散步’是什么，姐们儿！要进军华盛顿吗？不了，谢谢！”
提到政治，瓦尔皱起了眉头：“老天，我居然忘了！我还得准备今晚的报告呢……我不能陪你们了，我居然忘得一干二净，”她开始收拾文件，“抱歉，你们得走了。”她们于是笑嘻嘻地起身告辞了。
来到门外，她们面面相觑。这样被打发走，她们有一点儿受伤，但她们更担心瓦尔。“你觉得像她这样担心那么遥远的东西，好吗？你不觉得这有点儿不切实际吗？”
米拉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不觉得瓦尔神经过敏。”她们慢慢地往家走。“我想人能有点儿事做总是好的。”
“哪怕做的事情毫无用处。”伊索悲伤地说。
15
一九七〇年二月，杜克转到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基地，从那里可以乘车往返剑桥。他很高兴。结婚以后，他和克拉丽莎就没有真正住在一起过。他们只有周末和假日才有机会相聚。有时候，他一个月都见不到她一次，尽管他工作非常忙，可一有空他就很想她。克拉丽莎是杜克热情的来源，像一团跳动的火苗，温暖着他麻木的手指。这种感觉并不只是性方面的，她精神上的热量也温暖着他。
可是，她进哈佛的这一年半以来，他感觉，好像她正在从他手中滑走，好像他再也无法完全抓住她了。他怪自己去越南待了九个月，怪她的朋友们影响她。他觉得哈佛被知识精英主义和激进主义渗透了，所以，他不仅怀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带着一种目的感，去期待一种新的生活：他要重塑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此，他还买了一辆保时捷，停在克拉丽莎住处的门外。
克拉丽莎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她对别人意图的警惕性，令她流露出一种成熟老练的气场。可她柔和的脸庞，她害羞的样子以及毫无心机的举动，都令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今年二十五岁。
克拉丽莎是她那个年代的花朵，是主流媒体、心理学家、教育者和父母都想培养的那一类女孩。她总会令女人们惊讶，因为她好像没有过任何困扰。她承认，除了肌腱撕裂，她没有遭遇过什么痛苦，且并无炫耀或羞愧之意。她出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里，她和她的姐姐从小在关爱中、在温和的训导和自由的教育中长大。她们一直受到人性化的对待，上幼儿园时可以在角落里玩洋娃娃。她们住在斯卡斯代尔一座漂亮的老房子里，但克拉丽莎身上不仅没有沾染那里的势利风气，更是居然不知道这种风气的存在。在学校里，姐妹俩学习好、体育好，而且还很受欢迎。她姐姐后来当了儿科医师，已经结婚且有了五个孩子，目前和丈夫一起住在南加州的一所大房子里。姐妹俩关系很好，近乎完美：没有竞争，也没有嫉妒，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群女人刚见到她时，会安静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虽然她很少提起。她们常说，她的过去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太幸福了。她们就像听神话一样听着，最后还得回到自己那不幸的生活中去。此外，克拉丽莎对她们的故事也很着迷。她经常会问：那是什么感觉？她对痛苦情感的认识来源于书籍和她的想象。迈入青春期之后，她会一坐几个小时地阅读，认真体会安娜·卡列尼娜、伊万·卡拉马佐夫或艾玛·包法利的感受。尽管她出生在一个信教的家庭，而且很多个暑假都是在北达科他州的家庭农场里度过的——他们家族大多数信教的人都住在那里，但是，她也没遇到过信仰危机。她可以完全接受天主教教条，也可以单纯地信奉上帝，而自从她学习了几何、代数、三角学和微积分后，也可以轻易地意识到宗教中一些荒谬之处。这些都是她克服困难、提高理解能力的步骤之一。
她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她在父母朋友举办的一场派对上认识了杜克，并以最得当的方式谈起了恋爱。杜克的家族历史悠久而有名望，他的家人有从西点军校和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也有从政的：他们家出过一个纽约州长和一个州政府秘书长。双方家庭都很满意他们的婚姻。他们在一起，似乎注定会幸福终老。结婚四年了，克拉丽莎额头上没有一点儿皱纹，那安定的满足感说明了一切。
但有一个秘密克拉丽莎很少说起，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大学期间，她参与了附近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的一项计划，帮助犹太区的孩子们识字读书。这种事通常都让人束手无策，她却表现得很好，不像有些人去那儿是向“愚蠢的穷人”展现白人的优雅和文化的，而是像另外一些人一样，是去那儿学习、了解他们的。她渐渐成为邻里之间“大家庭”的一分子。人们很信任她，她还介绍其他人进来。她参与的读书计划非常成功。大学毕业后，杜克去了国外，克拉丽莎和罗克斯伯里的一些人用联邦资助扩大了该计划，有两年，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罗克斯伯里。她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工作。杜克很不高兴，他坚持让她在剑桥租房子。他希望舒适的房子能诱惑她，让她晚上能待在家里。但是，克拉丽莎喜欢罗克斯伯里，她在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她在那里见识到了太多的痛苦，弥补了她对痛苦的无知。每当她向我们提起那些年，她的眼神就很明亮，表情也很有活力。她在那里甚至还有情人，这一点，她也是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们的。
虽然计划很成功，但尼克松上台后，资助就断了——那是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克拉丽莎不得不离开。她去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就读。比起其他英语专业的学生，她更加质疑自己去那儿的目的，但是，她并没有说出来。可是，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又会扪心自问。
“人们觉得培养年轻的学者和老师，就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就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可我真的很怀疑，是不是记住英国的那些国王、明白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关键——也就是我们主要所学习的内容——就能让你在这些方面的学识有所增长。这倒更像是在比赛‘如何更好地阅读一篇文章’。”
“你希望回到罗克斯伯里吗？”瓦尔笑着问。
“不，回去也没有意义。钱没了，人也散了，白人去那边更加危险了——没什么值得回去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或许对有些白人来说不是。再说，那就像是一种寄生，我在那里时过得很愉快，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养料，我依附于他们生存，而忽视了我自己的生活。在哈佛就不会有那种感觉。”
她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而且似乎有望当上助教。哈佛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有三种工作机会：当哈佛的助教、耶鲁的助教和普林斯顿的助教。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人们很难想象哈佛会聘用女人，普林斯顿也不太可能让女人任教，所以，大家都希望克拉丽莎能被耶鲁聘用。别的都不成问题。用智慧和高尚办不到的事，她的家族关系能办到。
杜克调走后，克拉丽莎很少露面了。像我们一样，她也在准备口试。晚饭她得回家吃，因为她晚上想和杜克在一起，白天她要看书，抽不出时间。可是，四月初口试之前，某天下午她来到了伊索家。她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样平静，但又说不出有什么具体的不同。米拉说她的表情有些忧郁。但克拉丽莎什么也没说。
她的口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一群朋友出门庆祝。杜克回家后也加入了他们。他为她的成功而高兴，并且为她骄傲。不像凯拉和米拉，克拉丽莎通过考试后显得欣喜若狂。杜克有几天假，可以在家陪她，那些天，大家都没去找他们。不久之后，他们发现两个人都红光满面，尤其是克拉丽莎，她面色红润，一脸满足。伊索说，你老觉得他们才刚起床。之后杜克就回去了。克拉丽莎在图书馆里闲逛，寻找论文的选题，又和朋友们聚在了一起。不过这一次，她提到了困难。杜克遇到了难关。
“他被迫过着一种精神分裂般的生活。他回家来，脱掉制服，穿上牛仔裤和摩洛哥衬衫，还要包一条印度头巾——为了不让头发长长，他不得不那样做。我倒挺喜欢他那身打扮，但他不愿老包着头巾，宁愿把头发留长。他戴上念珠，我们去哈佛广场吃饭、看电影或者闲聊。可第二天，他又穿回他的制服了，专心地敬礼、立正，听他的同事讲印度乐队中的怪人和嬉皮士。我觉得他很讨厌这种不断的转换。”
“他表现出什么了吗？”伊索顽皮地眨着眼问，“他进门的时候叫你立正了吗？你每天要写一式三份的工作报告吗？”
大家都笑了，可克拉丽莎皱起了眉头：“差不多。是这样的，他想融入他们那群人的圈子，但又想融入我的世界。他觉得哈佛的学生太激进了。”
“那他应该听听我们常聊的那些。”凯拉干巴巴地说。
“别这么说，其实他说得对！”瓦尔抗议道。
其他人也大声嚷嚷起来。她们声称，除了瓦尔，其他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政治，她们简直政治冷漠得可耻。
“我同意，我同意，”瓦尔笑着说，“但我们还是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是不积极而已。我想，不积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里的政治问题太温和了，而且与我们自己的激进主义没什么现实上的联系，所以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你说我们激进？”四个人朝她嚷嚷起来。
“你们真是的！”她欢快地说，“我们因为什么聚在一起？因为什么成为朋友？我们几乎没什么共同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兴趣大相径庭，我们的年龄和背景都各不相同。我们为什么如此讨厌哈佛？为什么大多数研究生不喜欢我们？”
“我们对哈佛的体制不满，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不满，就像‘新左派’一样。但我不是‘新左派’的成员，我参加了两次他们的会议就退出了。老天，那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我讨厌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战，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反对的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像天主教堂、哈佛、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政府一样高高在上！我们反抗所有已确立的秩序，因为我们反对男性霸权。我们想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至于如何不同，我们也说不清楚，但它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一个我可以烤面包、种花，同时还能被当成一个聪明人看待的世界。”凯拉咬着唇，小声说道。
“是的。”
“或者，在那样的世界里，杜克无权让我每晚都做饭，不能说他做的就是工作，而我做的就不是。再说，他本来就喜欢做饭，而我讨厌做饭。”克拉丽莎有些严厉地说。
女人们都转过头看着她。她之前从没提过这一点。
“是的。我们都在反抗那个属于自大而又空洞的白人男性的世界，以及他们让这样的世界合理化的意图；我们同情每一种不正统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感觉自己是不正统的；我们都反对战争，反对已经确立的东西，反对资本主义——”
“但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凯拉说。她转身对克拉丽莎说：“我们都是可耻的政治冷漠者。”
“我的天哪，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有什么？从现实层面来说，它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又一种变体而已。”
“嗯，”克拉丽莎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大体上是接受社会主义的。”
她们面面相觑，然后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这真是太神奇了！”凯拉跳起来，“我们之前从没讨论过这点，从没谈起过信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信仰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对某种深层的东西有着共同的看法……”
“但我们所信仰的也是每个人都信仰的啊。”米拉不解地说。
她们起哄道：“那你跟我们讲的去沃德家过圣诞节的情形，又怎么说？”
她笑了：“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别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杜克的信仰就和我们的不一样。我在想，男人们的信仰是否都和我们的不一样。”克拉丽莎痛苦地皱着眉头说。
瓦尔同情地看着她：“我知道，所以事情才那么困难。当然，我们的这种激进主义，是最具威胁性的。不仅因为我们有枪有钱。他们试图让我们在他们的嘲笑中灭绝，试图让我们在他们定义的形象中灭绝——就像他们对黑人所做的那样，我想，他们做得不是很成功——他们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就是他们的某种可怕手段。”
凯拉僵硬地坐着，看着瓦尔。她手拿两支烟轮流抽，自己却还没意识到。
“因为我们威胁到的是男权正统化。假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出生在wasp [12] 家庭，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钱——换句话说，都有能被称为‘正统’的身份标志。那个男人会被看重，女人却不会被看重，无论她有何作为。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埃莉诺·罗斯福的。男人一旦失去了正统感，就等于失去了优越感。他就得从其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生存必需的优越感。不正统的男人，比如黑人和奇卡诺人，也遵循着这样的模式，但他们只能从女人身上找优越感。男人一旦失去了优越感，就等于失去了权势。我们所谈论的‘被阉割的女性 [13] ’也就是这么来的吧。‘被阉割的女性’拒绝假装认为男人比真实的他们更优秀，比女人更优秀，于是被阉割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人人平等，对于摧毁一种文化，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所谓的破坏，就是说出事实。”
女人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啊，天哪。”凯拉轻声咕哝着。
“有些男人不是那样的。”米拉坚持说。
“也许只是暂时的吧。作为个体，有的男人能独善其身。但这种社会结构把我们逼到了死角，没人能逃离。”瓦尔冷酷地说。
“我不相信！”米拉眼角湿润了。
瓦尔转身对她说：“总有一天，你会相信的。”
米拉转过身去，不看瓦尔。
这时，克拉丽莎慢悠悠地说：“比如说，杜克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了敌意。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可他就是不承认，于是就埋怨剑桥和哈佛。他很沮丧，因为他曾经举枪杀敌，可他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敌人。他觉得，那种敌意就像雾霭，包围着他，他不停地移动，想抓住什么坚实的东西，可什么也抓不住。”
“但他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
“是啊。所以，一旦报纸、杂志或电视上出了什么事，他就开始宣讲，吓唬我说草率的自由主义多么万恶。可有时候他的想法也非常草率，我不得不给他指出来，而这总会引发争吵。”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我还是得说：‘和价值观不同的人，能一起生活吗？’”伊索身体前倾，死死地盯着凯拉说。
瓦尔看了看克拉丽莎：“你觉得呢？杜克一辈子都会待在军队里。”
克拉丽莎表情一僵。她抿着嘴唇，不安地说：“我觉得爱情能让人改变。”大家都心知肚明，她在转移话题。酒仍然传来传去，可除了伊索，没人再喝了。那天晚上，除了伊索，其他人都不喜欢瓦尔，奇怪的是，她们对彼此也没什么好感。她们不希望在瓦尔描述的世界里，通过别人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妥协，看到自己的被同化。她们开始微妙地、几乎不露痕迹地和瓦尔、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但情绪的变化是可以捕捉到的，她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心中的空缺需要填补，最终她们又都和伊索这个天真的、不会伤害别人的人走得更近了。
16
春天又来到了剑桥，人们像鲜花一样在路边绽放，有人脱了外套，有人敞开外套，漂亮的衣服令人眼花缭乱——刺绣衬衫、贴花的裤子、长裙、短裙、靴子、各种便鞋；库普商场里，还能看到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的人们又穿上了白色和橙色的衣服，冬天的大衣和夹克都已经脱去。霍尤克中心又传出了吉他声。
瓦尔一直觉得呼吸有些不顺畅，并且胸痛不止。她认定这只是因为单纯的操心，也可能因为更深层的焦虑。她已经放下了学校的工作，专心忙起反战委员会的事，没有人注意或者在乎她正在看的那些报道，这令她愧疚、沮丧不已，甚至感到愤怒。过去的几个月情况不怎么好。她没时间深思。她很忙，整天跟十个不同的团体混在一起，可是，情况不妙。她感觉，自己正在跟所谓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她也没办法。总得有人关心那些在东南亚被屠杀的人。
那天，天气不错，开完会后，她决定去哈佛广场走一走再回家。她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散一散步。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烟抽多了，没什么的。散散步不错，除了散步也没什么别的能做的了。她悠闲地走着，东逛逛，西看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她逛了一家书店，买了张唱片，又去超市买了一斤意大利面。得闲出来逛一逛，这种感觉真好。她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感到自己脸上绽开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她往家走时，天色已晚。行人的脸朦胧而欢快，他们从她身边走过，就像一个个充满生命力的小圆点，沿着昏暗的街道跳动。他们的欢声笑语忽前忽后地飘散开去。她想，街上行人的感受有多重要呢？在华沙，人们行色匆匆；在华盛顿，人们走路时不会欢快地轻声细语。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哼歌，她打算以后要经常这样，开开心心的，多好。
是呀，她要经常这样，她每天都可以哼歌。可是今晚，她还得回家准备下午的会议报告。不过，她要先做一些意大利面酱，把胡萝卜、洋葱、大蒜和香芹切成薄片，和西红柿一起炖，加些盐、胡椒、罗勒和牛至，再加入几天前做的牛肉汁和牛肉块一起炖——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她还要听听新买的唱片，要写信给克丽丝——她已经两周没写信了，真说不过去——然后穿上温暖的睡袍，坐下来写那讨厌的报告。她写报告的时候，要尽量平静下来。她要平静地抗议美国对柬埔寨的入侵，可她脑中充斥着今天下午听说的各种故事及看到的景象。人们，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想生存。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她觉得那是她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她哼着歌，炒了菜，盖上锅盖，给自己倒了杯酒，穿过厨房，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时间还早，电视上放的是旧新闻。她没去管它，一边做意面酱，一边收拾桌子，不时喝两口酒。菜还在锅里炖着，闻起来很香，她揭开锅盖来闻——她总喜欢这样做。这时，她听到有人说话，她听到了，不可能有别人，可就是有人在说话。她转身看了看电视屏幕，是那里面传出的声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是真的，可它就是发生了，有现场的图像，就发生在她眼前。图像定住了，有人指着一件衬衫满是血污的领子在说着什么，就好像还有什么可说的似的。她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是从她脑后传来的，她听得出来，那是一个女人痛苦的尖叫声。当她定睛再看时，厨房地板上全是血。
那时，我们不知道那还只是开始。那是噩梦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你能够真切地看到，能够用手触摸得到。除了杜克，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当前形势的岌岌可危，但无法说清问题的症结。有时候，当我走在沙滩上时，似乎一切都很安静、很安宁，我忍不住想噩梦究竟何时会来。我觉得噩梦就像地球内部的岩浆，一直都在，只是偶尔会张开那杀人的巨口，喷发一次。
瓦尔终于回过神来。她不再尖叫，但哭泣不已。她俯下身去擦被她洒了一地的意面酱，泪流满面。她蹲下来，掩面而泣，无法相信，也无法不相信，最后，她放声恸哭：“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啊！”
电话不停地响。不停地开会。那些天发生的事情一片混乱，回荡在我的脑海里。突然间，镇上那些分散的和平小组成为一个大组织。突然，它们的成员就增加了，甚至翻倍了。几天后——是几天后吧？有人在杰克逊州立大学 [14] 杀害学生，凶手也说自己被逼无奈，也在抱怨，仿佛他们要是可以在不消灭黑人学生的情况下消灭白人学生就好了。
大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有人觉得，苦难时期已经到来，比《一九八四》里还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政府官员——就像选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突然就变成了一群杀人犯。我们得知时，木已成舟。年轻一点儿的学生几近歇斯底里。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们能够杀害学生，也就能杀害我们。年纪稍大的人走路时也小心翼翼，担心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做母亲的更是警惕，那些被杀死的也可能会是她们的孩子。他们只会来封电报，说很不幸，这是一次事故。三年的把屎把尿，十五年的辛苦培养，长到十九岁，健健康康，眉清目秀，这一切都付诸东流。有呼吸的人一下变成了没有呼吸的尸体，就这么完了。
有人写信，有人发电报。和平小组在哈佛广场中设了一张桌子，帮人发电报，每封一美元，只需要填一张表格。那些在一两年前还声称自己知道军火库，嚷嚷着要革命的人，此时也哑口无言，只是张皇四顾。有人在街上游行，我们聚集在剑桥的公地，听着喇叭里传出的演讲，却听不清楚演讲的内容。但是无所谓。年龄大一点儿的人，昂首挺胸；年轻人，畏畏缩缩，警惕地观察着眼前的情况——毕竟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突然间，有人从暗处往人群中扔小烟盒，人们四下逃窜。有人大胆地打开其中一个用透明胶带密封好的烟盒，发现里面是三四只大麻烟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将烟点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掺了火药吗？联邦调查局有那么聪明吗？游行开始了，从芒特奥本街到马萨街，穿过桥，进入波士顿，从联邦到公地。一路上，人们驻足观望，有穿西服、拿相机的人，也有穿工装、表情沉重的人。人们感到全世界都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人们一边行进，一边说笑，可是，每当头顶有直升机掠过，年轻人都会身体一颤。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时，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泪瓦斯。我们心知肚明。
我们到了公地，漫无目的地穿过去，看上去像有几百万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阳光很温暖，空气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挥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讲，可我们听不到。我们就坐在那儿，面面相觑。只有几种可能：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会把我们杀死在这儿；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们；或者，我们聚集在这儿，就能让他们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们谁也不相信最后一种可能。但我们都希望去相信。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刚到的人，他们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帜，有的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有的举着写有华盛顿、尼克松和“老魔鬼”军工复合体罪行的标牌。没错，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们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奴隶之间是谈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就像奴隶——那些活着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们的政府巴不得杀了他们，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听他们表达。年轻人坐在那里，无声、无力、害怕；年长的人坐在那里，忍受着关节炎、风湿痛。然后，就结束了。没有人发表演讲，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就那样朝大都会运输署走去。没有人往前冲，因为没有意义。人们走着，走着，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地铁站。我还记得当时在想，他们是怎么管理地铁系统的？站台很拥挤，但无人推搡，也无人喧哗。我们成群地走进地铁商店，买了三明治。然后，米拉、本、伊索、克拉丽莎、凯拉还有巴特一起去了瓦尔家——她们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兰特和其他人也在那里。他们在瓦尔家里看电视，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着同样的新闻。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三明治，间或有一个人说：“他们必须要听，我们有那么多人。”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恐怕我们想得太简单了。杀害孩子的就是他们，是他们杀害了那些黄皮肤、黑皮肤、红皮肤和白皮肤的孩子。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我们证明了自己的纯洁。贫穷的我们，就算过得好，也不是因为利用了非洲或亚洲的人民；我们的友谊对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获的利润并没有直接影响。至少，我们希望如此。要嘲笑我们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冲击五角大楼吗？你觉得那样有用吗？如果那样就能阻止杀戮，那么我们愿意变得更贫穷，如同以前那样贫穷。
这些纷乱的问题，并没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几天后，俄亥俄州的州长在候选人初选中被打败了——那天他还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米拉转身对着本大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全国人民都和我们看法相同！”
本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他本该输得更惨的。他的所作所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转头看着电视，脸色苍白。
但那是之后的事了。当时，他们都坐在瓦尔家的厨房里，谈论集会人群的规模、空中拍照的场面，试图估计有多少人。他们真的都围坐在那里，消磨时间，等着看十一点的新闻。他们都希望自己有发声的权利。不是希望能感觉好一点儿，因为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觉得自己有多强大，因为这也不可能。他们希望感到自己参与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行动。他们已经献上了祭品，正等待着小小的回报。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电话响了，大家都愣在那里，无人说话。瓦尔穿过大家，走到墙边，默默地接起电话。我们都听到了电话中传出的声音，因为那是一个小姑娘在尖声大喊：“妈咪，妈咪！”
“怎么了，克丽丝？”瓦尔整个身体都绷紧了。米拉注意到，她的手指绞成一团，没了血色。但她的声音还很平静。
“妈咪！”克丽丝尖叫着，“我被强奸了！”
17
回望过去，灾祸如此接踵而至，简直不可思议。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竟然能够幸存下来。但我想，整个人类也曾经从更大的苦难中幸存下来过。一定是这样。问题是，代价是什么呢？因为伤口会留疤，而伤疤没有感觉，所以，当人们通过伤害的方式把儿子训练成“男子汉”时，就忘了这一点——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
瓦尔冷静地和克丽丝通话。她很快弄清了详情，于是叫克丽丝锁好门，挂了电话，然后再报警。瓦尔就守在电话旁边等，警察一来，克丽丝就会给她打电话，或者报完警之后，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快速而简明扼要地嘱咐着，克丽丝不停地说：“好的，知道了，妈咪，我会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
瓦尔挂了电话，站在墙边，转身把额头抵在墙上。她就那样定定地站着。大家都已经听到了，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凯拉站起来，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
“需要我们在这里陪你吗？还是希望我们离开？”
“你们不必留下来。”瓦尔说。她仍然对着墙。
于是大家悄悄站起身，迅速离开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这种事情很微妙，它侵入了瓦尔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甚至比她的性经历、她的月经周期更为隐秘。他们走到她身边，轻轻地碰了碰她，然后道一声晚安。
“如果需要我做点儿什么……”大家都说。
可是，当然，没什么需要他们做的。除了安慰，你还能做什么呢？只有巴特、本和米拉留了下来。瓦尔站在墙边。米拉给大家倒上饮料。瓦尔拿出烟抽。巴特给她拿了把椅子，让她坐下。当电话再次响起时，他迅速拿起了话筒，瓦尔倒抽一口凉气，以为他要接，可是，他把话筒递给了她，还给她拿来一个烟灰缸。这一次，话筒里面的声音小了不少，他们听不到了。说了几句，瓦尔就挂了电话。警察已经到了克丽丝的房间。那个强奸她的男孩跑了。他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强奸了她，她回到家，给她唯一能想到的人打了电话，而那个人，恰好与她相隔千里。警察送她去了医院。瓦尔在墙上记下了医院的名字。她给芝加哥查号台打电话，查到了医院的号码。
“太可怕了，但我必须得做点儿什么，”她不安地抽着烟说，“虽然隔得很远，但得有人照顾她。”
他们在那里待到凌晨三点。瓦尔不停地打电话。她给医院打电话，很久都没人接，于是她挂了再打，打了又打。最后，他们告诉她，克丽丝已经不在那儿了。警察把她带到警察局去了。于是，瓦尔又给芝加哥警察局打电话。过了很久，打了很多个电话，才找到克丽丝被送去的辖区，可瓦尔终于还是找到了，并询问了她孩子的情况。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让她等着，可她挂了又打。克丽丝终于过来接电话了。据瓦尔后来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却还没有失控。
“先别起诉。”瓦尔说。
克丽丝不同意。警察想让她起诉。她知道那个强奸她的男孩的名字和住址。据他们说，他们对他还有别的指控，他们想逮捕他。
“别那样做，”瓦尔不停地说，“你不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克丽丝根本不听。“他们叫我签，我打算签了。”她说着挂了电话。
瓦尔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说。手里仍举着话筒，拨号音还在嘀嘀作响。她站起身，又拨了过去。那个接电话的男人有些生气了，瓦尔把他惹毛了。他让她别挂断，然后就一去不返。她等了十分钟，然后挂了电话又打一次。过了很久，有人接起了电话，可他好像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去看看，”他说，“等一下。”
她等了很久。他终于回来了。
“抱歉，女士，她走了，他们送她回去了。”
瓦尔谢了他，挂掉电话，跌坐回椅子上。然后她又站起来，从一个柜子里翻出电话簿，翻到黄页。她给航空公司打电话，预订了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她转向米拉。
“你能开车送我去机场吗？”
当然，米拉和本都很乐意送她。
瓦尔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二十分钟后，她往克丽丝的寝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她又等了十分钟，又打过去，还是没人接。一群人又陪她等了一个小时。她打了六次，可还是没人接。巴特的膝盖都有点儿发红了。
瓦尔叹着气坐下来：“她去别的地方了。还算明智。可能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出一本小便笺本，翻了一遍，又拨了一个号码。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有人接了。瓦尔的声音压得很低，可仍然有些发颤。她在告诉对方克丽丝被强奸的事。“好的，我明早飞过去。”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是的。”又沉默了。然后她挂了电话。她转向她的朋友们。
“是克丽丝的爸爸。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以为他想知道。过去十四年，她每年假期都是和他一起过的。她可不是陌生人。”她的语气很奇怪。
“他说什么？”米拉问。
“他说有我去就好了。”
她走到橱柜前，倒了杯酒。她啜了一口，试着对他们笑一笑。那笑容仿佛是从她脸上撕裂出来般的扭曲。
“回家去睡一觉吧。谢谢你们留下来。不管我愿不愿意，你们都留下了。我不希望你们留下，但又很感激你们留下了。我发现，我希望留下来的，是那些不管我要不要他留下，他都会留下的人。”
他们笑了。如此沉重的时刻还这么啰唆！
早上九点半，她穿好衣服，装好行李，米拉和本载她去洛根国际机场。她预订的航班十一点起飞。她承认自己失眠了，可是，一夜无眠之后，瓦尔的状态并不算糟。第二天，她才显露出疲态。所以，她离开的时候仍然很有精神。
她回来后，才显得憔悴了一些。她回来那天，朋友们都没见到她。她和克丽丝从机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几天后，瓦尔才给她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只去了四五天。大家过去看望她和克丽丝，可是，她俩都很奇怪。克丽丝沉默寡言，只是呆呆看着这些去年秋天曾和她一一道过别的人。她缩在椅子一角，情绪很消沉。瓦尔紧张而冷淡。她试着和大家聊天，但看起来很勉强。她也没留他们，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就离开了。他们很担心，相互之间也在商量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让她俩独处几天，再找个时间去看望她们。
那段时间里，我见过瓦尔，她的眼神令我刻骨铭心。很久以后，我又见到了那样的眼神。一个在集中营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波兰籍犹太人，就曾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造成他们那样眼神的原因或许不可相提并论，但也不能说毫不相似。因为不久之后，我听说了那件事的细节。
那天，克丽丝刚参加完一场芝加哥的和平示威游行往家走。她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正在兴头上，非常开心。游行过后，她和几个朋友还有一个老师一起出去吃了点儿比萨，喝了些啤酒。克丽丝的公寓附近很安全，所以她出了车站之后步行回家。她走得很累，鞋子也不好穿，鞋跟太高，脚踝处还有搭扣。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独自走在人行道上，突然，一个男孩从停着的两辆车中间蹿了出来——是蹿，不是走出来的，他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那一刻，她很害怕，想到这破鞋子，穿着它们根本跑不快，可她又没法立刻把它们脱下来。他问她要一支烟。她给了，想从他身边绕过去，可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你要干什么？”她喊道。“火柴。”他向她晃着手里的烟说。“让开。”她说。可他不放。“你不放开，我怎么拿火柴？”他放开了她的胳膊，但挪了挪身子，又挡在她面前。她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离地铁有两个街区，而且空无一人。当时才晚上九点半，可街上已经没人了。她把火柴盒递给他，脑子转得飞快。周围的公寓黑压压的，她不想叫喊。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她，她的尖叫声反而会刺激他，他可能会动武。每周，芝加哥的街上都会有人被杀。她决定强装镇定。她叫他让开，想绕过他。他抓住她，把她拖下人行道，一只手捂住她的嘴。他把她推倒在街上停放的两辆汽车之间，捂着她的嘴，凑到她耳边低声说，几个月前他刚在这个街区杀了三个人，还说，如果她叫出声，他就会杀了她。她没看到武器，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可她太害怕了，不敢挑战他，只好点点头。他松开了手。
他扒下她的裤子，把硬邦邦的阴茎插入她体内。他乱插一气，很快就射了。她睁大眼睛躺在那儿，感觉快要窒息了。完事后，他倒在她身上。
“我可以起来了吗？”她用颤抖的声音问。他笑了。她努力地思考着。先奸后杀的例子并不少见。他不会轻易放她走的。克丽丝不停地思考着。她从没想过用身体对抗他，除了以智取胜，她想不出什么逃脱的办法。她试着想象，是什么致使一个人走上强奸之路。她试着回想自己听过的、想象过的一切犯罪理由。
“我猜，你的日子一定很难熬吧。”过了一会儿，她说。
男孩从她身上下来，问她要了一支烟。他们坐下来抽烟。他跟她讲了一些疯狂的、乱七八糟的事，谈到了他的母亲，谈到他小时候她怎么对待他。他母亲非常粗暴。他讲了他小时候母亲对他所做的事。克丽丝小声地附和着。
突然，一阵喧闹声传来，那男孩又将她推倒，用手扼住她的咽喉。有几个人从一栋公寓里出来，站在路边交谈。克丽丝希望他们能看到飘起的烟雾。她不敢大声喊。她感觉，就算她喊叫，声音也会哽在喉咙里。最后，那些男人坐进不远处的一辆车里，开走了。那男孩摁住她的头，把阴茎塞进她嘴里。“给我舔。”他按着她的头命令道，同时在她身上上下挪动。她被呛住了，觉得简直要吞了自己的舌头。他直接射在了她嘴里，那又咸又让人反胃的精液令她的喉咙发热。他完事以后，她抬起头，吐出了精液。他又笑了。她试图站起来，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哪儿也不准去。”
她又坐下来，感到彻底垮了。她试着发挥聪明才智，设法让他开口说话，让他把她当成朋友。她对他表示同情，他于是又打开了话匣子。他谈到他的学校、他住的地方，还谈到了芝加哥。他夸口说自己熟悉方圆几里内的小巷子和死胡同。她专注地听着，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她觉得，在他恢复理性之前，她最好一动不动，否则就死定了。一定要找准最佳时机。她曾试图稍稍移动身体，可他立刻把她按住，又骑到她身上，把勃起的阴茎塞进她体内。她最后明白了，令他兴奋的是他自己的暴虐，抑或她的脆弱和无助。
他们又坐起来抽烟。“我太累了，我想回家。”克丽丝说。
“干吗？还早呢。这儿很不错啊。”他说。
“是的，可是我累了。你看，现在让我回家，我们另外约时间见面，好吗？”
他半信半疑地笑着看着她：“真的吗？你说话算数？”
她也回他一个微笑。嗬，多么狡猾的女人！“当然。”
他兴奋起来：“嘿，把你的姓名和住址给我，我也给你我的，我明天打电话给你，好吗？”
“好啊。”克丽丝一口答应。然后，他们交换了字条。克丽丝不敢写假名，因为他可以从她的笔记本中看到她的名字。她也不敢写假地址，因为他能看见她走回去。不过，她留了一个假的电话号码，指望这能够救她。他这才让她起来。她尽量整理好衣服，与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她想，最好不要跑。
“好了，再见。”
“再见，克丽丝。”
“好的。”她缓缓转身，走上人行道。“拜。”她说。他站在那儿，看着她一边摆弄钥匙，一边僵硬地往家走去。她的双手在发抖，一路上，她的心怦怦直跳，支起耳朵听他是否跟在身后。但他没有跟来。她打开门，走进去，拉上门闩，便奔向里屋。她打开里屋的门，走进去，用力摔上门，插上门闩。她害怕极了，不敢开灯，也不敢往外看，仿佛他隔着街道就能伤害她一样。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走到电话旁边，给在波士顿的母亲打电话。可是，她一张嘴，就禁不住尖叫和哭泣起来。
和瓦尔通过话后，她小心地按照她的指示做了。可她仍在尖叫和哭泣，根本停不下来。她打电话报了警，向警察说明了情况和她的位置。他们很快就赶来了，即便没有在窗边，她也能看到警车那闪烁的灯光照进了屋里。听到敲门声，她颤抖着给他们开了门。她不住地哭，从心底发出一声声悲鸣。
他们做了笔录，还拿走了那张写着男子姓名和住址的字条。看到字条，他们皱起了眉头。他们说要带她去医院。他们对她很和蔼。她记起还要给母亲回电话。挂了电话后，她转身面对他们，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被切断了绳索的小船，正漂向一片可怕的汪洋大海。他们把她带到医院，让她坐在一个带轮子的推车上，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她还在哭，完全止不住，但她的头脑开始清醒。然后，有人进来，察看了她的身体，检查了她的阴道，她不得不把脚伸进马镫形的皮带里。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哭，她感觉自己名誉扫地，人们看着她，都只对同一个地方感兴趣，好像这地方就是她的全部，阴道，阴道，阴道，除此之外你再无其他，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东西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东西了，阴道，阴道，阴道，她活在世界上就只有这玩意儿。他们检查完后，就不再管她了，没有给她打镇静剂，也没有和她谈谈。她在心里一直说着话，可嘴里传出的却是哭声。我叫，叫，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是学政治的，我叫，叫，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是学政治的。念咒般地，歇斯底里地。他们扶她出去，把她送上警车，仍然不理会她的哭泣。
过了一会儿，她稍微平静了一些，可仍然抽抽搭搭，只是不那么突然地痛苦尖叫了。她心里还在说，我叫，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他们带她去了警察局，让她坐下来。她能听到他们说话，他们语调很温柔。他们说，他们想抓住这小子。他们对他还有另外三项指控，想要逮捕他。她吓了一跳，眼中充满恐惧。他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址，他看到她的笔记本上写着芝加哥大学，她逃不掉，他会找到她的……
母亲打来电话，克丽丝抽噎着，闷声说：“他们想让我签一份声明。”
“别签！不要急着起诉！克丽丝，听见我说的没有！”
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住址，还知道我上哪所学校。
“他们叫我签，我打算签了。”她说完就挂了电话。他们又开始催促，请求。她最后点头了。她签了。他们松了一口气，问她想去哪里，她呆呆地看着他们。她又开始哭了。他们开始不耐烦。她想不到能去哪里。不能回家。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住址。
在她身后，电话响个不停，有些警察坐在桌前，还有些警察在屋里穿梭。姓名，地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我和几个朋友还有我的老师伊夫琳一起去外面吃饭，大约晚上九点半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送我去伊夫琳家吧。”她说。
18
瓦尔到了芝加哥之后，从机场坐公共汽车到了地铁站，再换乘地铁到克丽丝住处附近。出了站，她往克丽丝的公寓走，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事发地点是在这儿？还是这儿呢？在美丽的五月的下午，那条街看上去很漂亮。街边绿树成荫，女人们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克丽丝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一个叫莉萨的朋友陪着她。一看到母亲来，她就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她，她们就那样抱了好一会儿。
“你看起来还好。”瓦尔看着她的脸说。
“我还好，”克丽丝笑着说，“昨天晚上，我去了伊夫琳家，她对我很好。她是我的老师，是英语专业研究生。她可好了，妈咪！她说，我是她知道的今年第十五个被强奸的女孩。光今年啊！她整晚都陪着我。我情绪不太好，她给了我苏格兰威士忌，”克丽丝咯咯笑着说，“我还真的喝了！”克丽丝转向莉萨，“还有莉萨，我在伊夫琳家给莉萨打电话，她马上就赶过来了。她们都对我很好。伊夫琳帮我洗了澡，还在洗澡水里放了上好的浴液，会冒泡，还有香味。之后，她让我坐下来，帮我梳头，梳了好久。她还陪我聊天。她给我做了三明治，送我上床睡觉，就像你在这儿一样。”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嘶哑，又一把抓住母亲。
“我们过来收拾克丽丝的东西。”莉萨说。
“好的。”瓦尔坐了下来。克丽丝匆匆去了一趟厨房，给她端来一杯咖啡。
瓦尔讲到这里就停了。“对于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做，她好像明白了。好像我们都明白了。我一直在为克丽丝做一些事，她也一直在为我做一些事，但我们所做的不同。”
瓦尔问了克丽丝事情经过，不时打断她，询问每个细节，听不清楚的地方，就会打断再问。她认真地听着。克丽丝讲了很久。莉萨走了，她还有约会。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克丽丝开始紧张地四处张望。
“好了，”瓦尔起身说，“收拾行李，亲爱的，我们去住宾馆。”
如此简单的解决办法令克丽丝很高兴。只要妈咪在这儿，就一切都好。妈咪会照顾她的。她们锁上房门，走到街上，每人拖着一个小皮箱。克丽丝挽着母亲的手臂。她们就这样沿街走着，克丽丝向母亲靠过去，紧紧地贴着她。走到十字路口，瓦尔拦下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家专供女性的宾馆。入住后，她们换上了睡衣，瓦尔从行李箱里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们坐下来聊天。到她们更衣准备去吃饭时，已经理清了事情的所有细节。因为克丽丝还要上学，而且很快就要回家了，所以他们安排她早日出庭。瓦尔迅速地安排好了这一切。她们明天一大早就回克丽丝的公寓打包。她们一路上买好包装箱。打包要花上两天时间，带不走的东西就托运，瓦尔给托运公司打了电话。一切都安排好了。三天后，克丽丝就要出庭了。她们拿不准打官司要耽搁多久，所以计划完事后次日就走。瓦尔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订了机票。这天，克丽丝还要去银行取钱，然后请伊夫琳吃饭。克丽丝的状态还不错。她不停地拥抱母亲。一切都有序进行的感觉真的很好，知道自己在哪儿，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后天出庭，大后天回家……克丽丝开始有了安全感。
瓦尔给自己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问克丽丝要不要，但克丽丝笑着说：“我今天可没被强奸。”
瓦尔坐在床上说：“我还有一些事要问你。医院给你注射镇静剂了吗？你情绪失控时，他们有对你采取什么措施吗？”
没有。
“他们给你做梅毒和淋病检查了吗？”
没有。
“警察有说过，如果他们没有抓住那个人，会对你提供什么保护吗？”
没有。
瓦尔往后靠了靠。克丽丝有点儿紧张，往母亲身边靠过去。她们一起躺在床上，克丽丝蜷缩在母亲怀里。
“会出什么事吗，妈咪？”
“没事，”瓦尔说，可她的声音很生硬，“我们回剑桥再去检查。会没事的。”她轻拍着她的孩子。然后，她又换了一种语气：“克丽丝，你试着反抗过吗？”
克丽丝猛一抬头，睁大了眼睛：“没有！你觉得我应该反抗吗？”
“我不知道。你想想，假如你推开他，从他身边绕过去，或者大喊，会如何呢？”
克丽丝默然：“不知道。”她又想了很久，最后说：“当时我太害怕了。”瓦尔说：“当然。”然后抱了抱她。可是，过了一会儿，克丽丝若有所思地说：“妈咪，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感觉。你还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马萨街上，那个中年男人停下车叫住我的事吗？当时，我直接走下人行道朝他走了过去。他问我想不想当模特儿，我说不想，但我受宠若惊。他说他开了一家模特儿公司，如果我上车去，他就给我他的名片，我可以去他办公室找他。虽然小时候你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可我还是上去了，我鬼使神差地就上去了，好像他说了我就得照做一样，好像在他和我说话的那一分钟，我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似的。还记得吗，我和你讲过的？当时倒没出什么事，因为还没等他开远，我就下车了——你还说幸亏马萨街总是堵车，记得吗？”
瓦尔点点头：“那时你大概十四岁。”
“没错。这回也有相似的感觉。就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塔德那副吓人的样子时一样。感觉好像我们如果做些什么，比如把他扔出去或者报警，就是犯罪似的。别人不会说那是犯罪，但我们却会那么觉得。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就好像自己没去做本来应该做的事似的。”
“在那件事上，我觉得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是啊。你觉得你不得不忍受这些。可为什么我也觉得不得不忍呢？你知道吗？”
“说说看。”
“这回也有那样的感觉。好像他有权利那么做似的。好像，只要他袭击了我，我就无可奈何似的。你知道吗，就像电视或电影里那样。女人从不反抗，从来不。她们哭泣、尖叫，等着某个男人来救她们。或者，就算她们做了些什么，也没有用，那个男的会抓住她们，情况会变得更糟。但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些。只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而已。好像我真的无可奈何。我很无助。我被彻底打垮了。好像他有将我打垮的力量。哦，还不只是这样。他说他有刀，我害怕极了，只能相信他。我失去了勇气，妈咪。”她说到这儿站了起来，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我一直都很有勇气，你知道的，我经常和老师争论。可是，那天晚上，我一点儿勇气都没有了。”
瓦尔用手揽着她，俩人聊了很久。克丽丝在母亲的爱里平静下来。母亲谈到调节、勇气和常识。她告诉克丽丝，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已经做了最明智的选择。
“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划伤我的脸，”克丽丝说，“其他的我倒不担心。”
接下来的几天，她们都忙着收拾克丽丝的行李、打扫公寓。走在街上时，克丽丝仍然挽着瓦尔的手臂；尽管屋里有两张床，克丽丝还是每晚都和母亲一起睡。瓦尔接过了收拾和打扫的活儿，同时也监督克丽丝整理东西——其实大多是瓦尔一个人做的。可是，克丽丝觉得瓦尔有点儿不对劲。她觉得瓦尔很紧张，好像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瓦尔表现得过于镇定了。克丽丝跑进跑出，给她端茶、倒咖啡，端奶酪或饼干。她对母亲脸上的每个表情都很警觉，时不时跑过去抱着母亲。“好像是她在保护我似的，”瓦尔对我说，“好像她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似的。”
她们走在街上时，瓦尔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时候，有车停在街中央，车里的男人会冲着克丽丝喊：“嘿，小妞！”克丽丝的确很漂亮。她贴着母亲，几乎是躲在她身后，希望他们赶快走开。当然，她已经习惯了，因为从十三岁开始她就常常碰到这种事。她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会径直走过去，不理睬他们。当她问母亲该怎么办时，瓦尔说：“让他们肏自己去。”克丽丝很吃惊。“想玩玩吗，宝贝儿？”有些男人从她身边经过时，会这么对她说，她就扭头不看他们。此刻，贴着母亲，她明白了。那是强奸，强奸，强奸，她知道瓦尔也心知肚明。她试着反抗，在心里说了一遍又一遍：“肏你自己去吧！”一天晚上，她们去餐馆吃完饭回家时，瓦尔大声说出了那句话。当时，她们手挽手从两个年轻男人身边经过。
“嘿，姑娘们。”其中一个说。
“要逍遥一把吗？我们带你们去快活快活。”
“肏你们自己去吧！”瓦尔说，拉着克丽丝匆匆走过去。
回宾馆的路上，克丽丝笑了一路，但她笑得有点儿歇斯底里。
出庭的日子到了。她们只得乘公共汽车去。她们经过了一些克丽丝没去过的地方。克丽丝一边眺望窗外，一边瞄着母亲的脸。母亲的神色令她有些担心。车窗外有许多黄色的建筑。每栋建筑都带一个混凝土庭院，庭院周围是高高的防风栅栏。这些一定是为黑人建的，因为院子里面全是黑人，有几十个，他们就站在那里往外看着。克丽丝看了看瓦尔，又看向车外。她也感觉到了。一股仇恨的浪潮从那些面孔中涌出来，淹没了公共汽车，那是一束恨意的激光，凡是被它照到的东西，都会被摧毁，公共汽车、街道、小轿车——所有的一切。
“戴利知道怎么制伏这些黑人，”瓦尔愤愤地说，“他真的很擅长。给他们修一堆监狱，让他们住进去，假装他们是自由的，把他们困在那里，给他们发救济金。但凡看过神话故事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有一条龙，你就算把它锁在地牢里它都会跑出来，摧毁整个国家。我估计戴利从没看过神话吧。”
克丽丝感到一阵战栗：“妈咪，你觉得他们恨我们吗？”
“为什么不恨？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恨。你会吗？”
克丽丝又是一阵战栗，沉默不语。
“怎么了？”
“那个男孩……强奸我的那个……米克……也是黑人。”
“是吗？巴特也是。”
克丽丝放松下来：“那倒是的。”
瓦尔和克丽丝走进警察局时，大家都转过头。男人们上下打量着瓦尔，但他们的目光在克丽丝身上停留得更久。瓦尔身体紧绷，克丽丝把母亲抓得更紧了。瓦尔在看着什么，克丽丝循着她的视线看去。她在看男人们的臀部。穿着不合身的警服，他们的臀部都显得又宽又难看，每个人腰部都别着一个枪套，里面插着一把枪。他们走路一摇一摆的，裤子因为武器的重量而下坠。就像两个睾丸和一根阴茎。只要别人看得见他们武器的分量和尺寸，他们就不在乎自己的模样多么丑陋。瓦尔的嘴巴扭曲着。
她们终于找到了审判室。可刚一进去，克丽丝就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句：“他在那儿，”她倒抽一口凉气，盯着一个后脑勺看，四下环顾，“不，他在那儿！”她不住地念叨着。于是瓦尔说：“我得走开一会儿，到前面去去就来。”她说着站起来，和站在屋子前面的那个男人说了几句，然后叫上克丽丝，带她去了另一间屋子。那是一间休息室，又长又窄，两边靠墙摆放着几个存衣柜，中间是几张长椅。屋里还有几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街道上繁茂的枝叶。她们还听到狗吠，附近有很多狗在叫。她们坐在那儿抽烟。半个小时后，克丽丝蜷缩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偶尔会有警察经过，怀疑地瞥她们一眼。瓦尔猜，男厕所或许就在休息室的某一端。
三个小时后，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匆匆进来，向她们走来。他们扫了她们一眼，其中一个男人指着克丽丝问瓦尔：“她就是那个吗？”
“那个什么？”瓦尔火了。但他们没有理会她。克丽丝站了起来。她看上去很年轻，不像十八岁，倒更像十五岁，睡了一觉后，她的脸蛋红扑扑的。她睁大双眼。两个男人坐了下来，手里都拿着文件夹，上面夹着纸和笔。他们随意地问了几个问题，却几乎不等她回答。瓦尔面色很难看。克丽丝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温驯地小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他们与她争辩时，她也不坚持。他们不停地刺探、盘问，想让她更改陈述。她好像没有察觉到他们真正的用意，眼睛眨巴着，老老实实地一一作答。她不改口，但也不生气，也不回击。于是他们开始威吓她：“你别以为我们会相信你说的，你可和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啊！”“他说你是她的朋友。他还知道你的名字，来吧，姑娘，说实话吧！”
瓦尔明白，他们是在试探克丽丝是否可以胜任证人，可她也明白，遇到像这样的案子，他们必须这样做。那个男孩只是一个孩子，不是“富二代”，没有好的律师，也没有人花高价钱赎他出去。他们问了克丽丝一个问题，可她刚回答到一半，他们就打断她，然后又问下一个，她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克丽丝很冷静，非常冷静。尽管她看着他们，可又好像完全无视他们。她开口回答问题，当他们打断她时，她就礼貌地停下来，听着，思考一会儿，接着回答下一个问题。当他们又打断她时，她就停下来看着他们，面无表情，一副恭顺的样子。自始至终，他们一次都没叫过她的名字，就好像她没有名字似的。她沉默时，他们就又开始问她一些之前问过的问题。她看着他们，就像一个乖巧的机器娃娃。然后，她开始回答，声音很平静，很冷漠，她的回答还是和之前一样，眼睛一眨不眨。
就这样过了大概十五分钟，其中一个人忽然转向瓦尔：“你是她母亲？”
她怒视着他们：“那你们是谁？”
他停顿片刻，看着她，好像她疯了似的。他愤愤地冲她说了些什么，就转向克丽丝。
“等一下，”瓦尔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再说一下你的名字和职位。”
那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他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菲特，他的职位——助理律师。
“还是个欺负人的律师，我把这点也记下来了。”瓦尔说。
那两个男人盯着她。他们相互说了几句悄悄话，就起身离开了。克丽丝坐回椅子上，又睡着了。瓦尔看着那两个男人。那个律师很年轻，她猜，也就三十出头吧，如果他的行为不那么丑陋的话，也算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他们走到门边，停下来又商量了一番。那个律师朝瓦尔走过来，一脸憎恶地看着她。
“女士，你知道那小子说什么吗？他说她是他的朋友，懂吗？他说她是自愿的。你也许觉得很震惊，”他嘲笑道，“不过，很多漂亮的白人小公主就想尝尝小黑肉的滋味。”他说完，合上文件夹出去了，另一个男的也跟着出去了。
瓦尔走到窗边。狗一直在叫，叫个不停。这叫声好像是从她们所在的这栋建筑里传出来的，这里一定有个野狗窝。她站在窗边，抽着烟。她想到那个律师，不知道他在家是否也是这副嘴脸。他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像看犯人一样吗？面对奶油炖鸡，他也会询问一番吗？瓦尔知道她现在的处境已经失控了，已经无法回头。她也不想回头，因为回头就意味着欺骗自己，意味着否认她看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围绕着她，无处不在。
又过去几个小时，瓦尔和克丽丝都饿了，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先找地方吃饭。烟抽多了，有点儿反胃。终于又进来一个男人，也是着便服。他走路的姿势大义凛然，好像觉得他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很有威严似的。瓦尔还站在窗边，他朝瓦尔走过来。他皮肤黝黑，身材颀长，比之前那两个人斯文得多。
“你是被强奸人的母亲吗？”
“如你所说，那个被强奸的，就是我女儿——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你是谁？”她又拿出了小本子。
他说了名字，她记了下来：助理律师卡曼。
他开始问她问题，和之前那个人问的一样，但更有礼貌一些。她说：“另一个人，就是刚才那个畜生不如的人，已经问过了。”
律师解释说，他还得再问一遍。
“那干吗问我？问克丽丝啊。她才是当事人。”
他朝她走过去。克丽丝独自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娇小又脆弱，她那单薄的身体蜷缩着，长发披在肩上，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律师又开始盘问了，不过他比之前那两个人温和多了。他也没有叫克丽丝的名字，但他显得很同情她。
过了一会儿，瓦尔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她惹毛了菲特，所以他拒绝接手这个案子。卡曼来之前，也有人警告过他要当心她。她失声大笑，卡曼不安地看了看她——她可是惹毛过菲特的！
问完问题后，卡曼就离开了，走时说他还会回来。这时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进来。是警察。原来是漏了一道程序，克丽丝尚未指认那个男孩。那男孩不在那里，她得从一群人中把他指认出来。人们就这么进进出出的，但更多时候她们只是干等着。已经是下午，太阳西斜。狗还在不停地吠。有几个警察进来，粗鲁地叫克丽丝下楼，瓦尔跟了出去。
“在那儿。”一个警察指着某个房间说。
“不会吧，你们不能这样！”瓦尔大叫。他们都看着她，她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听说过她了。
“房间里没有隔板，你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直接见面，”她说，“你们得照章办事。”
他们转过身去，推了推克丽丝。
“克丽丝！”瓦尔大叫一声，但克丽丝转过身，茫然而怨恨地看了她一眼，就走了进去。瓦尔站在她身后，警察堵在了门口，好像防着她跟进去似的。瓦尔往里看了看。克丽丝背对着她站着。六个黑人男孩站成一排。一个警察厉声对他们发出口令。
“向右转！向前看！向左转！”
那些男孩转过身，看起来没精打采的，他们的手臂肌肉发达，其中几个背上还有伤疤。她想，他们心里也明白。要是警察用那种口气和她说话，她肯定会冲过去给他们一下。可作为白人女性，她还有点儿特权，所以，他们只会把她打晕，或者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扭送到精神病院。对这些黑人，他们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那些男孩转过身，他们眼神麻木，甚至都不敢流露出怨恨。那天她见到的所有警察，都是白人。
克丽丝对其中一名警察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出来，挽起母亲的胳膊。瓦尔明白了，克丽丝也知道她明白。克丽丝是在告诉她，你千万别拦着我。我一定要了结这件事，否则我以后走在街上都会害怕。你就让我做该做的事吧，我不在乎流程是否合法。
她们又回到了休息室。
过了一会儿，卡曼进来了，他建议她们撤诉。克丽丝震惊不已，他们为此争执了一个多小时。那个男孩好像坚称她是自愿的。卡曼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这已经是最后的结果，已经是最高法庭的判决似的。他解释说，克丽丝并未受伤，这一点很不妙。他认为（他翻了翻笔录），她身上只是有些瘀青——至少笔录时她是这么说的。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她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告他殴打，而殴打罪只能判六个月。可那个男孩一口咬定她是他的朋友，所以卡曼觉得事情很不好办。他一直劝瓦尔让她撤诉，看都不看克丽丝一眼。克丽丝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那个男孩还另外被控两宗殴打罪和一宗强奸罪——那件案子里，真的有刀伤。因此，无论如何他肯定会入狱。
克丽丝看着他说：“不。”
他劝了又劝。克丽丝就是不答应。于是，律师说他不想受理这个案子了。
瓦尔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你不受理，我会请民事律师起诉政府。也许最好是买一支枪，打死那小子，我女儿走在街上才会觉得安全。”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他肯定，非常肯定，她绝不会杀人。他表现得很得体，始终用劝解的口吻，但一直在同她们争论。克丽丝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一直看着瓦尔，但瓦尔也不会改变态度。她不会说一句影响克丽丝的话。克丽丝始终拒绝。
“好吧。”他叹了口气。瓦尔想，还真是讽刺。他不愿意为了克丽丝接下这个案子，是因为他不想看着克丽丝在法庭上被羞辱。他竟然毫无保留地相信那个男孩。那男孩没有对任何细节提出异议。他并未否认他从两辆车中间跳出来，把她摁倒。没有人提出看克丽丝身上的瘀伤，可她身上确实有，肩膀上有一道又深又大的伤痕，擦破了好几层皮；脊椎边还有一道伤口，不大但是很深，都流血了。没有人询问这些。瓦尔想，只有男人才会相信，一个女人被那样对待了还能乐在其中，从强奸者身上获得满足。她在男作家写的小说里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服从，是的，他们就是被服从的对象。国王、皇帝和奴隶主也是被服从的对象。常见的描述还有诡计多端，女人和奴隶不就是以此著称的吗？
她心中暗潮汹涌。克丽丝领她去了审判室，让她坐下，腾出一只手揽着她。瓦尔在咕哝着什么。审判室里不允许抽烟，可只有抽着烟，她的精神才不至于崩溃。她仍在不停地咕哝着。她们周围全是男人：警察、律师、罪犯、受害者。他们在一旁看着诉讼过程。瓦尔咕哝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回过头看她。法官和律师对待黑人和白人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太明显了。瓦尔不由得想，这并非凭空出现，压制住他们所有人的。这是有原因的。
“愚蠢的性别歧视，”她说，“还有种族歧视！”克丽丝揽着她的肩，轻轻拍拍她。
“没事的，妈咪。”她在瓦尔的耳边轻声说。
“杀，杀，杀！你只能这么干！他们人太多了，”她对克丽丝说，“你赤手空拳是打不倒他们的。你需要武器。杀！”
克丽丝亲了亲她，把脸颊贴在她的脸上。
“我们得炸死他们。没别的办法了，”瓦尔说，“我们得把他们捆在一起，一次干掉。”
轮到审理她们的案子了。有人传那个男孩进来。卡曼朝她们走过来。他表情和善，一副关切的样子。但他仍然是一头性别歧视的蠢猪。他说话的时候，瓦尔一直用手捂住嘴，以免冲他吼出声来。克丽丝紧紧拽住瓦尔的胳膊肘。她在央求母亲别吼。这时瓦尔听到了卡曼在说什么。他在提醒她们，克丽丝将会遭受羞辱。他在试着缓和这件事，可同时，他又暗示，这是她们自找的。“你确定要这么做？”他问瓦尔，“我们还有机会撤回。”
瓦尔把手从嘴上拿开。她厌恶得嘴巴都扭曲了：“小黑肉，你在休息室里是这么说的，对吧？”
卡曼吃了一惊。他一脸嫌恶地看着她。
“她要是想和那个小黑肉上床，大可以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没必要在街上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如果你觉得我们担心的是她的清白或贞洁，那你就错了。我们是在捍卫她的安全，是在争取她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权利。一个充斥着‘你们’——满是男人的世界！”她说完了。他一脸困惑和惊恐，眉头皱了起来。他觉得，她可能是疯了，她很可怕，很可憎。可他是一个专业人员，不能跟她一般见识。于是，他走回律师席，继续翻他的文件。公设辩护人，一个身材高大、脸膛发红的爱尔兰人问道：“下一个是谁？”卡曼小声地应了几句。
“哦，米克啊！”辩护人笑着说。他的笑容说明了一切，眼中闪过的那一抹邪恶，那种心领神会，那种乐在其中表露无遗。那些乖乖女就爱偶尔扮演一把小荡妇。“别逗了，你不会是要接这一个吧？”他笑着问卡曼，“你开玩笑吧，这小妞的裤子那么性感。”
那男孩被带进来了。他很年轻，看上去不到十九岁，但其实已经二十一岁了。他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他的体格比克丽丝高大，看上去比她健壮，但还远远算不上魁梧。他扫了克丽丝一眼，可她并没有看他。她站在那儿，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弱小，长长的头发散落在瘦削的脸庞边，眼窝深陷。
法官问克丽丝事情经过，她简短地讲述了一遍。审判室里，那个爱尔兰律师站在他的当事人身后，隐约能看到他的侧脸。他正灿烂地笑着。
法官转身面向那个男孩。公设辩护人手持文件夹，正准备打开，以反驳控告。他准备得可真够充分的。
“你认罪吗？”法官问那男孩。
“认罪。”那男孩说。
就这样审理完了。双方律师都很惊讶，但都平静地合上了文件夹。只有克丽丝一动不动，直到法官宣布那男孩因殴打罪被判六个月监禁，她才用一种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她对美国的公正期望过高了，她学了多年的法律，本想将它作为终生的事业，可今天的遭遇，粉碎了之前的一切向往。她身材瘦小，看上去很年轻，声音尖细而飘忽不定。他们让她说完了。法官敲响小木槌，宣布审理下一个案子。然后他们便对她置之不理了。毕竟，她算什么呢？
克丽丝颤抖着回到母亲身边。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判决了。一个黑人男孩，完全信奉他的文化并按照这种文化行事，被判了六个月的监禁。当然，他身上还背着其他的罪名。他的余生也许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他会带着痛苦和仇恨进去。她说要和他做朋友，他相信了她。就像其他男人一样，他觉得自己被一个女人背叛了。他只记得这一点，剩下的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他跳出来，不记得他掐着她的咽喉。他只会记得，她捉弄了他，他却相信了她。经过克丽丝这件事，总有一天，他会杀了另一个女孩。
瓦尔坐在那儿，想起在楼下的时候，她还同情那群接受指认的黑人男孩，此刻，那种同情已经消失了，永远不再有了。他们的肤色是黑、是白，还是黄，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抗，至死方休。那些站在那里的白人男性，宁愿让克丽丝成为牺牲品，却不去质疑一个他们由衷蔑视的人种的男性。那么，他们是怎么看待女性的呢？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种族的女人？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妻女？
她僵硬地站起身，仿佛骨髓已经被抽干了。克丽丝搀着她走出房间，好像她是个残疾人似的。她们回到了宾馆。克丽丝付了房费，叫了一辆出租车。可是，好像诸事不顺。前台那个男的为了一些事和她们争论不休，出租车司机嫌她们行李太多，乘务员朝瓦尔吼道，如果她女儿不穿上鞋，他就要把她们丢下飞机。无论看向何方，她们都能看到那些肥大的蓝裤子、枪套和手枪，以及像那些律师一样，西装革履、穿戴整齐的男人，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从不当着女性的面说脏话，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还会为她们拉开椅子。瓦尔一直在想，他们也有自己的女儿，心情好的时候还会陪她们玩耍。他们也有儿子，但又会如何教育他们呢？她如此想着，微微战栗。
回去的路上，克丽丝一直在照顾瓦尔。一回到家，克丽丝就崩溃了。她蜷缩在沙发一角，一声不吭。除了母亲，她不能忍受任何人待在她身边。她躺在母亲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总觉得自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不断被惊醒。她试着看书，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她每天坐在镜子前，用指甲剪剪分叉的头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算有人来，还是她喜欢的人，比如伊索、凯拉、克拉丽莎、米拉，她也心不在焉地坐着，很少和她们说话；对母亲说话的语气也很冲，要么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瓦尔叫她帮忙做饭或打扫，克丽丝有时会听话，可经常是一转头人就不见了，最后发现她已经倒在床上睡着了。
瓦尔带她去体检，也做了性病筛查。克丽丝的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瓦尔无论去哪儿，克丽丝都跟着，因为她不愿一个人出门，也不愿一个人待在家里。可是，瓦尔也不怎么出门，通常也就去超市和洗衣房。她退出了所有的组织，没有做任何解释。人们不时上门来取各种印刷的小册子和笔记，她一脸厌弃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他们，好像它们全都是废物一样。晚上，她们偶尔会打开电视，可过不了一两分钟，上面就会出现一些令她们难以忍受的广告、场景和对话，于是，她们都不用看对方一眼，就直接起身把电视关了。瓦尔试着看书，可没看几页，就会忍不住把书冲墙上扔去。她们甚至连音乐都不能放，克丽丝一听到摇滚乐歌词就会发火，而瓦尔一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会暴躁。她不停地说，那是“老男人的音乐”。对她们来说，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污染了。有一天，塔德顺路过来坐坐，她们却谁也不理他。
克丽丝唯一想见的只有巴特。他过来之后，她和瓦尔坐下来陪他一起喝茶，克丽丝跟他讲了事情的经过。他倾听着，眼中充满了泪水，沮丧地盯着桌子。克丽丝讲完后，他抬起头，语气急促地告诉她们，黑人男性是如何看待白人女性的——他们只是把白人女性当成报复白人男性的工具。
克丽丝和瓦尔看着他。不一会儿，他就走了。
瓦尔意识到自己该做点儿什么，可她根本没心思。她感觉自己已经没几个朋友了，她们似乎都不太明白克丽丝的遭遇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们尽可能装作很开心，尽量谈论其他事情，好像强奸算不了什么，就跟有人破门而入偷走你家的音响没什么两样。她并不生他们的气，只是不想见他们而已。她突然想起住在萨默维尔公社的一群人，他们于一年半前，在伯克希尔办了一家公共农场。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和牧草，养鸡养羊，还搭了葡萄架，养了蜜蜂。他们吃自己做的奶酪、酸奶、葡萄酒和蜂蜜。他们沿着几条主干道兜售自制的面包、陶艺品和针织品。他们努力生活。
她写信给他们，提到了克丽丝的事，他们的回信很热情，还邀请克丽丝过去，说那是个平静、亲近自然的地方，一定能帮到她。而且，那里也有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她能够理解克丽丝。
瓦尔把信藏了起来。那天，瓦尔趁克丽丝小睡的时候出去散步，回到家时，只见克丽丝面色苍白、神情恐慌。
“你去哪儿了？”
“克丽丝，有时我也需要独处。”她只回了这一句。那晚，她坚持让克丽丝回她自己的房间睡觉。她听到克丽丝整晚都在走来走去，但她并没有迁就，接下来的几晚继续如此。克丽丝终于不再走来走去了，可是，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显然一宿没睡。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瓦尔要出门，不让克丽丝跟着。她去看了一场电影，虽然什么也没看进去。她夜里十二点后才回家。回家后，就看到克丽丝一脸惊恐，呼吸急促，一言不发，只是用麻木而怨恨的眼神瞪着她。
最后瓦尔建议克丽丝外出一段时间，去那个叫伯克希尔的地方。克丽丝紧咬嘴唇，黑眼圈深重，眼神分明在说——她再也不信任瓦尔了。
“我看是你想让我去吧。”
“是的，你不能一辈子跟在我身边啊。”
“一定是我妨碍到你了吧。你是想和谁同居，嫌我碍着你的事儿了吧。”
“不是。”瓦尔垂下眼帘，平静地说。克丽丝的怨恨是最令她痛苦的。
“你要是想摆脱我，我就去和巴特一起住。”
“巴特要工作啊，你总不能每天和他一起去工作吧。你得一个人待着，他家附近不安全。”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克丽丝跳起来，尖叫道，“你非得这样对我吗？别说了，我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她说着跑进房间，摔上门。瓦尔喝完闷酒，摇摇晃晃倒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克丽丝一边喝咖啡，一边冷冷地看着瓦尔，说：“好吧，我去。”
瓦尔松了口气，激动地笑了。她伸手去拉克丽丝的手，但克丽丝躲开了，冷冷地看着她的母亲。
“我说了我会去。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想摆脱我。我去就是了。但你别指望再见到我，别指望再和我联系——永远别想。”
几天后，瓦尔开车把克丽丝送到伯克希尔农场。克丽丝走进农舍，像是被押送到监狱的囚犯似的。瓦尔离开时，克丽丝没有亲吻母亲，连句告别的话也没说。
19
瓦尔曾说过，她有点儿像斯特拉·达拉斯。是的，但也不完全像。她的女儿并没有嫁给某个“富二代”，没有住在歌舞升平的豪宅里。瓦尔一直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但她没有哭泣。
如果她是斯特拉·达拉斯就好了。如果她可以哭泣就好了。我想，如果有那一天，事情就可以缓和，一切就能够被软化，恢复如初。我是这么想的，但这也是事后的想法。
事实是，她失去克丽丝了。面对痛苦，她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酷，她知道，这种痛苦不会很快过去，而且，数年之内还会煎熬着她。她觉得，在她和克丽丝这样的亲密关系中，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克丽丝太过依赖她了。父母的某些错误，是有助于孩子成长的，不管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本来就不称职。瓦尔这么坚强，又这么聪明，所以，她似乎是故意的。当然，她可以让克丽丝回到她的怀抱，但她没有那么做。剩下的事，就顺其自然吧。她告诉米拉：“我没什么能为克丽丝做的，除了去死，但我不想那么做。”
她偶尔给克丽丝写信，但没有回音。瓦尔写的不是真正的信，因为她已经越界了。这一点，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
道德虽好，却也是有界限的。人们要一起生活，道德就是约束他们的一套准则，它使人们形成集体，并使得集体利益最大化。但对那些已经越界的人没用，他们也不会在乎。比如，几年前，一架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幸存者们最后沦落到食人肉维生。这引发了所谓的道德问题。或许这也谈不上真正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谁能有答案？你可以宣扬教条，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搬出权威；你可以辩论到死，但依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的丈夫和孩子被纳粹分子杀死了，而你因为还能出卖肉体而活了下来，你走在阿根廷的街道上，看到那个曾经关押过你的集中营的长官，你口袋里有一支枪——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你的手指正在扳机旁，而你看见了这个男人……你会怎么做？有些事，你无法将它分类，无法判断，只能由那些想实践或被迫要实践的人去亲身实践。这些人从不在乎后果。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不在乎。坐在这里，看阳光透过窗户倾泻进来，桌上放着一杯冰茶，望着远处的海面，在沙滩上散步，写那些不会在乎后果的人的故事，多么惬意。不过，真有这样的人吗？是否就连最好战的人也在乎后果——哪怕他的灵魂已经伤痕累累，哪怕他的希望已被摧毁，甚至在他开着坦克去撞墙，开着飞机去撞航空母舰的时候，也曾有片刻想过，这也许是一场终会结束的噩梦，或许他能被拯救，能回到家，坐在炉火旁，端起那盏茶，拍拍坐垫，笑谈那些陈年旧事，一边笑着，一边抹去眼角的泪水……
哦，天哪。有什么用？我写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我尝试说出真相，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思索许久，想象那种极端情境，在人类的一般认知之外，那种和普通人没有关联的情境，其他人就无权评判深陷那种情境中的人了。可就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一只冰凉而令人战栗的生物刺了一下我的脊椎，往上爬到我的大脑里，告诉我，所有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境，所有人都是。
可是，如果是那样，人们岂不是就连最简单的故事也讲不出来了？我放弃。我再也不能往下想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讲述，讲述，讲述。当然，我要尽我所能，去讲述，讲述，讲述。我要告诉你接下来的故事，把它讲完为止。它还没有完，永远不会完。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故事结束的唯一原因。
从芝加哥回来后，瓦尔变得很古怪，变得陌生、疏离而冷漠。女人们有各自的生活要忙，也就不经常来找她了。克丽丝很消沉，变得很难相处，伤害了她们的感情。她们不清楚事件的整个经过，但因为在瓦尔家里，性并不是禁忌的话题，她们以为克丽丝不过是受惊了，很快就会好的。瓦尔没给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打过电话，她们觉得和她日渐疏远。
米拉可能是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觉得很愧疚，一直想去看望她们。可她又怕见瓦尔。她刚认识瓦尔时，瓦尔就告诉她一些她没想过的事情，也不管她想听不想听，她预感到这次也会一样。而且这次的预感更加强烈了。她怕见瓦尔，仿佛瓦尔得了某种致命的传染病似的。可终于有一天，她还是逼自己给瓦尔打了电话。瓦尔心不在焉地说，她在家。
瓦尔穿着牛仔裤和衬衫。她瘦了，脸庞不再丰满，而是变得坚硬、棱角分明，看上去老了许多。她的头发灰白。这些改变并不明显，可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一会儿。凯拉和哈利去了阿斯彭；克拉丽莎和杜克出了问题；伊索在埋头写论文；孩子们现在和诺姆在一起，八月份会同米拉和本一起去缅因州。
“克丽丝怎么样了？”
瓦尔的声音空洞，听不出任何情绪：“她在伯克希尔的一个农场。他们觉得她似乎好点儿了。”
“她真的很消沉。”米拉半是询问，半是陈述地说。她听出自己的声音里有评判的意味。她其实是想说克丽丝过于消沉了。
瓦尔也听出来了。她只是点点头。
“对不起，瓦尔，是我不理解。我从来没有被强奸过。”
“是没有。我记得，也差点儿了吧。”
米拉眉头一皱。“在‘凯利之家’的那个晚上？天哪！”她颤抖着说，“我都忘了，我想忘了它。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就是理智吧。大多数女人不想过多了解关于强奸的事。只有男人才感兴趣。女人总试图忽略它，假装是受害者自找的。她们不想面对事实。”
米拉觉得她的身体开始哆嗦，好像她血液里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警觉起来。“事实？”她声音颤抖地问。
瓦尔坐回椅子上，点燃一支烟。她的姿势和动作里还有着往日的气场，最近人一消瘦，这种气场就更强了，只不过动作不再那么自在、流畅、豪爽了。她更加敏感、更加专注、更加狭隘了，就像一道光束，发现了目标便全力照射上去。于是，她把克丽丝的遭遇跟米拉和盘托出，从头到尾讲给她听。瓦尔说完时，米拉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瓦尔往后一靠，声音稍微缓和了一些。
“去年秋天，在康科德还是列克星敦的一次会议上，我记不清楚了，有个人邀我一起自驾回剑桥。那是个年轻男人，有些呆板，又有些自大，是个新教牧师。他想跟我搭话，一路上说个没完，因为路上堵车，所以，他有大把的时间絮叨。他是一个很温和的年轻人，懂得关心别人的感受，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不会脱口而出‘妈的’或‘肏’这样的脏话。不必说，我的言辞吓到他了。”
米拉笑了笑。可瓦尔并没有笑。
“他跟我说起他几个月来一直在做的梦。他说，他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还有一个小儿子。我估计他才二十五六岁。最近，他和他儿子之间出了点儿问题，还和他老婆为此吵过几次。她觉得他对儿子太专横、太苛刻。但他的梦与此无关。他梦到的是多年前在大学认识的一个女孩。他一直梦到她，却又记不起梦的具体内容。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他，以前对那个女孩是什么感觉。他喜欢过她，爱慕过她，但她有些轻佻，和一个又一个男人调情，需要他的时候又来找他。而他却总是向她敞开怀抱。我问他有没有和她上过床，他说没有，从来没有‘和她有过性方面的接触’。”说到这里，瓦尔忍俊不禁，“他觉得她和其他人也没有过。他觉得其他人那样做也会有负罪感，因为他们在一所教会学校。”
“我问他现在对她是什么感觉。他觉得她很有魅力，可一想到她就生气。他曾经很爱她，想得到她，可他什么也没做。他生她的气，但更生自己的气。‘那你本可以干什么呢？’‘我可以强奸她。’”
“我丝毫不觉得惊讶，这个男人很呆板、很无趣，是个温和而懦弱的基督徒。可本性上，他却是一个强奸犯。”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这点。”米拉有气无力地说。
“天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又该有多少。我和克丽丝一起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看见男人们盯着她看，对我来说，什么法律、什么传统、什么风俗都在那一刻冻结了。无论他们在公共场合是什么样子，无论他们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法律和规则强奸我们。”
米拉两手捧住头。“我还有两个儿子。”她轻声说。
“是啊，那就是他们维持权力的方法之一。我们爱我们的儿子。谢天谢地我没有儿子，不然那真会阻碍我的。”她满面怒容。
米拉直起身：“阻碍你？”
“祸不单行。那个牧师、那样对待克丽丝的塔德、那个强奸她肉体的家伙、那个强奸她灵魂的律师、那般对待她的法庭、挂着枪的警察看她的眼神，还有街上那些男人对她的品头论足。我没办法保护她，没办法让她摆脱现在的感受，也没办法替她承受这一切。
“我冥思苦想，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想到了婚姻及其规则，想到了夜里出门的恐惧、旅行的恐惧，想到男人沆瀣一气、不把女人当回事，想到强奸的方式不止一种。女人无足轻重，是魔鬼，是祸水，她们既是奴仆又是发泄工具。男同并没有比直男好到哪里去——有的男同比直男更讨厌女人。看看那些书就知道了，几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都写满了对女人的仇恨，而在仇恨背后，隐藏着的威胁方式和行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奸。
“我还想到，天哪！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民权运动、和平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在萨默维尔和剑桥，我和学校委员会一起工作。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考虑大人和儿童的利益。可是，我试着帮助的，有一半是男性，而且是看见我和我的女儿就会强奸我们的男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占有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会控制你、虐待你，或者抛弃你。我居然浪费我宝贵的生命去帮助他们！帮助那群强奸犯！一旦你意识到这点，就再没有回头路。所有男人都是敌人！”
她两眼冒火，声音激昂，但努力克制住了。
米拉感到窒息。不，不，别这样好吗？她心中不断地说。
“他们还希望你享受自己的毁灭！一个女孩被强奸了，她应该怎么做呢？‘躺回去，好好享受。’‘如果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妻子被强奸了，他会怎么做？’‘疏远他们。’丈夫不可能强奸他的妻子——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因为强奸就是他的权利。”
“我告诉你，”瓦尔的声音变得低沉，怒火中烧，“我受够了。妈的，以前我还让男人搭便车！再也不会了。让他们自己用腿走吧，让他们打他们的烂仗去吧。任何一个男人都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儿帮助，一点儿都别想。我永远会把男人当成敌人。我还想，假如那个吓唬克丽丝的律师菲特有一个女儿，如果她被强奸了，他十有八九会像对待克丽丝一样对待她。”瓦尔看了米拉一眼，“很抱歉。我知道你有儿子。这很好，这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让你，”她讽刺地说出了那个词，“保持理智。”
米拉的表情痛苦而纠结。瓦尔很镇定，很坚定，就像一名高举旗帜的士兵：“至于我，幸亏我没有儿子，因为他会挡住我的视野，我得为他着想，这会让我偏离真理。如果我有儿子，我就不会认识到这些，不会感受到这些，我会把这些深深埋藏在心底，任它们慢慢地荼毒我。”
“可是，没有男人，你又怎么生活呢？你看，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老板是男的；如果你要申请经费，控制资金的是男人；如果你想申请学位，你的导师也是男的……”
“我已经退出了那个世界。现在，我属于一个全是女性的世界。我在女性商场里买东西，在妇女银行存钱。我还加入了一个激进的女权组织，将来也只为它工作。去他的论文，去他的学位，去他的哈佛。它们全都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你不能向它妥协。它会将你生吞活剥，会强奸你的身体和灵魂……”
“可是瓦尔，你怎么生活呢？”
她耸了耸肩：“怎样都可以活下来的。有一群女人住在北剑桥的一座老房子里。她们活得很好。我很快会加入她们。我这一生已不企盼什么快乐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奢侈。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助纣为虐，与敌人为伴，推动他们的发展。在有些地方，那叫作奴役。我要结束这种生活。我想和那些女人一起工作，她们都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代价是放弃她们的生活！”
“奉献她们的生命——不管你们英国人怎么说。”
“牺牲。”
“那不是牺牲，是一种认同。牺牲是放弃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情况不是那种。无论怎样，我曾经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娱乐、享受、快乐，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再也回不去了，你明白吗？”
她严肃地看着米拉：“你看上去很痛苦。”
米拉痛心地说：“可你以前是那么了不起。”
“一个了不起的妥协者。在你看来，我变得残缺了，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净化。仇恨，能够使你分清界限。你失去了某些东西，却使得另一些东西日臻完满。就像盲人的听觉特别灵敏，聋子对嘴型和表情特别敏感一样。仇恨让我能够做一直以来该做的事。我对人类的博爱阻碍了我对女性同胞的爱。”
米拉叹了口气。她想哭，想把瓦尔变回从前的样子，就像一盒胶卷，你可以选择让时间凝固在哪一刻。她无法忍受她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向瓦尔靠过去：“我们喝一杯吧。为了过去，喝一杯。”她的声音嘶哑。
瓦尔第一次真正地笑了。她拿出酒瓶，倒了两杯酒。
“我觉得，你的这种新生活，会让你彻底远离我们，远离我。”米拉难过地说。
瓦尔叹息一声，说：“是啊，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们了，那也很难，而是你们不想听我说这么多了吧。而且，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了。你有两个儿子，还有本，所以你不得不妥协。我是认真的，并没有自视甚高的意思。你觉得我很狂热，我觉得你很懦弱。我如今已是一名狂热分子了，”她笑着说，“我这种狂热分子，让中间那条线稍微挪了一点点。我觉得这样很好。”
米拉想，她这是在说再见了吧。她一路走回家，泪流满面。
20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那个夏天，似乎都意味着与过去告别。难道每个人都在扮演斯特拉·达拉斯？
凯拉被哈利说动，决定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她回到了他的身边，并答应他再也不见伊索了。这一次，他非常生伊索的气。她很不解：“你以前多么通情达理啊。”
“以前我没有当真。”
“为什么？我告诉过你我爱她。”
“老天，凯拉，她是个女的。”
“那又怎样？”
“好吧，我不介意多一个人补充，但我不想被取代。”他的生气听起来就像是嫉妒，她反而感到欣慰。如果他不爱她，就不会嫉妒，对吧？她把房子转租出去，开始打包行李。哈利帮她做家务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可她还是觉得生活很空虚。有几个下午她又去找伊索，虽然心怀愧疚，却情不自禁。她没有告诉哈利她去找过伊索。她对自己说，到了阿斯彭，她就再也见不到伊索了。她为自己的欺瞒寻找借口。
那段时间，她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可也三心二意的。她坐在图书馆里漫不经心地翻书。她在家重读浪漫主义诗歌。突然间，她觉得浪漫主义诗歌正如哈利所概括的：自我陶醉于对现实的粉饰。对于华兹华斯独特的音律结构和济慈的语言，过去她击节赞叹，现在却毫无感觉。柯勒律治变得令人反感，拜伦就像个被宠坏了的、爱发脾气的孩子，雪莱则像个时常梦遗的青少年。她读书的时间越来越久，可她读得越多，就越发觉得他们是一群炫耀自己声色犬马的生活、自命不凡的青少年。她纳闷自己之前怎么就那么喜欢他们呢。每天，她都会一脸厌恶地合上书本。要打包行李准备前往阿斯彭的时候，她只往哈利的书堆上多加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她决定，整个夏天就用来烤面包、种花，也许还可以备孕。她认为这不是自我放弃，而是一种休息，一种调整。然而，当他们坐上车，驶向第一站——俄亥俄州她父母亲的家时，她并不觉得像是度假一般轻松自在。她凝视着哈利的侧影，依然能感觉到往日偷偷望着他时那种爱意。她仍对他的卓尔不群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钦慕。可她也感到一种弱势，甚至低人一等。她隐约觉得，自己正在驶向一座监狱。可当哈利需要她指路时，她立马把这种想法抛到了脑后，心情明朗起来。凯拉喜欢看地图。
凯拉走后，伊索萎靡了几周。可是，适应力极强的她，短短一周之后就交了新朋友，又开始像以前那样忙碌起来。以前是凯拉每天都来，如今换作了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和杜克还在吵个没完。她不想提这些烦心事：“还不是该谁洗碗之类的鸡毛蒜皮。问题是，我真的再也不想洗碗了。我讨厌做饭扫地，我再也受不了了。杜克不在的时候，我就热点儿盒饭凑合凑合，吃完把餐盒丢进垃圾桶，餐具就先堆在一边。直到餐具堆积如山，我实在没的用了才去洗。或者他快回家了，我才去洗。我吃什么都无所谓。那我为什么要做饭？”
“是啊，怎么不请个保姆呢？我倒是不在乎打扫，”伊索咧嘴笑道，“而且我正需要钱，我帮你做，我收你——一小时三块钱怎么样？”
克拉丽莎却不笑：“那样只会掩盖问题。”
“听起来挺严重啊。”米拉说。
“不过还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她就转而谈论别的话题了。可是下回这些女人聚在一起时，她又会提到这件事，然后又岔开话题。
那些天，格蕾特常跟她们一起去伊索家。她总在下午四点左右出现在那里，穿一身奇装异服，手拿一瓶葡萄酒，看起来就像童话里的公主。她总穿着款式奇怪的绣花衬衣，披一块纱丽做出飘逸的样子，找一些夸张的珠子和饰品镶在上面，像民族服装似的。她用方巾挽起深色的头发，戴上沉甸甸的耳环。伊索说，格蕾特把衣服穿出了艺术。格蕾特对艺术很感兴趣，她正计划写一篇论文，主题为十八世纪晚期的素描和诗歌意象之间的关系。她使这个小集体有了新的活力。整个夏天，大家的谈话都精彩纷呈。
克拉丽莎的问题还在继续。一天，她们正在谈论政治中的互惠问题，她突然插一句：“杜克现在就是这样！我才意识到。”
“从通用汽车跳到杜克，跨度也够大的。”格蕾特说。格蕾特出身贫寒，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对一切有钱人都抱有成见。
“好了，我现在明白了。每当杜克参加完哈佛的派对，陪我听完一张新唱片，承认我喜欢的摇滚乐团确实不错，或者给我买了一件特别高档的衬衫，他就会表现得好像有权得到什么回报似的，好像我欠他什么似的。我独自洗碗时，他就在沙发上坐着，我一抱怨，他就生气，还说他都没时间看报纸了。对此，我一直很生气，可你也知道，我不想变成一个没完没了唠唠叨叨的人。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他所理解的折中。”米拉笑着说。
“是啊。等值交换。其中的逻辑似乎有问题，但我又指不出是什么问题。”
“他希望你扮演女人传统的角色，”格蕾特说，“而他……”
“是的，而他怎么样？”
“给你洗脑？”
克拉丽莎扬起下巴，长出一口气说：“所以，合理的交换条件就是我也给他洗脑。可我去参加他同事办的派对，也从来没批评过尼克松。我去他家走亲戚时，也和其他女人一起在客厅里喝咖啡，而男人们则在厨房里喝白兰地，聊政治。”
“现在的人怎么还这样！”格蕾特气呼呼地说。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反正他们还是。我在找一个进攻的角度，现在找到了。谢谢。”
那天，对杜克的议论就到此为止。
还有一次，克拉丽莎谈起了她的论文主题《社会结构对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了——比如，在笛福的小说里，可是，到了克雷布 [15] 和奥斯汀的时代，它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金钱，金钱，金钱。那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根源。就像那时的杜克一样。”她补充道，然后突然停住了。她低下头，头发散落下来，几乎遮住了她的脸，可米拉还是能看到她眉头微蹙，差不多能读懂她的心思——她意识到自己独自一人时是绝不会认识到这些的，只有在和这些女人谈论别的事情时，她才能想到，好像它们是自动进入她脑海似的。她有些困惑。然而，米拉什么也没说。
“钱！我喜欢钱！”格蕾特大叫道，戴着镯子的手臂在空中挥舞，“但也不要太多。”
克拉丽莎抬起头，严肃地说：“是啊，我也喜欢。但不像杜克那样。他无时无刻不在谈钱，简直钻到钱眼里去了。他一直就那德行。每次我们出门逛街，他就挨个商店逛，什么都想要。他想买大卫的画，但并不是因为多喜欢那些画，而是因为他认为大卫总有一天会成名，值得投资。他老说要退役——但其实他很喜欢军队——去和麻省理工的几个人合伙做生意。他是通过哈利认识他们的。他们总在谈论用电脑搞城市规划。显然这行眼下很赚钱。虽然他们还上着学，可已经想着开一家咨询公司了。”
“什么样的咨询公司？”伊索坐在窗下，阳光照在她头发上，修长的腿搭在椅子扶手上，纤细的手里拿着一支小雪茄。
“你看着就像凯瑟琳·罗斯 [16] 。”
“才不像呢！”
“你像。”
“你喜欢凯瑟琳·罗斯吗？”
“嗯。”克拉丽莎咧嘴一笑，舔了舔嘴唇。
“那好吧，我像她。”伊索笑着说。
“他们想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城市规划机构会来找他们，他们要收集相关数据，输入电脑，电脑就能告诉他们该如何治理污染、如何管理学校、如何解决国内的移民问题、如何提高出生率。他们觉得自己能规划我们的未来。他们坚信，这一切之所以如此混乱，是因为没有人去规划。”
格蕾特“哼”了一下，米拉“呸”了一声。伊索嘿嘿笑着说：“谢天谢地，幸亏他们的人类规划计划失败了。”
“杜克觉得他会发财。我才不在乎他会不会发财——那是他的事。可我不明白，他怎么就把钱看得那么重，他以前可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没错，”伊索深思一番说，“就像昨晚上吃饭的时候，一说起这个话题，他就慌了。好像他感觉自己处境艰难，只有钱才能让那些士兵不朝他开枪似的。他心里有一种极度的渴望，但不能称之为贪婪，尽管听起来像。我一直以为，贪婪是一种你想要占有某种并不需要的东西的欲望。杜克却好像急需要钱，好像在被债主追债似的。”她转身对克拉丽莎说，“也许他暗地里在赌博。”
“有可能，”米拉想到了诺姆，“男人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发现可怕的是，”格蕾特挥舞着胳膊，“那些自以为能规划我们生活的人，却正是那些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
米拉飞快地瞥了一眼克拉丽莎。她知道，一提到杜克，克拉丽莎就会感到不安，说多了会惹怒她。然而，克拉丽莎却对格蕾特笑了笑：“是啊，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真打算这么干，最好找几个诗人——最好是女诗人，来和他们一起干。”
米拉发现，杜克和克拉丽莎之间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尽管从那以后，克拉丽莎便不再谈论杜克了。也是通过伊索，米拉和格蕾特才知道情况确实糟糕。伊索并没有细说，但有好几个晚上，克拉丽莎来伊索家时，都像是哭过的样子。女人们聚在一起时，克拉丽莎并没有提这些事。米拉有些受伤，她觉得，这个小团体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彼此提供支持。她隐隐预感，瓦尔和凯拉走后，克拉丽莎如果也退出，这个团体就会彻底瓦解。
克拉丽莎最终的退出，倒不是因为不愿和大家分享她的经历，而是因为她对伊索的感情越来越深。她觉得和她在一起很和谐、很舒服，她全身心信任她。和伊索在一起时，她感觉更轻松，甚至更快乐。很多个晚上，在和杜克吵完架后，她会穿过五个街区，来到伊索家。有时她会在伊索的沙发上过夜。杜克很困惑，他不明白他们之间是怎么了。他一次又一次把克拉丽莎抓回去。他渐渐认为，是那些女人把她从他身边带走了，他千方百计诋毁她们，诽谤她们。他对她们的憎恨与恐惧，发展到了憎恨和恐惧他所谓的“妇女解放”。后来，他开始针对女性这个群体大放厥词。这时，克拉丽莎就会愤怒地说：“我也是女人。”而他大怒：“你不一样！”克拉丽莎就又摔门而出。他越是拉她，她挣扎得越厉害。杜克都快疯了，却无人可以倾诉。有两个晚上，他独自出去嫖妓，还去了她们的住处。可那两次他都不行。他只想聊天。他感到自己的性能力正在减退。一天晚上，他试图强迫克拉丽莎，遭到抗拒，于是他打了她。结果她还手，一拳狠狠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坐在那儿，不知所措，不明白曾经相爱的两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冷冷地看着他，转身出去了。她轻轻地关上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次吵完架就摔门而去。杜克坐在那儿，揉着下巴，呆呆地看着门，他感到事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克拉丽莎和伊索变得越来越亲密。她们见面会亲吻，经常互相挽着手。克拉丽莎特别紧张时，伊索会给她揉揉背。克拉丽莎和伊索在一起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无须再像之前那样，说话字斟句酌，总要理智地看待每一件事情。她觉得不必担心自己打扰伊索，不停絮叨着那些可能导致婚姻解体的鸡毛蒜皮。她难过的时候，伊索会给她倒杯酒；她说话的时候，伊索会摸摸她的头；她躺在沙发上，伊索就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静静听她倾诉。
克拉丽莎不知道她和杜克之间怎么了，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试图抛开表面的愤怒，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可每当她觉得快要找到了，却又惊恐地退回来，不敢深想，否定自己的想法。杜克和她之间，不是大家常常谈起的那些老套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间的问题更大、更非同寻常一些。但总是因为洗碗和做饭吵个不停，说明还是那些老一套。“他说整天看书不算是工作。当然，他的最终目的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家庭妇女！”她气呼呼地对伊索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他爱的是我的思想，我的独立和个性。为什么他总想把我变成他口口声声厌烦的那种人？为什么？”
问这些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克拉丽莎坐起来。她冷静地啜了一口酒：“无论怎么挣扎，我脑中总是不断想起一些事。记得那天晚上，瓦尔说社会规则会如何一步步毁掉你，不管你怎么抗争，我还因此对她很不满。”
伊索点了点头，说：“我那天也生她的气，倒不是因为她说的不是实话，而是因为她太不考虑你、凯拉和米拉的感受了。人也有不应该说实话的时候嘛。”
克拉丽莎看着她，两人都笑了：“就连对最好的朋友也不说实话吗？”克拉丽莎目光闪烁。
“你要是一直都说实话，就不会有最好的朋友了。”
一阵沉默。“你对我说实话了吗？”
伊索顿了顿：“是的。据我所知，没什么瞒着你的。”
克拉丽莎认真地看着伊索的脸：“我说的也都是实话。”
“我知道。”伊索轻抚着她的脸，对她温柔一笑。
“昨晚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太可怕了。”
“说说看。”
“杜克和我坐在客厅里，凯文·卡拉汉突然敲门进来。凯文确有其人。在梦里，他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年轻人，可在真实生活中，从大概八九岁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妈告诉我，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孩子。我没问她原因，但那时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收养孩子是因为他阳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想。可能因为凯文小时候就很阴柔吧。总之，凯文发现屋里很乱，然后对杜克说，他应该命令我这个家庭主妇干好自己的活儿。我很气愤，说让他见鬼去吧，然后冲进卧室，心想，只有阳痿的男人才会故作男子汉。
“可我一进到卧室，又后悔不该冲他发脾气。我让杜克向凯文解释，说我吃了一种药，所以才举止怪异。我之所以吃这种药，是因为在四十八小时内我和杜克就要结婚了，这种药会让我进入一种近乎死亡的昏迷状态。药效发作时，我将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举行婚礼。
“送走我的时间到了。服了药的我被放进一节火车车厢里，我躺在一束激光上，昏死过去。最后——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忘记什么，我们到达了举行婚礼的地方。仪式由我父母的一个朋友主持，在现实生活中，他碰巧是个殡葬业人士。他做了一个我的人体/尸体模型，他很注重细节——比如皮肤的纹理和头发的不同颜色。他做的那个人偶可以走路，可以眨眼睛，可以做一切新郎在婚礼上要求它做的事。最终，那个新娘/尸体/模特会代替我参加仪式。观众们会认为那是我，我就可以逃避这个仪式了。那个殡葬业人士还雕了一张工艺复杂的床/棺材，放在圣坛上。仪式结束时，那对新人在观众的注目下躺进了这张床/棺材。
“一切就那样发生了——婚礼，新郎新娘躺进床/棺材。可与此同时，杜克和我一起逃到了纽约。甚至没有人发现我们不见了。”
“人偶可以缝补，可以做饭，可以说话，说话，说话，”伊索说，“但你确实逃掉了，你和杜克一起逃掉了。”
“我感觉好像这一生都在梦游。就像睡美人一样，至今还没有醒来过。”
伊索看着克拉丽莎那孩子气的圆脸，尽管有几分惆怅，长了几丝皱纹，却还是甜美动人。“噢，那可真是个美梦啊，躺在玫瑰藤下面，爸爸妈妈都爱他们的小公主，她从来不缺什么东西，因为她还没开口要之前，美丽的仙女就用魔法棒给她变出来了。在学校也是一样。你还有杜克。看看你们，年轻，漂亮，出身又好，一定能生出漂亮的孩子，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房间里满是从越南黑市上淘来的版画、地毯和花瓶——”
“伊索！”
“还跟各种达官贵人有交情，在莱茵贝克镇、纽波特市都家大业大，在北达科他州也有房子——”
“伊索！”
“是你让我说实话的。你以为你跑到罗克斯伯里就能摆脱过去，但你其实一直都知道过去还会回来，它随时可以回来。”
克拉丽莎一跃而起，冲出伊索家。她甚至连门都没关，一路跑下楼梯去了。
伊索坐在那儿，直到克拉丽莎的脚步声消失。她甚至没有起身关门。她感觉像受到重击，感觉自己被伤害，被利用了。她抽完一支烟，然后像老人一样，迟缓地走到门口，关上门，把三个门闩都插上。一年多来，她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一切正常。她就像一双永远敞开的手臂，他们把她家当成餐馆，喝她的酒，吃她的东西，在她的仁慈和关爱中取暖。然后，当她们痊愈、恢复了自尊，就离她而去。当然，有人走也有人来。只要她敞开心扉，打开门，把冰箱塞满，就还会有人来。
她想起和凯拉在一起时的某一天。她们开车去康科德，把车停在路边，下来散步。她们走到人少的地方，闯进装有栅栏的草坪。凯拉很紧张，又开始咬嘴唇，还被树枝绊了几跤。她弯腰低头穿过一道铁丝篱时，头发被钩住了。伊索跑过去，想帮她解开，凯拉却开始大喊大叫，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走开！走开！我自己能行！”
于是伊索放开她的头发，后退了几步，背对凯拉坐在草坪上。泪水涌上了眼眶。凯拉终于解开了头发，她走到伊索身边，面向她扑通坐下来，开始抽泣。她脸涨得通红，叫道：“我不需要你！我不想需要你！”
伊索的眼泪干了。她悲伤地看着凯拉。她知道凯拉在哭什么，因为她也不想对伊索残忍，可就是控制不住。那是凯拉一个人的圆桌会议，桌边坐满了一圈与伊索有关的情感。那是凯拉自己的问题。
“那我呢？”过了一会儿，她平静地问，“我就是一个没有要求的人吗？我真就那么不重要吗？”
“你！你！你什么！我和你在一起就是纯粹的开心，那是爱，我不欠你什么！”
她往后一躺，又点燃一支烟，望着盘旋消散的烟圈。她感到无比空虚。她把自己倾注出来，她们啜饮她。而且，只要她持续地倾注，她们就会持续地索求，直到把她喝干。可如果她停下来，谁还会来到她身边呢？她这么奇怪，她们凭什么要来？男人们来，是因为想和她上床；女人们来，是因为她给予她们爱。可谁也不曾想到，她也是有需要的。于是她表现得好像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似的。
她站起来，开始踱步，绕着这间见证了诸多戏剧性的生活瞬间的破旧屋子走来走去，把画扶正，把书摆放整齐，把放了一周的烟灰缸倒空。
她感到彻头彻尾的孤独。她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孩子们已经健康长大，远走高飞。她想，我始终孑然一身，仿佛她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仿佛我从不曾把爱和同情倾注给她们。她又坐了下来，挺直了背，目光凝滞。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啊。她是那个大家的女人，她扮演女人，也扮演男人，遭受了女人从男人那里遭受过的痛苦。没名没分中的没名没分，奴仆中的奴仆。还好，比以前好多了，但还不够好。她得从自己身上发掘一点儿男性气概，不是说要当什么帆船冠军，不是说要在激流中划独木舟，也不是说要会剑术——虽然这些她都很擅长——而是说要坚持自我。不然，你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垫脚石。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她思考着这个问题，许久才站起来。她想跟瓦尔聊聊，可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瓦尔有秘方，她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明天再说吧。
她紧闭着嘴，上床睡觉了。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唯一能决定的就是关上心门。从现在起，她要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她热爱她的工作，对她来说，停止工作是痛苦的，可是，为了她们，为了她的朋友们，她之前愿意承受这种痛苦。再也不会开门了，就让她们敲吧。
可就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克拉丽莎来敲门了，当时已经很晚了，已是十点左右。伊索不假思索地起身去开门，还回头看了一眼她刚写的最后一句话。
伊索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她的朋友。克拉丽莎站在那儿，恳切地说：“我是来道歉的。”伊索打开门，冷淡地说：“我在工作。”克拉丽莎停住脚步，又热诚地说：“伊索，对不起，你对我很真诚，是我的好朋友，可我——那天我只是受不了，太痛苦了，但我却怪在你身上，我知道这很可笑……”
伊索尽量不笑出来，可她心里很高兴，还是回应了克拉丽莎的拥抱。
“哦，好吧，我也累了。该休息一下了。喝一杯怎么样？”
克拉丽莎递给她一个纸袋：“我顺道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她们来到客厅里，坐下喝酒。俩人之间的亲密感和原有的舒适感还在，可有些微妙的东西已经改变了。伊索不那么热情了，也不那么容易动感情了。她似乎克制了一部分自我。
“我来是想问你，我能住在你这儿吗，我不会回到杜克身边去了。我愿意付给你房钱，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就搬出去。”
“当然，”她差点儿就脱口而出，“而且你不用付给我钱。”可她忍住了。
“我竟然盲目了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更无法原谅自己。”
伊索笑着说：“要我打电话给米拉吗？她可是盲目了十多年。你们可以一起抱头恸哭。”
“那会破坏你的自信心和洞察力。”
“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克拉丽莎笑着往前一倾：“狗屁！”她说着伸手去拉伊索，“今晚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
克拉丽莎和伊索住在一起，心满意足。杜克彻底无牵无挂了。他每晚、每周都和麻省理工的那帮人一起工作。他没有怀疑克拉丽莎和伊索是情人，可他觉得“那帮女人”赢了。他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像是被阉割了似的，逢人就说。他从未深究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不去深究“阉割”对他意味着什么。那是他用来博取同情的词，而他的男性朋友以及那些妓女，确实因此而同情他。其实，他还是阳痿，可他从不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原因。全都因为克拉丽莎那个贱人。他的男性朋友们同情地摇摇头，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回家告诉自己的妻子，这个可怜的人被那个从不洗碗的贱人给毁了。但他们也在背后讥笑他。
米拉和本的关系依然很好。对他们来说，那个夏天就像是一首美妙的田园诗，只是被朋友们发生的不幸稍稍打断了一下，再就是米拉从瓦尔那里回来后心绪不宁了几天。口试完后，她开始准备写论文，她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她属于那一类怪人，喜欢汇编文献目录，喜欢阅读学术书籍和文章。她写论文时，就像以前持家时一样，很勤奋。她买了特殊的摘录卡，可以通过卡上的小孔对照上下文。她每天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三点半，晚上到家继续干。可她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很自由。她生平第一次明白了读研究生的意义，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是为了解放她。她不必担心任何小事，她有足够的学识去表述某个观点，有足够的信心去不断获取新的知识。这就是解放。她在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可以随心所欲、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还能要求什么呢？
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写论文的料。她带着探险家般的狂喜冲进那堆书籍和文章里。天不亮她就起床开始工作，她呼吸着清晨那寒冷而清冽的空气，听着窗外的鸟语虫鸣，聆听着自己踩在干枯灌木上的脚步声。每天，她都满怀期待地翻开书本。在这些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前人著作中，她能从容顺畅地钻研，创造出自己的观点吗？或者，某个犀利的词句会突然闯入她脑中，开花结果吗？她能到达那个集文学、逻辑和生活于一体的，如握在掌心的水晶般迷人的理想国吗？或者，她会发现某种犀利的、颇具争议的解释，令她收集的那些资料还没整合起来就被推翻了？
她强烈感觉到，自己目前所做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她只对本吐露过这点。这好像很荒唐——天天坐在图书馆里看看书、写写字，也需要勇气？要说需要把图书馆坐穿的勇气，倒是可能。可她就是这么觉得的。在本面前，她时而欢呼雀跃，热情洋溢，因为发现了新事物而欣喜若狂；时而因为某人的放肆言论而火冒三丈；时而对逝去多年，名声赫赫的可怜的某人心生怜爱；时而又会对才华横溢而又怀有偏见的某人密切关注。本也会热情地回应她，认真地倾听，偶尔插一两句话，并且总是恰到好处地打断她，亲吻她。她觉得，这是爱情最严峻的考验，而本的得分远远超过满分。
本终于把纸箱全部打开了，里面的笔记被他小心翼翼地整理好，堆在卧室和走廊的地板上。他开始动笔，但困难重重，他不让米拉看他写的东西。他告诉米拉，他总担心铅笔是否好用，每天要削好几次：“一支铅笔能用五天。我总觉得，如果铅笔是削尖的，我的感觉也会很敏锐。”
他们偶尔会休息一天。有时候，他们和伊索、克拉丽莎、格蕾特，或者本的朋友大卫和阿曼德夫妇一起开车去海边。但因为他俩平时独处时间不多，所以常常还是他俩单独出行。他们觉得有点儿对不住那些没有车、正在剑桥忍受酷暑的朋友，可同时又有种小孩子逃学般的兴奋。八月，米拉和本带孩子们去了缅因。他们在湖边租了一座小木屋，还有一艘小船、一条独木舟和一个烧烤架。他们把工作抛到脑后，高高兴兴地度过了两周。本像个野人似的在沙滩上狂奔，和孩子们打垒球、玩飞盘、游泳、骑车，还带他们去划船，仿佛刚从笼子里放出来似的。有时候，米拉也和他们一起玩，有时则戴一副大太阳镜，手拿一本书，坐看他们玩，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们还一起做饭，一起洗碗。诺米做了辣椒酱（按米拉的秘方做的），克拉克做了意面酱（按本的秘方做的），都大获好评。本尝试做核桃派，米拉试着把活龙虾放进锅里煮，他俩都没成功。到了晚上，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打扑克，教孩子们打桥牌。湖边的电视信号不好，但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夜深了，大家困了，米拉和本便相拥上床，不多会儿便翻个身，沉沉睡去。他们做爱的时候也轻手轻脚，因为孩子们的房间就在旁边。就算没什么激情，他们也会感到温暖、安全，对打嗝和放屁也都习以为常。米拉想，他们如果结婚了，该有多好。
21
凯拉和哈利计划八月中旬从阿斯彭去威斯康星州看望哈利的父母，九月初回到波士顿。可是，八月的一天半夜，伊索家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一个神经质的声音说道：“伊索，我离开哈利了，永远离开了。”凯拉当时在ta车站，她的公寓转租出去了，她没有地方可去。
在这样的时刻，人的一辈子就这么定型了。在剧本或小说中，人们总是将抉择过程描写得分外纠结，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决定往往是在一瞬间做出的。伊索的人生一直都很隐忍，那是她第一次冲动。
“坐出租车去米拉家，在那儿等我。她不在家，我有她家的钥匙。我们半小时后在那里见面。”
克拉丽莎正在客厅里看棒球赛重播。伊索站在卧室里，喃喃自语，心怦怦直跳，脸颊发烫。后来，当米拉问她为什么不邀请凯拉去她家和克拉丽莎一起住，她答不出来。她只知道当时必须要撒谎。她和克拉丽莎有个共同的朋友叫佩姬，是个大嘴巴，又很假正经，而且克拉丽莎不想这么快让大家知道她们的关系——这些事一下子涌上伊索心头。
“是佩姬打来的。”她皱着眉头对克拉丽莎说。
“佩姬？”
“她好像很难过。我不能叫她到这儿——”她故意话说一半。
“可她为什么会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她的朋友。”
“我猜她可能没什么朋友吧。我那天跟她在雷曼餐厅聊过几句。可能她就觉得我是她的朋友。她的情绪不太好，我答应过去找她。”
伊索知道克拉丽莎不会反对，不会问她为什么要去，也不会给佩姬打电话。
伊索急匆匆赶到米拉家，凯拉已经在那儿了，她瘦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米拉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旁边放着一只行李箱，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伊索见她站在路灯下，就像一个疲惫的妓女在等生意，又像一个工作了十小时的女店员，正等着坐车回到冰冷的家，啃一口面包和奶酪。伊索感到心酸，她为什么这副样子？凯拉一看见她就朝她飞奔过来，她们拥抱了一下，笑了笑，差点儿哭出来。凯拉不住地絮叨着飞机、公共汽车、威斯康星、俄亥俄，伊索拉着她的手进屋，让她坐下，然后去米拉家的橱柜里给她找喝的，但只找到了白兰地。
阿斯彭死气沉沉的。他们住在公寓里，不能养花，也没有烤面包的设备；除了莎士比亚的书，她又没带其他书，而且那里的图书馆也很烂。哈利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说她没有先见之明，不知道多带点儿书。他白天开会，晚上还得和一群名人、物理学家一起用餐，无聊透顶。“他们讲话客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凯拉干巴巴地说。两周后，她决定离开，开车去新墨西哥或者亚利桑那，总之哪里都好。哈利不介意她走，可得把车留下。哈利在那里过得很开心，如鱼得水。下午，她就去酒吧和咖啡馆枯坐，她能在那里喝一下午啤酒。她遇到一些来阿斯彭旅行的人，决定和他们一起上路。他们要去圣达菲。哈利大发雷霆，但她还是带上几件衣服和一本书，背上一个帆布包就走了。他们一路上徒步旅行、露营、搭便车、乘公共汽车，一直到了亚利桑那。她和其中两个小伙子睡过觉。她想要一种“真实”的体验，可是，她笑着说：“别看他们一副穷酸相，其中一个还是伯克利的博士呢，另一个也有科罗拉多大学的学位，还有一个地质学家。那几个女人都是学生，都很年轻，在科罗拉多和犹他州读研究生。那次‘冒险’其实再安全不过了。”
上周，她回到了阿斯彭，哈利不理她。“我突然就明白了。是你让我懂得了爱情。”她轻轻触碰伊索的手，“和你在一起，每天都很充实。我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满足。可我一直在想，也许因为你是女人，而只有女人才知道怎么去爱。可如果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如何——对不起，伊索。”伊索定定地看着她，看上去不像受伤的样子。“我的想法还是很传统——结婚、生子、过日子，特别是在探望过我的家人之后，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她咬着唇，伊索注意到她嘴唇上的伤痕差不多快愈合了。她轻轻拍了拍凯拉的脸颊。
“别咬了，都快好了。”
凯拉不咬了。“是啊！我的手也是！”她说着举起手，“是在路上的时候弄的。你看，在路上也不是什么都好。不过，那样旅行真好，我喜欢到处看看。可是，和我一起旅行的那些人虽然都还不错，却和我不是太合得来，也比较无趣，你明白的。对我来说，那些女人太年轻了。不过，我对哈利倒是有了全新的感觉。性爱不算好，也不算坏。它让我明白，不是我和哈利不同，而是哈利和大多数人不同。我就是爱他的那种不同，爱他的优越感，爱他的优秀、智慧和冷静。正是那种冷静使他不至于因为一些小事——比如感情和冲动——而影响形象。”她笑着说，“和那些人一起，我觉得很舒服，我不得不承认，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超级聪明！我并没有在哈利身边那种被压制的感觉。我也不再觉得，我的人生就只能种种花，烤烤面包。我感觉自己很聪明，充满了能量。我想要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回到阿斯彭，想把这些告诉哈利。可是他不理我。我回去的那一晚，他对我很冷淡，而且，我就那么和一帮流浪汉跑了，在他同事面前把他的脸丢尽了。我又让他丢脸了，又在康塔尔斯基面前。但这一次我不觉得愧疚，这一次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我爱哈利，我真的爱他，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可是他压制着我。他对自己好，可对我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凯拉，他自私、冷漠、不懂爱。”伊索脱口而出。她之前从没说过哈利一句坏话。
“不，他只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了而已。这也是应该的。”
伊索耸了耸肩。
“管他的。”凯拉说着，撩开额前的头发。最近两年，她留了刘海，刘海垂在额前，看上去又脏又乱。她看起来好像一个月没换衣服了似的。她手上的伤口已经愈合，指甲被啃得很短，几乎陷入皮肤。“我对哈利说，我要离开他，以后再告诉他为什么，他脸都白了。很搞笑，他像发了疯一样，似乎恨我入骨。有时候，他用那种冰冷的眼神看着我，我都以为他想杀了我。可是他不想让我走。他想让我留在他身边，好让他继续恨我，”她咯咯笑着说，“好让他多挑挑刺，说我有多烂。很奇怪对吧？”可她这么说时却在笑，这才让伊索更觉奇怪，“他马上就认定我要回来找你了，于是开始说你的坏话。真是莫名其妙。你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吗？他有意——他曾想和你搞婚外情！他觉得你喜欢他——”
“我是喜欢。”
“他觉得是那种两性间的吸引。”
“有的人就是不辨是非。”
“他不是没经历过感情，只是不懂感情而已。”凯拉越说越气，“他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她到我家来，对我很友好，她吃我的东西，喝我的酒，结果都是为了勾引我老婆！’我说那也是我的家，我的东西，我的酒。我挣的和他一样多。我不只是他的妻子，我也有我的选择权。他说：‘我不想和你说这个。我可不想蹚剑桥的浑水。太恶心了。别跟我说你要去她身边。你只是想惩罚我，想证明什么。去吧，去找你那个同性恋朋友吧！但你要是想要真正的性爱了，可别来敲我的门！’”
凯拉冷笑了一声：“我非常平静地坐在那儿听他说完，尽量不去想自己有多爱他。他说完，我很冷静地说：‘你不必操心这个，哈利，我要是真想做爱，就会去找伊索。’”
“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你看得出他虽然表面上没什么，但心里很震惊，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坐了几分钟就起身离开了。我打电话订了最早的航班。没等他回来我就走了，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告别。伤害了他，我于心不忍。可他表现得太不堪了，自信得有些愚蠢。我受不了哈利愚蠢的样子。”
“我们都受不了偶像愚蠢的样子。”
凯拉玩弄着伊索的手指：“你觉得我残忍吗？”
“嗯，但我也觉得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凯拉把头靠在伊索的肩上。伊索伸手揽住凯拉：“之后你去了哪儿？”
“去我兄弟家了。我在那儿住了几天。那里挺不错。你知道吗，他们拥有了一切——大房子，成功的丈夫，聪明漂亮、从不犯错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天哪，真让人受不了。他们谈论的都是些什么，他们关心的都是些什么啊！呸！我再也受不了了。还不如烤面包呢。不说这些了。不过，孩子们倒是很乖。”她有些惆怅地说，仿佛已经把这些事置之脑后。她突然站起来说：“我为什么不能去你那儿？”
伊索把克拉丽莎和杜克之间的事告诉了她：“她最近和我住在一起，直到找到地方搬出去。我想单独和你在一起，但又不好让她走。她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你知道的，克拉丽莎太文静了，没什么朋友。”
“嗯，伊索，你真好。”凯拉躺在伊索的臂弯里。伊索陪她在米拉家度过了一夜。凯拉睡着了，她却睡不着，凯拉把她弄得筋疲力尽，而她还在想着明天要怎么圆谎。
既然开了头，就只能继续了，别无选择。她得让凯拉回到剑桥，她得编故事解释为什么克拉丽莎一直在那儿不走，为什么凯拉不能在克拉丽莎面前表露她对伊索的感情，还要向克拉丽莎解释她去了哪里。幸好克拉丽莎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们的关系，幸好有杜克的怀疑，幸好米拉的房间空着。接下来的两周，她要么和凯拉在一起，要么和克拉丽莎在一起。她的工作被丢到了一边。她感到厌倦，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可还是得继续。
米拉回到了剑桥。凯拉的公寓虽然空着，可有哈利在，凯拉不想回去住，于是催促伊索，让克拉丽莎早点儿搬出去。伊索的谎话已经可以信手拈来了，她解释道，克拉丽莎爱上了她，自己并没有回应这种感情，可她不想伤害克拉丽莎，因为她刚和杜克分手，状态不好。可是在凯拉看来，克拉丽莎的状态反而比以前更好了，只是老了一些。克拉丽莎不明白伊索为什么老是不在家，而且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人。伊索越来越惊慌失措。她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暇考虑一旦谎言败露，她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
她感到压力很大，快要抓狂了，于是告诉了米拉。
“法国人都可以把这事编成滑稽剧了。”米拉笑她。“我知道，我知道。”伊索绞着双手。
“为什么不和她们说实话呢？”
“我不能，那样会伤害她们。”
米拉盯着她：“伤害她们？”
“没错，”伊索垂头丧气，“我没法选择。”
最终，事态失控了。凯拉开始和哈利争房子，尽管他们谁也无法独立支付房租。她厌倦了伊索对克拉丽莎的同情，于是亲自去找克拉丽莎。她知道克拉丽莎和杜克分手后，还没有稳定下来，可是，又有什么事是稳定的呢？所以，伊索是时候搬去和她一起住了，克拉丽莎要么住伊索的公寓，要么重新找住处。克拉丽莎茫然地瞪着眼说：“什么？不是你婚姻破裂了心情不好吗？所以伊索才花那么多时间陪你，听你诉苦。”这下轮到凯拉目瞪口呆了。于是两人转向了伊索。
这是伊索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了。她坐在椅子上，面对她们的质问和指责，承认了一切。她没有辩解。她绞着手指，噘着嘴，眼泪汪汪，可她并没有哭，只说了一句：“你俩我都爱，我没法选择。”
“我已经放弃了过正常生活的想法，”凯拉勃然大怒，“我愿意公开和你在一起，放弃婚姻，放弃生孩子！”
“我也是！”克拉丽莎也说。
“你不是！你想要保密。”
“是的，”克拉丽莎伤心地说，“可我想了很多。几周之前我就决定了，离婚手续办完后，我就会公开，就会彻底放弃那种生活。”
那天下午，米拉无意间撞见了那个场面。她觉得，直到那一刻，事情都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伊索可以跟任何一个说：“我不能没有你！”那么另一个可能会伤心欲绝，甚至大打出手，但最终也会罢休。但她没有这么做。她抬头看着她们，眼睛忽闪忽闪，露出顽皮的笑容，说：
“好了！我们三个人公开在一起生活，怎么样？”她嘿嘿笑着。她们都爱她，她感到很开心。
克拉丽莎一跃而起，抓起伊索之前坐的木椅子，狠狠砸在地上，一头冲进了洗手间。凯拉也从房间那头冲过来，捶打伊索的背。伊索用手护着头，大叫着：“嘿，别打了！别打了，别闹了！”可她同时还在嘿嘿地笑。
米拉想把事态平息下来，可那简直就是在伦敦闪击战 [17] 间隙开茶话会——根本不可能。哭泣、眼泪、指责、跑进跑出，闹腾了一个多小时。米拉靠在扶手椅上，端着一杯波旁酒。伊索耐心地坐在中间，看上去就像一个被罗马人折磨的殉道者。
最后，凯拉筋疲力尽地跌坐在椅子上。克拉丽莎对眼前的沉默有点儿不安，便也走过来坐了下来。伊索站起来，去厨房倒了四杯杜松子酒。她们拿了酒，谁也没看谁一眼。克拉丽莎终于开口：“你没有认真对待我们，这才是你最大的错误。”她说话时眼睛盯着墙。
克拉丽莎扭过头，看到伊索正怜爱地看着她，便赶紧移开了目光。“你说得对。”伊索平静地说。于是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依然坐在屋子中央那把木椅子上，旁边的地板上是那张被砸坏了的椅子、从屋子另一头丢过来的烟灰缸、打翻了的咖啡。她定定地盯着自己的双手，一脸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她正探入自己的心灵深处，从冰封的泥土里拔出破旧的靴子、生锈的罐子和缺了口的斧子。
“我不奢求你们原谅我，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原谅。对不起，我伤害了你们。可是，这阵子，能爱你们两个人，也能得到你们的爱，我并不后悔。如果你们因此而受到伤害，那我也认了，你们要知道，我现在也不好受。”
“你明知故犯，”克拉丽莎说，“我们却被蒙在鼓里，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伊索点点头说：“的确，的确。我不是说我的做法是对的，也不是说你们不该恨我，也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感受。我只想告诉你们我的感受。我没有认真对待你们，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也不是因为我不尊重你们。很难说清楚。我不把任何事当真，你们明白吗？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曾经对艾娃比对任何人都认真，可就连那时……我也没有完全当真。你们想想，什么时候我们会对一样东西认真？不是因为喜欢、爱慕或者友谊——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而且它对我们有益，但这些不是你们现在对我生气的原因。使你们对一件事认真的是持久的信念。你们都在计划未来，而我也附和了，这点我无法否认。可我忘了一点，我回避了某个事实——别人跟我不一样。你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牺牲——放弃了体面的生活、丈夫、孩子、事业、房子，牺牲了你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们有自己特定的身份，你们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因为只要守规矩，一切就唾手可得。”
“可那些对我来说，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我曾经努力过，和一个男人订了婚，可并没有持续多久，令人很绝望。我就这么蹉跎了岁月，像个乞丐，站在餐馆外面，等待着残羹冷炙……”
“噢——”凯拉叫道。
“别，让我说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来这儿顾影自怜的。再说，我也没那么可怜。”她自嘲地笑笑。她们也不由得露出笑容。
“我本觉得自己能适应主流的生活，能像大家一样被别人接受，能在做礼拜时和牧师聊上几句，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尝尝自己做的烤青豆、土豆沙拉和香蕉奶油派。你们知道吗？”
“你想那样吗？”
“问题不在于我想不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想那样，只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些。我无法忍受和男人一起睡觉，正常的生活、丈夫、孩子、房子，所有那些被视为美好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满足的生活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你们明白吗？这才是问题所在，它会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女人们一言不发，可屋里的气氛变了。她们开始放松下来，有的盘起了腿，有的在喝酒，有的在抽烟。她们小声咕哝着，表示赞同。
“所以，我学会去获取自己可以得到的东西——比如，转瞬即逝的快乐。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永远，因为永远不是我能奢望的。还有就是，我爱你们——你们无须怀疑，会怀疑吗？不会吧？”她近乎绝望地转过头看着她们。
“不会。”凯拉往前一倾，热切而温柔地说。
“不会。”克拉丽莎往后一靠，双手交叉着，她的脸看上去就像一副希腊悲剧中的面具。
“哦，”她叹了口气，“那就好。”她又叹了口气，“你们知道吗，我还有点儿庆幸这一切都结束了。我真的很累，很不安，欺骗游戏并不好玩。”说到这里，她顿住了，仿佛真觉得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她环顾四周，对着大家爽朗一笑，好像一个孩子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似的。
“可事情还没完呢。”克拉丽莎说。
伊索瞥了她一眼。
“我们无法原谅你的是，你没有认真对待我们。我们能理解你的苦衷。可我们最不能原谅你的，是在我们当中你居然没有一个更爱的人。”
伊索又坐回椅子上，用手捶着额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什么一定要比较？”她问米拉。
于是大家都转身看向米拉，好像她知道答案似的，可她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她得说点儿什么，她多希望有瓦尔在场，瓦尔一定知道。可她又怎么知道呢。“在我看来，”她字斟句酌地说，“伊索的意思是，她早就放弃了对永恒之爱的追寻了。就像你必须爱上帝，因为它是你可以永远爱下去的人。那是一种可以填补需要，抚平一切伤痛，在厌倦来临时重新振奋人心的爱，它是绝对的，我说的绝对是指无论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能成为什么人或是不能成为什么人，它都永远不会消退。我觉得我们穷尽一生都在寻找它，可显然一直没找到。就算找到了——类似于母爱——也还是不够的，无法满足我们的。因为接受这样的爱令人压抑，令人顺从，却不够令人兴奋。于是我们继续追寻，继续感觉不满足，感觉世界失信于我们，”她瞥了凯拉一眼，“甚至更糟，感觉是我们辜负了这个世界。后来，我们中有些人意识到这种爱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放弃了希望。一旦放弃了希望，我们就和别人不同了。我们无法轻易去交流它，但我们有了不同的标准。我们变得更容易满足，更容易被取悦。爱情这种罕见的东西，一旦发生了，就是一份美好的礼物，一个漂亮的玩具，或是一个奇迹，但我们不指望它将来能够保护我们逃脱未来的风险。下雨了，打字机坏了打不出字来，而这篇文章又必须在周一之前写完并寄出去，或是明天没有足够的钱付房租——诸如此类的风险。爱情就像一场金色的及时雨，滴落在你的掌心，你惊叹它的璀璨，它滋润你干枯的生活，散发出温暖和光辉。但也仅此而已。你无法抓住它不放。它无法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如果剑桥有五个本，我会像爱他一样爱他们五个人。可是，世上没有那么多本。但是有你们两个，还有格蕾特、瓦尔、我的老朋友玛莎——老天，你们都是天赐的珍宝。伊索无法在你们之间选择，是因为她不需要你们，因为你们谁也无法让她完全满足，但你们无疑都滋养了她。她不能自欺欺人，说你们谁也没有如母亲的子宫般温暖过她。”
她们都转身看向伊索。伊索热泪盈眶，满怀爱意地望着米拉：“你还漏掉了一个人——你自己。”
那晚的分别，像芭蕾一样优雅又正式。那种正式不是出于尴尬或愤怒，而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觉得，有些事，或者说某种互相间的理解，已经结束了，但还没有什么新东西来代替它。所以在有之前，只有适度的端庄举止、彬彬有礼，才能表达他们到底有多亲密，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不可逾越。人可以一次次表示理解，但仍会坚持己见。她们还是朋友，但从前每天下午在伊索家的固定聚会，逐渐改为周五或周六晚上的偶尔小聚。克拉丽莎找到了新住处。凯拉找了个人与她合租。伊索家每天下午仍然宾朋满座，但已不像往日那么频繁，而且已经换了一拨新面孔。
不管论文进展是否顺利，凯拉还是每天看书，却找不到能触动她心灵的东西。她后悔自己没有研究过文艺复兴，不了解其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克拉丽莎读书很刻苦，可越读越偏题。社会结构和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令她着迷。伊索全身心投入到论文的准备工作中。她还在申请一笔助学金，准备去英国和法国研究古代手抄本。格蕾特很认真，但进展缓慢，因为她正和艾弗里谈恋爱，他们没完没了地腻在一起，即使不在一起，她也总想着他。格蕾特是个天才，而且还很年轻，刚满二十四岁。“我觉得，”她对朋友们说，“一个人的感情生活得先稳定下来，得有一些保障，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
“那就要一个孩子。”米拉的声音有些沙哑，听起来像瓦尔。
米拉的论文一如既往地顺利。本已经写了五十页了。他们计划在一年之内完成各自的工作。十一月，本收到了一份来自利阿努的工作邀请，是那个国家的总统发来的，请他去当顾问。非洲人在理解美国人奇特的思维方式上遇到了困难。本要远走高飞了。那份工作不是长久之计，迟早，利阿努人会把白人赶出来。可是，那里真的很美，火山、森林、沙漠，还有他的朋友们，那里的人也很有趣……
米拉也承认那里很好，她还说，你可以待到他们把你赶回来为止，但那时你就事业有成了，你就是非洲专家了，白人国家就需要你这种了解非洲的白人男性。她的语调中带着难以察觉的讥讽，可是本感觉到了。于是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可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兴奋和期待，两周以来不断和别人谈到这件事，这令米拉无法再掩饰自己的恼怒了。
本从没问过她是否愿意去非洲，他想当然地以为她一定会去，这就足以让米拉对去非洲一事心怀成见了。她还记得，诺米说他不知道自己不想当医生，是因为父亲想让他当医生，还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她当时跟他说，等他找到答案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诺米后来去了阿默斯特学院，他说那里“满是像我一样假装自己不是富家子弟的富家子弟”。
她得趁着酒劲儿，不那么清醒时和本谈谈这事。一个周五的晚上，她真的这么做了。事后看来，那像是步了凯拉的后尘，当时她是故意让自己喝醉的。她喝醉了，一路责备本，直到回到她家。本冲她大吼大叫，她也自我辩白，朝他吼回去，骂他傲慢、自私，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一开始还为自己辩解，甚至说了谎。他坚称曾问过她要不要去非洲，而且她同意了。他坚持了两个小时，她说，如果真有这回事，她不会不知道。可他还是不松口。他渐渐不再指望她顺从，转而开始软磨。没有她在身边太痛苦了，他想都不能想，于是他想象了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尽管他真记得很清楚他们有过这次谈话——因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和他一起去。
她尖叫道：“滚你妈的，本！”
从不说脏话的一个好处就是，一旦你骂了脏话，就会产生很惊人的震慑力。最近一年，米拉只在和她的女性朋友在一起时偶尔说说脏话，几乎从不在本面前说，以至于说起来有点儿生硬。她和她母亲一样，是不说脏话的。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一下子愣住了。他看着她，垂下眼帘，说：“你是对的，我确实没问过你。对不起，米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做。可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的。我是认真的，我不能没有你。那太痛苦了，我受不了。”
他抬头看了看米拉。米拉的嘴唇扭曲着，泪水扑簌簌地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我相信你说的，本，”她急切地说，“你想去，如果我不去的话，你会伤心，于是你就只是草率地假定我会去，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你从来，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我的需要、我的生活和我的意愿！你像诺姆一样，完全不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
她跑进洗手间，锁上门，站在里面哭泣着。本在外面坐了很久，抽着烟，直到燃到烟蒂。洗手间的门开了，米拉从里面出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酒。本坐在那儿，又点燃一支烟。米拉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她盘着腿，眼睛红肿，但她神情严肃，背挺得笔直。
“好吧，”他说，“你的需要、你的生活、你的意愿，究竟都是什么？”
米拉有些不安地说：“具体我也不知道……”
他身体前倾，伸出一个手指：“啊哈！”
“本，闭嘴，”她冷冷地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以前的生活不允许我思考自己想要什么。可我知道我喜欢现在所做的事，而且我还要继续做下去。我想写完我的论文，除此之外，别无他想。二十岁之前，我就已经学会不要去奢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因为会很受伤。我喜欢教书，我对文学批评很感兴趣，我要写完论文。还有，”她把脸转向一边，哽咽着说，“我也爱你，不想和你分开，我也想要你。”
他跪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搂住她的腿，头伏在她的膝盖上。
“我也爱你，你看不出来吗？米拉，你看不出来吗？一想到要和你分开我就受不了！”
“是啊，”她冷冷地说，“我看出来了。我还看到你为了把我留在身边就不顾我的感受。真是讽刺。瓦尔说，爱情是矛盾的。”
他盘腿坐在地板上，喝了一口她的酒：“好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米拉，你能和我一起去利阿努吗？”
“我去利阿努能做什么呢？”她带点儿调皮地说。但他没注意到。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不知道能有什么样的条件。但我们可以把你需要的书买好，把你需要的文章都复印下来，每一篇——我会帮你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都带过去，订阅所有你认为重要的期刊。你可以在那里写论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你可以把你的稿子邮寄回国，之后……”
“之后怎么样？”她的声音如此沉静，如此冷漠，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仿佛那是来自她另一个自我的声音。
他叹了口气，握住她的手，说：“亲爱的，我虽然没法保证你在那边能有很多事做，但我肯定能帮你在政府部门找份秘书的工作，或者是翻译——对了，你不会说利阿努语。但一定能找到事做的。”
“我想教书。”
他叹口气说：“十年前，那还有可能。可现在，我看不行了。那里还有几名白人老师，可他们如今正在驱逐白人教员，而且那些老师大多是秘书学校毕业的。”他看着她，“我估计不可能了。”
“但是，”她噘着嘴，好像快要哭出来了，“你明知道我五年来一直在为教书做准备，你还是想当然觉得我会去。”
他耷拉下头。“对不起。”他痛苦地说。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不会在那里待太久的，白人在非洲待不长了。我们会回来的。”说着，他又抬头看着她。
她思索了一阵，说：“那倒是没错。”她忽然觉得心中又充满了希望，事情还是有转机的。她的声调不由得提高了一些：“如果几年之内你没被赶回来，我没事干了，可以自己先回国。我还是得写完论文。当然，没有图书馆会很不方便，会花更久的时间。可是我可以一边等书寄来……一边打理花园。”她终于笑了。
可他脸上仍然阴云密布：“但是，米拉，你不能丢下孩子自己回去。”
“我的孩子？”
“不是吗？我们的孩子，我们即将有的孩子。”
她僵在那里，全身冰凉。她感觉自己好像嗑了药，或是要死了，或被按在一面可怕的墙上，只能说实话，而她的实话的开头是：我是，我是，我是。第二句实话紧随其后，仿佛层层的海浪：我要，我要，我要。突然间，她意识到，原来，她一直不被允许说这两句话。她感到自己蜷缩在一个天寒地冻的角落，终于张开冻得发紫的嘴唇，说：
“我不想要孩子，本。”
然后，一切都破碎了。本很受伤，很震惊。他可以理解她不想再和诺姆生孩子，可以理解她不想和别人生孩子，但绝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愿意和他生孩子。他们开始争吵，他很激动，而她很绝望，因为她自己的内心也是天人交战。她爱本，如果是很久以前，她应该很乐意和他生个孩子，很乐意和他一起去一个新的地方，一边种花、烤面包，一边对在一旁玩耍的孩子说：“烫！小心烫！”可是如今，她四十岁了，她想做自己的工作。去非洲需要做出牺牲，那会阻碍她的事业。可是她愿意，她会带书去，她可以带着所有行李过去。但她不能再要孩子了。她说，够了，已经够了。
本说，去非洲有很多好处。米拉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需要拿东西的时候可以回来几个月吗？他勉强地说，可以安排。她的阅历和经验告诉她，现在的勉强，就是将来的严厉拒绝。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虽然是他想要孩子，可孩子还是她的，她要对他负责。他帮不了她太多。他说，他会尽力而为。他真是太诚实了，不会轻易做出太多承诺。
她拿着白兰地，独自坐着，直到夜幕降临。
她和本没有分手，只是不再经常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见面的冲动了，因为一见面就会吵架。她感觉本以前高看她了，如今，他看着眼前这个他爱了两年的女人，竟然才发现，原来她这么自私、这么自我。他们睡在一起时，性生活也不再和谐。他很机械，而她已经没有了兴致。她想要强烈地抗议，想要针对他这无声的指控为自己辩解。可是她太骄傲了，不会这么做。她明白，他的优越感以及她的谦卑，都并非他们本人的性格，而是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当中。单从个人身份来说，他算不上顶层，她也算不上底层，可是仍然……
她非常孤独。瓦尔没有接电话。伊索、凯拉和克拉丽莎都帮不上忙，她们可以倾听，但她们不知道四十岁的孤独是什么滋味，她们对孤独又了解多少呢？她试着整理思绪：第一，这是拥有美好爱情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是什么呢？我自己，我自己。她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独自坐在母亲家的玄关里坚持自我的样子。自私得多么可怕！也许她就是本现在所以为的样子。
她想不通。她揪着自己的头发，把头皮都扯痛了。她只需要拿起电话，说，本，我要去，本，我爱你。他不一会儿就会出现，还会像以前那样爱她。可她的手悬在了半空。像以前那样爱她，那么，他已经不爱她了吗？不，在她坚持自己愿望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爱她了。但如果她坚持自己的愿望他就不爱他，那他爱她什么呢？当她的愿望和他一致的时候，他就爱她。她又倒了杯白兰地。她觉得自己开始醉了，但她不在乎。有时候，醉了才能看清事实。如果他只有在她的愿望和他一致的时候才爱她，那就意味着，他并不爱她，而是把她当成他自己的一种投射，一种能够理解他、欣赏他的补充物。
但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她觉得自己比他渺小，因为她觉得他比自己更重要、更伟大、更优秀。
那就是他所希望的。
她放下了酒杯。
是她让他这么觉得的。可现在她又出尔反尔了。
因为她现在不一样了。
她的不一样，有一部分是因为他。
那不算数。他也因为她而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
她把头靠在椅背上。假如她高兴地跑去找她，像他来找她时一样，然后抓着他，像他以前抓着她时一样，恳求他，坚持说：“我爱你！我想要你！为了我留在剑桥吧。我们可以像从前那样生活。你也可以在这里开创事业啊！”那会怎样？
她凄凉地笑了笑，拿起白兰地。“我说什么来着！”她仿佛听到瓦尔的声音。
她站起来，坐在椅子上，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她喝着白兰地，轻轻摇晃着。这一切终会结束的——她这么说过吧？米拉在笑，但那是一种凄凉而苦涩的笑。电话响了。她一跃而起，看了看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可能是哪个男孩打来的吧。结果是伊索。
“米拉，我刚听说瓦尔死了。”
注释
[1]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arc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普遍受到压抑，所以现代的革命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不是之前那样只为改变贫困的状态。
[2]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流行的一种黑人舞蹈。
[3] 法语，意为“独身者”。
[4] 瓦尔哈拉（valhal），北欧神话中的至高神奥丁接待英灵的圣殿。
[5] 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于1925年的长篇意识流小说中的主人公。
[6] 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n，1899—1983），美国女演员，以其在无声电影中的生动的表演技巧和个人魅力著称。代表作有《日落大道》《航空港七五》。
[7] 原文dashiki，是一种色彩鲜艳、宽松的男式套头衫，流行于欧美等国的黑人群体。
[8] 《桃源二村》（walden o ），又译作《瓦尔登湖第二》，作者是美国心理学家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 frederic skner，1904—1990），书中描绘了一个有一千户人家的理想公社。
[9] 莫蒂默·j 阿德勒（ortir j adler，1902—2001），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编辑，是西方世界经典名著项目的发起人。
[10] 冈瑟·亚历山大·舒勒（gunther alexander schuller，1925—2015），美国指挥家、作曲家、小号演奏家和爵士乐家。
[11] 晃动的银箔（shook foil），出自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rard randeur ）一诗，原诗句为“it will f fro shook foil”（它将燃烧，如晃动的银箔，光华四射）。
[12] 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是在美国社会中居中上层地位的人群。
[13] “被阉割的女性”是著名女性主义作家、思想家杰梅茵·格里尔（rreer）在其重要著作《被阉割的女性》中提出的概念。她披露了女性是如何被时刻囚禁于传统思想的“牢笼”之中，被按照固定的模式培养，并在消费市场和浪漫爱情的双重推力之下成为一个“被阉割的人”。
[14] 杰克逊州立大学成立于1877年10月23日，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在历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大学。
[15] 乔治·克雷布（e crabbe，1754—1832），英国诗人、韵文故事作家、博物学家。
[16] 凯瑟琳·罗斯（kathare ross，1940—），美国电影演员，代表作《烽火田园》《毕业生》。
[17] 伦敦闪击战（london blitz），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