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8围场（1976―1983年） 第五十四章（2/2）
“我原谅你。”
“卡梅隆，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感觉好多了。”
“这样很好。”
“你想让我使你感觉再好些吗？”
这句话让卡梅隆口干舌燥。“当然想。”
“那我们开始吧。”说着，莉德卡站起身来，“宝贝，你只要躺下放松就行。”她说。
戴夫·威廉姆斯携妻子杜杜和儿子约翰·李，乘飞机前往华沙参加小舅子卡梅隆·杜瓦的婚礼。
尽管已经八岁，就读的学校也非常好，但约翰·李就是不识字。戴夫和杜杜带他去找了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得知儿子得了一种名叫阅读障碍的常见病。约翰·李可以认识一些字，但需要特别的帮助，并付出加倍的努力。阅读障碍是种家族遗传病，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遗传。
戴夫这才明白自己也有阅读障碍。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笨，”那天晚上夫妇俩把儿子送上床后，戴夫在黛西庄园松木装饰的厨房里告诉杜杜，“老师们都说我很笨。我父母知道我不笨，所以他们说我很懒。”
“你才不懒呢，”杜杜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当时我和父母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可以使约翰·李不受你当时遭的罪。”
戴夫生来和读写所作的斗争就此告一段落。自从他开始写歌，开始靠唱歌挣得上百万美元以后他就不再遭这份罪了。但他还是感到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与生俱来的秘密被揭示，他只是得了一种残忍的疾病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才能保证这种病不再对他的孩子造成危害。
“你还知道别的什么了吗？”杜杜倒了杯黛西庄园自产的卡白内红葡萄酒。
“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他说。
杜杜一直不很确定约翰·李的父亲是戴夫还是瓦利。随着约翰·李的一天天长大，孩子越来越像戴夫，但他们都不知道这种相像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获得的：手势、转折词和感叹词这些，孩子都能从深爱的父亲身上学到。“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杜杜说，“但已经很有力了。”
“再说，其实我们也不在乎。”戴夫说。
不过他们发誓永远不对外说这种疑虑，包括约翰·李本人。
卡梅隆的婚礼在华沙郊区小镇奥特沃茨克现代化的天主教教堂举行。卡梅隆皈依了天主教。戴夫觉得卡梅隆的这种转变很好笑。
新娘穿着母亲结婚时穿过的白色婚纱：波兰人很穷困，衣服必须轮着穿。
莉德卡长着一双大长腿，身材丰满，体型非常苗条，戴夫觉得她很漂亮，可是她的嘴型却让戴夫产生了一种无情的感觉。也许他太严厉了：十五年摇滚歌星的生涯使他对女孩的看法有些愤世嫉俗。就他的经验来看，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女孩和男人上床基本是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
三个伴娘用亮粉红色的棉布为自己做了短裙。
招待会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伍迪·杜瓦为招待会付了账，大使馆办招待会可以保证吃到更多的食物，以及不同于伏特加的许多好酒。
莉德卡的父亲用波兰语夹杂着英语说了个笑话。有个人走进国营肉店，说要买一磅牛肉。
“nie a——我们这里没有牛肉。”
“那就要猪肉吧。”
“nie a ”
“那小牛肉呢？”
“nie a ”
“鸡肉。”
“nie a ”
顾客离开了。屠夫的妻子说：“这家伙简直太不切实际了。”
“是啊，”屠夫说，“但我还蛮佩服他的记忆力的。”
美国人的表情很尴尬，但波兰人却都会心地笑了。
戴夫叫卡梅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妹夫是桃色岁月乐队的摇滚明星，但和往常一样，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戴夫很快被莉德卡的朋友们围住了。伴娘们在他周围吵吵嚷嚷，显然戴夫可以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甚至——有个伴娘给他了个暗示——如果他愿意的话，同时和她们三个一起上床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应该去找我的贝斯手，”戴夫说。
卡梅隆和莉德卡跳第一支舞的时候，杜杜轻声对戴夫说：“我知道他很怪，但他是我弟弟，我还是为他终于找了个人结婚而感到高兴。”
戴夫问：“你能确定莉德卡不是个只是想要张护照的掘金者吗？”
“我父母就担心这个，但卡梅隆已经三十四了，还是个单身汉呢！”
“我想你是对的，”戴夫说，“他又能失去什么呢？”
参加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时，坦尼娅·德沃尔金满心都是恐惧。
会议最先在格但斯克北郊奥利瓦小镇的天主教堂开始。代表们依次走进面目狰狞的两座尖塔之间簇拥的一扇巴洛克式的低矮大门。坦尼娅和她在华沙的邻居，既是记者又是团结工会组织者的达努塔·戈尔斯基坐在一起。和坦尼娅一样，达努塔在撰写空洞的官样文章之余，也在私下地进行自己的活动。
大主教做了有关和平与热爱祖国的四平八稳的布道。尽管教皇呼吁波兰各界团结一心，但波兰的神职人员对团结工会却很抵触。他们尽管痛恨共产主义，但他们自身却是些独裁主义者，对民主抱有敌意。一些神父勇敢地对抗共产党的专制，但教会上层却希望用基督的专制来代替无神论的专制。
不过让坦尼娅担心的不是教会，也不是意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其他力量。比教会和分裂力量更险恶的是苏军所采取的威胁策略。苏联海军在格但斯克湾驻扎了许多舰艇，苏联红军在波兰的东部边境进行了有十万军队参加的“陆上演习”。达努塔在这天《人民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说，苏联的这种武力炫耀是对日益增加的美国威胁的回应。没人会被这种谎话所蒙骗。苏联是想告诉所有人，如果团结工会有错误言论的话，这些苏军可以随时入侵波兰。
布道结束以后，九百名团结工会会员乘公共汽车从教堂转移到格但斯克大学校园，大会余下来的部分将在格但斯克大学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举行。
会议内容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克里姆林宫痛恨团结工会。十几年以来，苏联的盟国内部从来没发生过如此危险的事情。从波兰各地选举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共产党无法作任何控制。除了名号是个工会以外，这样的组织和议会没什么两样。如果革命这个词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玷污的话，那么他们进行的无疑就是一场革命。难怪苏联要为此而狂乱了。
体育馆配备了电子的记分牌。莱赫·瓦文萨起身发言的时候，记分牌上出现了一个十字和一句拉丁文口号：“永远忠于波兰。”
坦尼娅走出体育馆，打开收音机。所有频率的节目都在正常播出。苏联还没入侵波兰。
周六余下的时间不愠不火地过去了。直到周二那天，坦尼娅才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波兰政府公布了工人自治的法律草案，工人有权对管理层的任命给予建议。坦尼娅苦涩地想，里根总统根本不用考虑就能赋予美国人这样的权利。尽管如此，团结工会仍然认为这项法案不够激进，因为这项法案没有赋予工人自由应聘和辞职的权利。因此他们建议对这项法案进行全民公投。
列宁一定在墓里躁动不安了。
更糟的是，团结工会在决议里增加了一条，如果政府拒绝继续全民公投的话，团结工会将自己组织全民公投。
坦尼娅再次感到了恐惧。团结工会开始扮演起了平时只有共产党才能扮演的领导角色。无神论者接管了教堂。苏联哪能忍得了这个啊！
只有一名代表队决议投了否决票，代表们起立，为通过的这项决议大声鼓掌。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
有人建议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以及“所有受苏联奴役的国家”的工人送信。信中特别提到：“我们支持你们中间愿意走艰苦道路，为建立自由工会而斗争的人们。”这封信的内容得到了举手表决的通过。
坦尼娅觉得，他们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最让苏联害怕的是，波兰掀起的这场自由风暴会席卷到其他铁幕国家——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却不计后果地鼓励这样做！苏联的入侵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第二天，报纸上写满了苏联发怒的消息。报纸叫嚣，团结工会干涉了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但苏联还是没有入侵波兰。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想入侵波兰。他付不起在西方银行丧失信用的代价。他另有安排。卡梅隆·杜瓦从斯塔兹那里探知了他的想法。
分析斯塔兹传递的原始情报往往需要几天。手递手危险地从斯塔兹那里拿到胶卷只是个开始。胶卷必须在美国大使馆的暗室里被冲印，然后由专门的人员对照片上的内容进行打印，并将其影印出来。通过高等级安全检查的翻译再将文件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然后译成英语。如果文件超过一百页——斯塔兹送来的文件大多超过一百页——这样的过程得进行好几天。文件的分析结果同样需要进行打印和影音。进行完这一番过程以后，卡梅隆才能知道自己这次的收获能有多大。
华沙冰封季节到来的时候，卡梅隆注视着最新分析出来的情报资料，发现波兰政府精心设计了一个取缔团结工会的计划，计划里附有取缔的详细方案。波兰政府将进行军事管制，人民不再自由，所有和团结工会缔结的协定将会被取消。
这仅仅是个预案。让卡梅隆吃惊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上台一周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准备。显然上台之初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无情地推动他实施这个方案。
这年的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本想抵挡住来自团结工会的压力。但团结工会迅即占领了波兰全境的大多数工厂，为总罢工作了万全的准备，率先抢占了先手。
那时，团结公会占了先，共产党政府似乎屈服在了团结工会的压力之下。但现在工人似乎丧失了警觉。
与此同时，他们又累又饿又冷。所有物资都短缺，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食物配给被希望回到过去岁月的共产党特权阶层所破坏。雅鲁泽尔斯基觉得，在过了段这种苦日子以后，波兰人就会觉得还是回到以前极权政府的时代会比较好了。
雅鲁泽尔斯基盼望苏军能进入波兰。他直截了当地写信问克里姆林宫：“我们能指望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吗？”
雅鲁泽尔斯基得到的答复同样直截了当：“苏联不会派出部队。”
卡梅隆觉得，这对波兰来说是极大的好消息。苏联会暴跳如雷，以大欺小，但他们不愿走出最关键的一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波兰的改变都将由波兰人民完成。
但即便没有波兰坦克的支援，雅鲁泽尔斯基可能也会进行镇压。他的方案就在斯塔兹的胶卷里。斯塔兹显然很担心这份方案会被执行，因此他在传递来的情报里附上了一张手写的纸条。对卡梅隆来说，斯塔兹的这番举动很不寻常，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斯塔兹在纸条上写道：“里根威胁切断经济援助，就能阻止当局的镇压。”
卡梅隆觉得这样做很狡猾。来自西方政府和西方银行的贷款可以让波兰保持稳定。比民主更让波兰领导人接受不了的是国民经济的崩溃。
卡梅隆之所以投票里根当总统是因为里根承诺在对外政策上会更具攻击性。现在卡梅隆的机会来了。如果他能行动迅速的话，里根可以阻止波兰大踏步地往后退。
乔治和维雷娜在华盛顿首都圈之外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有个温馨的家，乔治是这个地区的众议员。他必须每周日去一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和选民一起做礼拜。他的工作包括不少这类杂事，但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参与。吉米·卡特被罗纳德·里根所替代，乔治终于有机会为大多数是黑人的贫困美国人战斗了。
每隔一两个月，玛丽亚·萨默斯都会来探望现在已经十八个月大，渐渐显露出和祖母杰姬一样精力活跃的教子杰克。玛丽亚通常会给杰克带本书。餐后乔治洗盘子，玛丽亚擦盘子，两人往往会谈到情报工作和外交政策上面的问题。
玛丽亚仍旧在国务院工作。玛丽亚现在的上司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乔治问玛丽亚国务院是否从波兰收集到了更多更精确的情报。“现在收集到的情报比以前好多了，”玛丽亚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确实干得更漂亮了。”
乔治递给玛丽亚一只碗让她擦干。“华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联不会入侵波兰。我们知道这点。波兰共产党人要求苏联派军队进入波兰，被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勃列日涅夫正在力促雅鲁泽尔斯基进行军事管制，取缔团结工会。”
“这太可耻了。”
“国务院也这样认为。”
乔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我刚才听你提到不过这个字眼……”
“你太了解我了，”玛丽亚笑了，“我们有能力阻挠波兰颁布进行军事管制的法案。里根总统只需要宣布未来的经济援助需要看波兰的人权状况就可以了。”
“总统为什么没有这样宣布呢？”
“他和黑格国务卿不太相信波兰人会在自己身上动用军事管制。”
“这很难说，最好先给他们个警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他们只是不希望对方意识到我们的情报工作有多么优秀。”
“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情报，情报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他们最终会使用的，”玛丽亚说，“但现在他们还在犹豫。”
圣诞节两周前的周末，华沙就开始下雪了。坦尼娅一个人过了周末。斯塔兹对是否有空去她那里从不作解释。尽管坦尼娅知道斯塔兹住在哪，但坦尼娅从没去过斯塔兹的家。自从她把斯塔兹介绍给卡梅隆·杜瓦之后，斯塔兹就对军队里的事情闭口不言了。坦尼娅猜测这是因为斯塔兹把军队里的秘密透露给了美国人。斯塔兹像个晚上挖地道，白天却很守规矩的犯人似的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可是，这已经是斯塔兹连续第二周没到她这来了。坦尼娅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他腻味她了吗？许多男人都这样。唯一一个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男人是瓦西里，但她从来没和瓦西里睡过觉。
坦尼娅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瓦西里。瓦西里的生活很混乱，她从没让自己真正地爱上过瓦西里，但她却不自觉地被瓦西里吸引住了。她开始逐渐意识到，男人身上吸引她的因素是他们的勇气。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是帕兹·奥利瓦、斯塔兹·帕拉克和瓦西里。这三个男人恰巧都非常英俊。不过他们同样也很勇敢。帕兹不惧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斯塔兹泄露了红军的秘密，瓦西里反抗克里姆林宫的强暴统治。在这三个人当中，最能激发她想象力的无疑是瓦西里。瓦西里在西伯利亚饥寒交迫，却写出了足以摧毁苏联统治的震撼故事。她很想知道瓦西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又在写些什么。她不知道他是否又过上了过去那种左拥右抱的生活，还是真正安定下来了。
她回到床上，看起了德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仍然没有被翻译成俄语——感觉到困意之后她才关上了灯。
她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坐起来，打开灯。这时是凌晨两点半。有人在用力敲门，但不是坦尼娅家的门。
坦尼娅起床朝窗外看。街道两边的车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的积雪。马路当中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btr-60装甲运兵车。三辆车歪歪扭扭地停着，开车的警察显然觉得他们想怎样就能怎样。
门外的声音从敲门变成了冲撞，听上去像是有人想用大锤把房子砸烂似的。
坦尼娅披上件睡袍，走到玄关。她从玄关里放着塔斯社记者证、钥匙和零钱的小桌子上拿起记者证。她打开门，往走廊里看。除了两个邻居把头伸出门紧张地东张西望以外，走廊里什么动静都没有。
坦尼娅用一把椅子撑住门，从屋里走出来。声响来自隔壁的楼下。她透过楼梯的扶栏往下看，看见几个穿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迷彩服的男人正挥舞着铁橇和大锤，用力砸坦尼娅朋友达努塔·戈尔斯基家的门。
坦尼娅大声问：“你们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一些邻居也嚷嚷着提问，但警察却熟视无睹，继续砸门。
门从里面被打开了，达努塔的丈夫站在门口。他穿着睡衣，戴着眼镜，显然已经被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他问。屋子里面传来孩子哭泣的声音。
警察大步走进屋，把达努塔的丈夫推到一边。
坦尼娅跑下楼梯。“你们不能这么干！”她高声大嚷，“你们必须出示证件！”
两个身形愧伟的警察把达努塔拉出屋子，达努塔散乱着浓密的头发，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薄纱睡袍。
坦尼娅挡在他们之前，阻挡住楼梯。她举起记者证。“我是苏联记者！”她对波兰秘密警察大声嚷。
“那就快他妈的把路让开！”有个警察答道。他用左手拿着的铁橇朝坦尼娅这边挥了下。因为右手按着拼命反抗的达努塔，所以他挥的这一下并不是很重，但铁橇还是划过了坦尼娅的脸。坦尼娅感到一阵疼痛，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两步。两个警察把她拨到一旁，将达努塔拖下楼梯。
坦尼娅的右眼出了血，但是可以用左眼看东西。在坦尼娅身后，另一个警察拿着打字机和电话答录装置走出达努塔家的门。
达努塔的丈夫抱着个小孩站在门口。“你们要把她带到哪？”他大声问。但警察却没有回答。
坦尼娅对达努塔的丈夫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部队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只手托住受伤的脸，回到楼上自己的公寓。
她照了照玄关里的镜子。她的前额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脸颊上出现淤肿，颜色鲜红。但她觉得秘密警察刚才那下并没伤到她的骨头。
她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斯塔兹。
可电话里并没有拨号音。
坦尼娅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电视机屏幕一片空白，收音机寂静无声。
看来行动不仅仅是针对达努塔的。
有个女邻居跟她进屋。“请让我给医生打个电话。”这个女人说。
“我马上要出去，你尽量快一点。”说完坦尼娅自顾自走进小浴室，在水龙头下放上毛巾，小心翼翼地擦着脸。接着她回到卧室，飞快地穿上保暖内衣，牛仔裤，笨重的毛衣和一件带有毛领的厚外套。
她跑下楼梯，坐上自己的车。又开始下雪了，但大路上没有积雪，她马上察觉到了原因。路上到处是坦克和军车。她怀着末日的恐惧渐渐意识到，达努塔的被捕只是一场邪恶的大规模行动的一小部分。
大量涌进华沙市中心的并不是苏联红军。这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完全不是一回事。军车上标有波兰军队的标记，军人穿着波兰军队的制服。波兰军队侵入了本国的首都。
军人设置了路障，但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坦尼娅这时还可以绕开他们。坦尼娅不顾下雪路滑，飞快地把车开到华沙西部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街，把车停在斯塔兹所住的大楼外。她知道斯塔兹住哪，但以前从没来过——斯塔兹总是说他家只比营房大一点。
坦尼娅跑进斯塔兹所住的楼，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斯塔兹的公寓。她猛敲着门，祈祷斯塔兹能在家，尽管她极度担心斯塔兹正在街上和军队里其他人在一起。
门被一个女人打开了。
坦尼娅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斯塔兹难道还有另一个女朋友吗？
开门的是个满头金发，身上穿着件粉红色睡袍的漂亮女人。她惊慌地看着坦尼娅的脸。“你受伤了！”她用波兰语说。
坦尼娅在女人身后的玄关里看见一辆红色的微型自行车。眼前的女人不是斯塔兹的女朋友，她是斯塔兹的妻子，他们有个孩子。
坦尼娅像被电击了似的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从斯塔兹的家人那里夺走了斯塔兹。斯塔兹对她说了谎。
她努力把心思转移到目前的突发情况上来。“我需要同帕拉克上校谈谈，”她说。“这事非常紧急。”
女人听出了她的俄国口音，态度顷刻间就变了。她生气地瞪着娜塔亚。“你就是那个苏联婊子！”她说。
斯塔兹显然没有把外遇瞒住妻子。坦尼娅想告诉她自己完全不知道斯塔兹已经结婚了，只是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现在没时间说这事，”她毅然决然地说，“他们占领了华沙！他在哪？”
“他不在这儿。”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不能。你快滚开去死吧。”女人甩上了门。
“真该死。”坦尼娅说。
她站在公寓门外，把手放在发疼的脸颊上——她的脸颊似乎怪异地肿了起来。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许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另一个人是卡梅隆·杜瓦。她也许无法打电话给他：坦尼娅猜测华沙的电话通讯也许全都被切断了。不过，卡梅隆也许会去美国大使馆。
她跑出公寓楼，跳上车，往华沙的南面驶去。她避开多半设了路障的市中心，沿着华沙的外围往南开。
看来斯塔兹有了个老婆。他一直在欺骗着两个女人。斯塔兹是个精明的骗子，坦尼娅痛苦地心想：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种品质，他可能也是个优秀的间谍。坦尼娅非常生气，感觉自己不会对男人再有期待了，男人该死的都一个德性。
她看见几个士兵正在电线杆上贴告示。她停下车看，但并没有冒险下车。告示上写的是名为全国救亡委员会的组织发布的命令。坦尼娅没听说过这个全国救亡委员会——无疑是雅鲁泽尔斯基刚成立的组织。她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灯柱上的告示。军事管制开始实施。民权被暂停行使，边境被关闭，城际旅游被禁止，所有的公开集会都是非法的，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是宵禁时间，军队被授权采用高压手段维持法律和秩序。
这是实实在在的镇压。这次镇压蓄谋已久——电线杆上的告示早就提前印刷好了。政府制定的计划得到了高效率的执行。波兰还能看得到希望吗？
坦尼娅又发动起汽车。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上，两个秘密警察的人站到她的车头灯前，其中一个举起手让她停车。坦尼娅感到脸颊上一阵钻心的疼，迅即作出决定。她猛踩加速踏板，飞速往前开，暗自感谢着德国汽车的强力马达。她的举动让两个秘密警察吃了一惊，两人连忙跳到了一边。在他们端枪瞄准之前，汽车呼啸着拐了个弯，离开了秘密警察的视线。
几分钟以后，她把车停在了白色大理石的美国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的所有灯都开着，美国人也想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冲出车外，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站着的士兵面前。“我有重要的情报要交给卡梅隆·杜瓦。”她用英语对士兵说。
士兵指着她身后说：“那好像就是他。”
坦尼娅转过身，看见一辆灰绿色的波兰菲亚特停了下来。卡梅隆坐在驾驶座上。坦尼娅跑到车前，卡梅隆放下驾驶座这边的车窗。和以往一样，卡梅隆用俄语和坦尼娅打招呼：“我的老天，你的脸究竟怎么了？”
“我跟这里的秘密警察有过番交流，”她说，“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吗？”
“政府逮捕了几乎所有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逮捕了几千个人，”卡梅隆忧心忡忡地说，“所有的电话线都不通，波兰每条主要的道路上都设置了巨大的路障。”
“可我没看见苏联人啊！”
“没有苏联人。这是波兰人自己干的。”
“美国政府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斯塔兹告诉你了吗？”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
坦尼娅把这当作了默认。“里根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目前的事态吗？”
卡梅隆看上去和坦尼娅一样困惑和失望。“我觉得他可以。”卡梅隆说。
坦尼娅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看在上帝份上，那他为什么没有行动啊？”
“我不知道，”卡梅隆说，“我真不知道。”
回到莫斯科以后，坦尼娅发现瓦西里给她妈妈家送来了一大捧花。在莫斯科的一月，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玫瑰的呢？
瓦西里送来的鲜花给一派荒凉的莫斯科带来了几许亮色。坦尼娅受了两次震动：首先，斯塔兹欺骗了他。其次，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背叛了波兰人民。斯塔兹并不比帕兹·奥利瓦好多少，坦尼娅不禁自问自己的判断力究竟是怎么了。也许她对共产主义的判断也错了。她一直觉得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被镇压时，坦尼娅还在上学。十二年后的布拉格之春同样被苏联所镇压，那时她已经是个记者了。又过了十三年，团结工会又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也许正如格雷戈里外公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道路可以适用于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坦尼娅的侄子侄女，德米卡的儿子女儿格里沙和卡佳的仍将是无比严酷的命运。
坦尼娅回家后没多久，瓦西里就请她外出吃饭。
两人都同意，从这时开始，他们可以公开以朋友的关系相处。瓦西里恢复了名誉。他的收音机节目一直都很成功，他在作家协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就是伊万·库兹涅佐夫，是撰写了西方畅销书《冻伤》和其他反共小说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坦尼娅觉得，能长时间隐瞒这个秘密实在是非比寻常。
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见瓦西里的时候，嘴唇之间叼着根香烟，被烟熏得眯着眼的彼得·奥普特金上前来跟她搭话。“你又犯事了，”他说，“高层对你写的那篇有关死牛的文章意见很大，都跑我这来埋怨了。”
坦尼娅采访了弗拉基米尔州，那里的官员人浮于事，耕牛死了很多，本来要喂给它们的食物却烂在谷仓里。坦尼娅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报道，丹尼尔把这篇报道登上了报纸。坦尼娅说：“一定是那些把牛饿死的腐败浑蛋们向你投诉了吧。”
“才不是他们呢，”奥普特金说，“我收到了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部长写来的一封信。”
“他知道死牛的事吗？”
奥普特金把信扔给她。“这下我们得刊发撤销声明了。”
坦尼娅接过信纸，但没看信上的内容。“你为何要费心保护那些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人呢？”
“我们不能诋毁共产党的干部！”
坦尼娅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坦尼娅拿起电话。“我是坦尼娅·德沃尔金。”
话筒里传来十分耳熟的声音：“弗拉基米尔州死牛的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坦尼娅叹了口气。“是我写的。我已经因为写这篇文章受到了斥责，请问你是谁？”
“我是分管农业的部长。我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你在1967年采访过我。”
“是的，我还记得。”坦尼娅猜想，戈尔巴乔夫多半想在奥普特金的基础上责怪她一通。
戈尔巴乔夫说：“我打电话给你，想对你精彩的分析报道表示祝贺！”
坦尼娅非常吃惊。“我……呃，戈尔巴乔夫同志，谢谢你！”
“在苏联的农场消除这些低效率的现象非常重要。”
“呃，部长同志，介意和我的主编谈谈吗？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篇文章，他说需要刊发一份撤销声明。”
“要撤销吗？扯淡。叫他来听电话。”
坦尼娅笑着对奥普特金说：“戈尔巴乔夫部长想和你谈谈。”
起先奥普特金不相信。他拿起话筒问：“请问你是谁？”
接着他沉默下来，只是在听对方说话其间会插上句：“是的，同志。”
听了一会儿，他放下话筒，没对坦尼娅说话就走开了。
带着强烈的满足感，坦尼娅把撤销声明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坦尼娅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瓦西里的公寓。坦尼娅希望瓦西里别让她成为他后宫的一员。为了以防万一，她穿了毫不招引人的粗纺裤子和毫无生气的灰色毛衣，希望借此让瓦西里感到气馁。但与此同时，她内心里也在期待着今天的这个夜晚。
瓦西里穿着白衬衫蓝毛衣开了门，衬衫和毛衣都看上去很新。坦尼娅吻了吻瓦西里的面颊，然后凝神注视着他。瓦西里的头发灰白，但仍然油亮卷曲。五十岁的他身材瘦削，腰板笔直。
瓦西里打开一瓶格鲁吉亚香槟，在桌子上放上小点心、拌上鸡蛋色拉和西红柿的吐司以及就着黄瓜吃的鱼子酱。坦尼娅很想知道谁做的这些食物。瓦西里无外乎是叫了哪个女朋友才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吧。
瓦西里的公寓非常舒适，满是书籍和照片。瓦西里有个播放盒带的卡带式录音机。即便没有来自国外的版权费，他的生活也很舒适。
瓦西里希望了解波兰发生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如何在不入侵波兰的前提下击败了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为何背叛波兰人民？瓦西里认定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放了盘柴可夫斯基的盒带。
坦尼娅告诉瓦西里团结工会并没有消亡。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到了地下。许多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军事管制下被捕入狱，但性别歧视的秘密警察忽视了妇女对团结工会所作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的女性组织者都平安无事，其中就包括开始被捕，后来又获释了的达努塔。达努塔重新开始秘密工作，制作非法报纸和传单，重建团结工会的联络网。
但坦尼娅却看不到希望。如果团结工会继续组织反抗活动的话，他们的反抗会被当局所粉碎。瓦西里比她更乐观一些。“胜利就快到了，”他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谁比他们更接近于击败共产主义。”
坦尼娅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电话的事告诉瓦西里。“这个人很特别，”瓦西里说。“我们在农业部经常能见到他。他是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宠臣，看上去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老婆就更糟了。但在不违背上司意旨时，他很支持改革派的想法。”
“我哥哥对他的评价很高。”
“等勃列日涅夫一死——他的死期就快要到了——安德罗波夫将谋求当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支持他。如果安德罗波夫失败的话，他们俩就都完了，会被发配到地方。可如果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的话，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就光明了。”
“五十岁这个年龄在任何国家掌权都合适。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却太年轻了。”
“克里姆林宫就是个老年病房。”
瓦西里上了甜菜根和牛肉做的罗宋汤。“很好吃。”称赞完她禁不住问：“这是谁做的？”
“当然是我做的。还能有谁啊？”
“我不知道。你请管家了吗？”
“只有一个清扫房间，熨熨衬衫的老婆婆。”
“是你的哪个女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坦尼娅很迷惑。她回忆起离开华沙前两人的最后一次交谈。他说自己变了，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坦尼娅觉得他不该嘴里说，而是应该用行动来表现。当时坦尼娅认为这是瓦西里把她骗上床的一种方式。她判断错了么？坦尼娅完全说不上来。
吃完饭以后，坦尼娅问瓦西里他对伦敦越积越多的版税有什么感觉。
“这些钱应该归你，”瓦西里说。
“别傻了，那些书是你写的。”
“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我本身就在西伯利亚。除非杀了我，他们无法再拿我怎么样了。杀了我倒是让我早点解脱。但你却冒了失去一切的危险——职业、自由，甚至是生命。你比我更应该拿这笔钱。”
“即便给我，我也不能要。”
“就把那笔钱放在伦敦吧，也许一直放到我死的那一天。”
“你就不想逃到西方吗？”
“不想。”
“你的话听起来很肯定。”
“是很肯定。”
“为什么？到了西方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写你喜欢的东西，不用再做广播系列节目了。”
“除非你也去……否则我不会去的。”
“你不会真这么想吧。”
瓦西里耸了耸肩。“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你为何要相信我呢？但你的确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到西伯利亚找到我——没有别人这么做。你一直在想办法让我获释。你还把我的作品偷运到自由世界。这二十年来，你做了一个好朋友能做的任何事。”
坦尼娅被感动了。她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看过问题。“谢谢你这样说。”她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走。”接着他又补充道，“除非你也跟我一起走。”
坦尼娅盯着瓦西里。他是在认真地提出建议吗？她不敢问瓦西里这个问题。她把目光投向窗外，看着雪花飞舞中的电线杆。
瓦西里说：“二十年了，我们甚至都没接过吻。”
“是的。”
“你还把我看成一个没心没肺的情场老手。”
事实上她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去想了。他变了吗？人真的能改变吗？坦尼娅说：“过了这么多年，把这个记录打破旧太可耻了。”
“但我真心想和你接吻。”
坦尼娅改变了话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叛逃到西方吗？”
“和你一起的话，我愿意。不然我就不去。”
“我总是想让苏联变得更好，不想离开苏联。但在团结工会的失败以后，很难相信苏联会变得更好。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进程可能得延续上千年。”
“至少你我这辈子是见不到了。”
坦尼娅犹豫了。她对自己想吻瓦西里的欲望如此强烈感到吃惊。她更希望能在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留在瓦西里温暖的家里，坐在这张沙发上长时间地和瓦西里说话。这是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坦尼娅心想。也许这就是爱吧。
坦尼娅不由自主地亲吻了瓦西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卧室。
有了新消息娜塔亚总能第一个知道。圣诞夜的晚上，他神情焦急地走进克里姆林宫德米卡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她说，“他病得很重，无法离开医院。”
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将在圣诞节的后一天进行。
“该死，”德米卡说，“这下危险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个非常好的苏联领导人。当上总书记之前的十五年，他是残暴秘密警察克格勃心黑手辣的领导人。现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但在党内他却令人惊奇地容忍新想法和改革。如同中世纪残害异教徒但在教会内部却公开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中世纪教皇一样，安德罗波夫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谈话毫无拘束——德米卡和娜塔亚都是这个小圈子的一员——小圈子里的人经常谈到苏联在体制上的缺陷。这种谈论经常能导致实际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所做的简报从农业扩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并在苏联经济的问题上推出了一个分权的方案。戈尔巴乔夫提出，把部分决定权从莫斯科拿掉，赋予问题发生所在地的实际管理者们。
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的圣诞节前不久病倒了，他在苏联总书记的职位上只干了一年。这让娜塔亚和德米卡感到大为担忧。安德罗波夫的保守派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仍然在领导顺位的第二位。德米卡担心契尔年科利用安德罗波夫的疾病取得支配权。
娜塔亚说：“安德罗波夫口授了一份演讲稿，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
德米卡摇了摇头。“这完全不够。安德罗波夫如果缺席，契尔年科将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把他看作总书记的继任者。整个国家将因此而倒退。”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苏联的前景将暗淡得不容卒想。
“我们肯定想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
“但契尔年科是总书记的副手。他要是也一样进医院就好了。”
“他很快会进医院——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但也许没那么快。我们有办法绕开他吗？”
娜塔亚想了想。“无论怎么说，政治局总该照安德罗波夫的吩咐去办吧。”
“那他可以颁布条命令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吧？”
“是的，他能，他还是总书记。”
“他可以在发言稿里加上这么一段。”
“很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向他提出建议。”
这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德米卡被叫到娜塔亚的办公室。到了那以后，他发现娜塔亚眼睛里散发着兴奋和胜利的光芒。安德罗波夫的私人助理阿卡迪·沃尔斯基和娜塔亚在一起。安德罗波夫把沃尔斯基叫到医院，交给沃尔斯基一份演讲的手写附录。这时，沃尔斯基把这份附录交给了德米卡。
附录上说：
因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原因，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将不能主持政治局和秘书处的会议。在这里我希望政治局的全体成员看看能不能把政治局和秘书处的领导权交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安德罗波夫的意思是通过建议表达的。但在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的建议相当于直接下的命令。
“这个附录具有决定意义，”德米卡说，“他们不可能违背。”
“那我该拿它怎么办？”沃尔斯基问。
德米卡说：“首先，复制几份影印件，这样就不担心有人把它撕了。然后……”说到这德米卡犹豫起来。
娜塔亚说：“这事谁都不能提。把它交给博戈柳博夫就行了。”克拉夫迪·博戈柳博夫管理为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文件。“稍微低调一些。告诉他把附件加入存放有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就行。”
他们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案。
圣诞节在苏联不算是个很隆重的节日。共产党不喜欢圣诞节所具有的宗教含义。他们把圣诞老人改成“冰之父”，把圣母玛丽亚改成“雪姑娘”，还把庆祝仪式搬到了新年。直到新年那天，孩子们才能得到各自的礼物。二十岁的格里沙得到了一个录音机，十四岁的卡佳拿到了一件新裙子。尽管都信教，但资深的共产党政治家德米卡和娜塔亚从没想过要过什么圣诞节。两人都和平时一样去上了班。
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德米卡去主席团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门口碰到了先到的娜塔亚。娜塔亚显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打开着的放着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他们把它拿走了，”娜塔亚说，“把最后那段附录拿走了。”
德米卡重重地坐了下来。“没想到契尔年科是这样的小人。”他说。
德米卡意识到，他们没什么可做的了。安德罗波夫还在医院。如果安德罗波夫冲进会议室向所有人怒吼，他的权威将重新得到主张。但他无法亲自前来。契尔年科准确地估计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弱点。
“他们赢了吗？”娜塔亚问。
“是的，”德米卡说，“萧条的年月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