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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八千子弟俱散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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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是在福建循水路偷渡来香港的。

霸王并没有在江边自刎。

这并不是那出戏。想那虞姬,诳得霸王佩剑,自刎以断情。霸王逃至乌江,亭长驾船相迎,他不肯渡江。盖自会稽起义,有八千子弟相从,至此无一生还,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现实中,霸王却毫不后顾,渡江去了。他没有自刎,他没为国而死。因为这“国”,不要他。但过了乌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时代有大时代的命运,末路的霸王,还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着?留得青山在,已经没柴烧。

“别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喂,是不是买?要什么牌子?”那电器铺子的职员见小楼专注地看电视,马上过来用这种招式赶客,以免他们占住门口一席位。

“对不起,看看吧。”寄人篱下,小楼只好识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这热闹缤纷的伟大节目,所以小楼走前一点,又在一间凉茶铺前驻足,与一大好事之徒仔细追认。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帮”这审讯特辑,许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视率最高之电视节目了。江青,举世瞩目,昂首上庭,她说:“革命是一个阶级试图推翻另一个阶级而采用的暴力。”她说:“我,与毛主席共患难,战争时,在前线,唯一留在他身边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啦?”她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吧!”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记不起!”她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戏明显地经过彩排剪辑。江青受审的时候是六十六岁。一般六十六岁的老人,若不因为她,和她背后的伟人,应该含饴弄孙静享晚年,不过,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个海,并无切肤之痛,只见老妇人火爆,都鼓起掌来。

“哗!这婆娘好凶!”

“喂,给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谢谢!你慢用!”

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楼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在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由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

“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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