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0 1960年（1/2）

玛丽·阿代尔

多特出生后，连续三年冬天都异常寒冷，积雪很深，饥肠辘辘的野鹿离开荒野，跃入我家的牲口棚。无法赶它们上装载坡道，便只能送进待宰通道了 [1] 。但它们满身马蝇，肋骨凸起，连皮也干瘦得如纸一般，这样的鹿肉毫无用处。我的果树也在劫难逃，积雪太厚，野兔啃食树干和枝条，树皮被啃得光秃秃的。本该在春天抽枝发芽的果树，全死了。我在防风林见到了更多巨大而脆弱的野鹿骸骨，河边散发着死鲤鱼的腥臭味。有位老人独居多年，人们发现他时，他的尸体正蜷缩在晾衣绳下，身上压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怀里夹着许多毛巾。

似乎老天想弥补先前的过错，一月天气就转暖了，绵绵密密地下了一整月的雨。距多特出生的那个严冬已过去五年，我这才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不愿亲近多特。

一开始是因为名字。如果塞莱斯汀想以某人的名字命名多特，那个人该是我。我不喜欢“华莱士特”这个名字，这名字以后肯定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我照着她的中间名“达琳”给她起了一个小名，也就是“多特”两个字，读起来顺口多了。

当然，塞莱斯汀从不承认多特的大名有多糟。每次我跟她讲“华莱士特”这个名字取得不好，身材高大的她都只耸耸肩，低头看着我，说这名字别具特色。因为怀上多特并为她取名是塞莱斯汀做的第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所以她小气得很。别人跟她讨论多特的名字或其他事时，她从没真正听进去。给多特喂奶、换衣服，或轻拍背部让多特打嗝，都是她的特权。只有她才可以为多特换尿片，给她洗澡，替她剪软软的小指甲，甚至连小家伙上下汽车都只能由她抱着。我只能坐在一旁，看着她一件件做完。我只能等着，等待时机，等待的过程很煎熬，因为每次见到多特，我都感到震惊，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去。我确信多特与我心有灵犀。我了解多特心中那些不被她妈妈接受的想法。

比如，只有我知道，她注定不是个婴儿。

和我一样，她对婴儿期不耐烦，想立刻长大。塞莱斯汀却从没注意到这点，因为对她而言弱小无助的多特是快乐的源泉。塞莱斯汀会因多特长得太快而伤心。多特一天比一天强壮，她在购物车般的婴儿车里乱跳，一跳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她的小腿甚至长了肌肉。她不喜欢平躺着，只要一被平放下来，她会立刻翻身，换成摔跤选手的蹲姿。她不喜欢睡觉，从不肯乖乖入睡，睡姿也千奇百怪，要么手脚耷拉在婴儿车外，要么全身挤在角落，好像倒在战场上似的。只有睡觉时她才会暂时消停。醒来后，她便嚷嚷着要吃的，一旦被抱下婴儿车，重获自由，她积蓄的能量便会爆发，几秒钟内就能爬遍整间屋子。

多特断奶时塞莱斯汀沮丧了好一阵子，我却暗自高兴，这是多特迈向独立的一大步。多特长牙了，一颗颗平整的小白牙忽然一起蹦出来，两颗上门牙之间有条宽宽的缝隙。她学会了咧嘴笑，伸展四肢，还能稳稳地站着。不久后，我们开始担心她在我们忙碌时扯下桌上的刀，或被卷进机器里，于是只能将她拴在安全的角落。但她解开身上的结后，跌跌撞撞地走向沸水炉或冰库这类危险的地方，拖都拖不住。我已将“科兹卡肉铺”更名为“肉铺”，这儿可不是小孩玩的地方。我常担心宰好的半头猪会掉下来砸到她，担心她会爬进牛棚，被迟钝的小母牛踩在脚下。但她和她爸爸不一样，她爸爸总能带来灾难，而她能抵挡任何伤害。罐头落下来，正好从她身边擦过，她看都不看就能安全地跨过排水的明沟。

我想，兴许是她的大嗓门吓跑了厄运。一旦她发现自己拥有的一切，就变成了一个爱提要求、难以满足的小霸王。随着时光流逝，我们会把她培养成一个自私的女孩，这点我们心知肚明。她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再来点”，她在我们的溺爱下从不满足，越长越胖。我们小时候经常吃不饱，现在却舍不得让她少吃一口。塞莱斯汀想教她学规矩，教她说“请”，但没能教会她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个词。多特咆哮道：“请再来点！”眼睛瞪得像纽扣一样大。

我们亲手把她想要的递给她。她咕咚咕咚喝完牛奶，尖叫，把奶瓶一下子扔在地上，咬塞莱斯汀，用力扯下自己头上的塑料发卡，还将头发连根拔起，然后交给我们一簇头发。对她而言，自己的伤似乎不值一提，因为我们伤得更深。要是她头上起了秃斑 [2] ，膝盖擦破皮了，或者前额肿得发紫，我们比她还吃惊。看着她成长，我们感同身受，仿佛又经历了一遭童年。

塞莱斯汀让她读一年级前，她的体型就跟比她岁数大一倍的孩子一样，很结实，被宠坏了。她深红色的卷发修剪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脸上总带着沉思的神情，从她噘起的小嘴、深陷的眼睛和眉毛中，我看到了我哥哥的影子。她的眉毛笔直而精致，看上去就像用水平仪和浅棕色的蜡笔描过。她的头发像我母亲的。除此之外，她像极了我。皮肤白皙，骨架宽大，壮实。我可不是编的，但有一次我这么告诉塞莱斯汀时，系着硬挺的白围裙的她大口喘着粗气愤愤地说：“你是她的姑妈，姑妈而已。我是她妈。”塞莱斯汀用一句话定义了在她心目中我该扮演的边缘角色，即每年给多特送条短裙或衬衫做生日礼物的人，出席她毕业典礼的人，观看她诗歌朗诵和校园戏剧的人，万一她的脚被夹了来照顾她的人。确定无疑的是，她与谁都不像，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内心尤其不像。

但塞莱斯汀的希望落空了。我从多特一根筋和拳头紧攥的样子中看到了自己。多特是我的掌上明珠，这点我毫不否认。

塞莱斯汀第一天送多特上学时，我跟着去了。多特没上幼儿园，而班里的其他孩子早已互相认识。塞莱斯汀陪她走进教室，而我只能以姑妈的身份看着。我站在教室外，教室里坐着一群性情温和的孩子。我看到了固体胶、装着钝剪刀的盒子、一沓沓彩纸和一把把小椅子。我闻到了学校特有的那种干干的、酸酸的味道，粉笔屑和地板蜡的味道，还有清洁工在洗手间地板上撒的粉色消毒粉的味道。沙姆韦老师挥舞着两条瘦弱的胳膊，两个男生便站了起来，开始分发红白相间的盒装牛奶。塞莱斯汀给老师带了一盒面包店买来的曲奇饼干，以确保班上的其他孩子欢迎多特的到来。但我知道那盒曲奇不管用，当时不管用，以后也不会管用。从我所站的地方看去，多特就像羊圈外伺机而起的狼，什么都无法阻挡她。沙姆韦老师年纪轻轻，却满脸褶子，观察力敏锐。但即便如此，她后来也管不住多特。她搂着多特的肩膀，向全班介绍“班里新来的女生”，我知道那时沙姆韦老师一定感到惊讶。多特激情满满，眼睛闪闪发光，下巴高高抬起。看着多特时，班里的男生们一言不发，而女生的脊椎骨如紧绷的弦一般僵硬。孩子们彼此之间有种特殊的感应能力。他们能看到塞莱斯汀和矮小严厉的沙姆韦老师都觉察不到的东西。那些孩子是麻雀，多特则是天上盘旋着的急切的老鹰。直到去上不同的中学，直到一切都变了，他们才能远离多特那些心血来潮的想法，而那还要等七年。

确实如此，从第一天起，多特就暴力地对待他们。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想让他们喜欢她。但谁都无法解释她为何用那么暴力的方法来博得他人的喜欢。

一天，多特像往常一样铿锵地走进肉铺大门，塞莱斯汀放下刀，对我说她今天会收到沙姆韦老师的字条。“为什么？”我问。塞莱斯汀不喜欢我好奇心太重。

“没什么，”她喃喃地说，“多特和一个女生有些小摩擦，那个女生的妈妈打电话给我了。”

塞莱斯汀绕过柜台，摘下围裙。我跟着她走到肉铺门口。我们向外望去，看到多特拖着重重的鞋子走在煤渣车道上，步伐缓慢，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任由头发从天鹅形状的发卡上散下来，遮住脸庞。虽然她的脸被遮着，离我们也有些距离，但我还是能看到她两眼无神，透着恐惧。我想象得出她紧闭的双唇正在颤抖。

“我去接她吧，”我主动说，“有时这样更好。”

塞莱斯汀转向我，每当她生气时，脸部的每一寸肌肉似乎都会变得僵硬，眼神暗淡无光，像蒙着一层薄膜。

“你什么意思啊？”塞莱斯汀问，“什么叫‘有时这样更好’？”

“有时姑妈去接更好。”

“有时姑妈去接更好。”她重复了一遍，将揉成一团的围裙塞给了我，然后突然大步走向门外，想让我气馁。但我管不住自己，仍然紧跟上去。不过当她质问多特时，我稍稍往后站了站。

“字条给我。”塞莱斯汀坚决地命令道，她立刻伸出手，摆出一副家长必须有的严厉姿态；而多特将双手伸进口袋，脖子通红，不愿抬头看她妈妈的眼睛。

“没有字条。”多特终于开口说。

“那你把我替你写的道歉信给沙姆韦老师了吗？”塞莱斯汀质问道。

“给了。”

“你没有！”塞莱斯汀吼起来，“你没给！小小年纪竟然学会撒谎了！”

多特抬起头看着她妈妈，我看出了她眼神里的哀求。我以为她的脸颊是因为突然伤心而通红，但事实上那也许带着挑衅意味。多特说不出话来，所以我开始为她辩解。我不忍心看她遭罪，于是灵活地从塞莱斯汀身后伸出手拽住多特的手腕，稳稳地把她拉到我面前。

“我们先回店里坐下，”我说，“然后聊聊，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

“哦，情况已经很糟了，”塞莱斯汀不悦，气愤地从我们身边大步沿车道走回肉铺，“昨天你的宝贝侄女打掉了一年级同学的一颗牙。”

“拔牙，”多特纠正道，“那颗牙早就松了。”

“那个小女孩的妈妈昨晚打电话给我，”塞莱斯汀继续说，“那颗牙还没到掉的时候。”

“真的要掉了，”多特坚持道，“是她让我拔的，那样牙仙 [3] 就会给她25美分。”

“那你也不该用石头，石头！”塞莱斯汀大喊，“还有，你做了哪些好事？该把道歉信交给沙姆韦老师，信呢？”

塞莱斯汀突然停下来，挡住我们，想吸引我们的注意。

“今天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什么坏事？”她冷冰冰地问。

“没有。”多特回答。她答得很快，甚至连我都觉得可疑。但塞莱斯汀感到疲倦了，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最好。”她从我手里拿回围裙，系在身上，“去吃点心吧，去吧。我把店里收拾一下，回家后再问个清楚。”

我和多特一起走向厨房，准备给她做个三明治和一块小甜饼，说些悄悄话。这样我才能直接从多特口中了解到“淘气黑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教训沙姆韦。多特撒了个弥天大谎，“淘气黑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用来折磨学生的工具，即便如此，沙姆韦也活该被教训，但无论如何，那天过后我就后悔了。我倒了杯牛奶、拿了些麦麸饼干放在她面前后，多特说她整天都被关在漆黑的“淘气黑箱”里，我深知自己当时该对她的话有所怀疑。

“‘淘气黑箱’真的是个箱子吗？”我坐在她身边，为她被关在黑箱里而愤怒不已。

但多特嘴里塞得满满的，眼神无声地回答了我。她眼里闪着耻辱的泪光。往常她哭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今天下午，眼泪一直在她淡褐色的眼睛里打转，她泪眼朦胧的样子比啜泣时看起来更可怜，更让人觉得她很无辜。她大口嚼着饼干，大口喝着牛奶，然后继续描述那个箱子：

“那个红箱子是在教室后面，在钟下方。沙姆韦老师每次都可以关好几个小孩在里面，她把你推进去后就‘砰’地合上盖子。箱子很大，木头做的，里面有许多碎片。”

多特清晰地回忆起了那种可怕的感觉，便不再往下说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里面很黑，很黑。”她轻声说，眼神绝望、冷淡。她为求安慰，把一整块饼干塞进嘴里，而在咀嚼时又伸手去拿另一块。但我很少纠正她的不当行为，实际上，我尽量不对她说“不”。这个字眼如同电击，能让她如雷神般震怒。“不”字让她身上的电压升高，只有当电流从她传到我们身上后，她身上的电压才会降低。我默许她再往嘴里塞一块饼干。我想到了沙姆韦，她惩罚学生的方式让我脊背发凉，就像读小说时那样。

“沙姆韦……那个沙姆韦……真是个女巫！”我摇晃着站起来，“这次她可跑不了了！”

我低头看着多特，她也正抬头看着我，我从她眼中看到了她对我的崇拜和天真的信任。就像神话故事里那样，我是她的教母，是她的守护者。

“你只管吃完这些点心，”我边说边拍拍她的肩膀，摆出大人威严的态度，“我来教训沙姆韦。”

多特脸上的笑容绽放开来，热烈而灿烂。我在那笑容的鼓励下愤怒地走出肉铺，跳上卡车，发动引擎。我甚至没把时间浪费在戴帽子、系围巾上。我急忙驶向学校，准备在沙姆韦开溜前截住她，不然就去她的复式公寓，或阿格斯的任何角落——其他一年级教师先放出“淘气黑箱”里的孩子，再把红铅笔削得如针般尖利后可能溜去的角落。

多特就读的圣凯瑟琳学校是我的母校。很久前，我曾在那儿创造过令人瞩目的奇迹。现在阿格斯人口增加，学校扩建后也更加世俗化。每个老师都教着更多的年级，工作日不再强制师生做弥撒。我自信满满地走过双层绝缘玻璃门，快步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走向沙姆韦所在的教室。我几乎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等不及给沙姆韦一拳。我运气不错，如我所愿，她还在教室，正准备回家。她把反光的衣橱当作镜子，把一顶亮蓝色贝雷帽固定在头发上。我看了她一会儿，便往教室后方看去，看到的一切让我怒不可遏。

正如多特所说，钟下方摆着一个光滑的箱子，箱子被漆成了不吉利的亮红色，长度像棺材，宽度却比棺材宽一倍。我走到沙姆韦身边，她立即转头，像一只受惊的啄木鸟。我猛地掀开盖子，本以为会看到里面蜷缩着几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没想到却装满了玩具。

“你每晚都往箱子里装满玩具吗？”我转过身，质问沙姆韦。

“您说什么？”

我指着箱子，然后提起箱子一头，倒出了所有玩具。积木、消防车、塑料娃娃家具和颜色鲜艳的橡胶圈撒了一地。我松开手，空空如也的箱子砸在了地上。

“沙姆韦老师，你过来。”我说。

她满不情愿地走了过来，面带惊恐。

“你什么意思！”她大喊，“你是谁？”她颤抖的声音透着担心，头发惊慌地竖了起来，顶起了蓝色贝雷帽。她盯着我，缓缓地向我靠近。她脸蛋平整，轮廓分明，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可她年纪不大。她顶多二十六岁，眼睛周围却像老太太一样发红。她顶着一个小精灵般奇怪的发型。

我双手叉腰站着。我的腰可是标准的屠夫的腰，能抬得起重物，能把火腿搬上烟熏架子。

“你的小把戏到此为止了，沙姆韦老师。”我说。

她惊讶地咳嗽了一声。“您到底在说什么呀？”她尖声问。她往后退了几步，迟疑地微笑着。我现在想想，她当时可能只是以为我疯了，并不会伤害她，但当时的我认定她心里有鬼，所以才会露出紧张的笑容。我伸出手，抓住她那件驼色外套的衣肩，把她拖到箱子旁边。

起初，她惊呆了，膝盖都软了，鞋跟在地上打滑。但等我把她拖到箱子边上，开始把她像洋娃娃一样弯起四肢塞进箱子时，她忽然镇定下来，站稳不动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既敏捷又强壮，所以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连胳膊带腿一起塞进箱子。她非常镇定，丝毫没有大喊大叫。不过等到我一屁股坐在盖子上，喘着粗气时，沙姆韦开始使劲捶打，大声哀号。

“省省力气吧，”我对着下面大喊，无比满足，“现在你在‘淘气黑箱’里啦！除非你答应以后不再那么干，否则我不会放你出来。”

沙姆韦没说话，她正琢磨着什么。即便受到了惊吓，她还是明白了我的意图。

“这不是‘淘气黑箱’，”她低沉的声音传了出来，“黑板上那个才是。”

教室前部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甚至不像黑板，而是一块光滑的墨绿色木板。

“沙姆韦老师，”我说，“我可不是五岁小孩，别想骗我！”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让我出去，”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说，“否则我就报警抓你。”

“你不会报警的，沙姆韦老师，”我思考片刻后回答，“我会把‘淘气黑箱’的事告诉警方，他们会吊销你的教师资格证。”

“‘淘气黑箱’是黑板上那个，没什么不对。”她回答。

我没听她狡辩。我环视教室，寻找可以压在盖子上的重物。教室里有长长的木质课桌、椅子、灭火器和锡制灰色垃圾筒。沙姆韦的书桌也在教室里，我觉得只要她能乖乖地在箱子中多待一会儿，我就能推动，甚至举起那张桌子。但我意识到自己暂时无法把她强压在箱子里，只能通过恐吓来让她听话。我捡起一块长方形的紫色积木，用力敲打盖子。

“你敢出来，我就用这个砸烂你的头！”我警告她，希望能吓住她。但我刚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想推她的书桌时，她就跳了出来。红色的盖子向后摔到地上，她跳了出来，黄褐色的外套和尖头黑皮鞋仍然整洁，只是蓝色贝雷帽被微微压扁了。她弯下腰，捡了块类似的积木，举着它慢慢向后退到教室门口。我绕过她的书桌，捡起自己刚扔下的积木。我们以同样的速度移动，以这样奇怪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走过大厅，穿过前门来到操场。到了操场后，我再也无法教训她。她走向放学后留在操场上玩耍的那几个孩子，混入他们中间，急切地说着什么，于是我离开了。但离开时我确信自己已替多特报了一箭之仇，给了沙姆韦一次难忘的教训，也为阿格斯所有的孩子做了一件好事，毕竟他们生命中必有一年会落入沙姆韦手中。

除此之外，我没多想，更不会想起她曾威胁要把我抓起来。但她真的报了警，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警察，列了份表现不好的学生名单，还认定我就是其中一位学生的母亲。

因此，罗纳德·洛夫捷克警官第二天就来店里了。罗纳德体形高大，神色忧郁，双肩微微下垂，似乎不太敢与罪犯对峙。这几年，甜菜被引入小镇，他的工作也越来越不好做。炼糖厂的建筑工人在酒吧喝酒闹事，柏油运输工在小镇边的辅路上安营扎寨。他正想查查小学里发生的口角呢，不过，他不太想进入肉铺。以前他疯狂又无望地追求过斯塔，最后却输给了吉米，所以即便来斯塔曾经住过的地方也会让他伤心。他追斯塔时，会写信给她，送她黄色小盒子装的惠特曼巧克力。不过为了让斯塔保持身材，那些巧克力总被我和弗里兹吃了。他的出现让我想起那些巧克力，甚至想吃上一块。但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他正皱着眉头描述沙姆韦老师那件事，没有直视塞莱斯汀，似乎担心看着她会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被指控。

“所以……”他讲完事情经过后咽了咽口水，“我想知道您昨天下午在哪儿。”

“让我想想。”塞莱斯汀答道，她陷入了沉思。塞莱斯汀没做错什么，却被怀疑是嫌疑人，我能看出她觉得这种想法挺有意思，她喜欢被问这种令人紧张的问题。我知道她正在构思一个复杂的不在场证明，但没等她开口，我就破了洛夫捷克的案子。

“罗纳德，是我干的，”我大声承认，毫不羞愧，“是我干的，但我有正当理由。”

“哦？”他只惊讶了片刻，没有深究。“很遗憾。”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我坚定的语气使他沮丧。他双眼湿润，神色失望，问是否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我面临的指控。

“请便。”我带他从过道走进厨房，塞莱斯汀目瞪口呆地跟了进来。我们三人围坐在餐桌旁，洛夫捷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本线圈笔记本，从领带上取下圆珠笔。

“好，”他说，“说说您的理由。”

“这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我说，“沙姆韦老师虐待儿童。”

“怎么虐待的？”罗纳德一边询问，一边迅速记录着。我把“淘气黑箱”的事告诉了他，不放过任何细节。我说话时，他挑起眉毛，频频摇头，时不时叹口气，不以为然。

“等一下，”我正描述箱子里的碎片如何刺伤孩子们的手时，塞莱斯汀打断了我，“你说的是‘淘气黑箱’吗？”

“你也知道吗？”我看着她，感到十分惊讶，她早就知道却从未提起过。

“我当然知道……玛丽，”她说这话时表情古怪，“……那不是个真正的箱子，只是黑板的一角，如果学生说脏话或无礼时，老师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到那个角落里。”

我蒙了，便没往下说。

“你确定吗？”

“我亲眼见过。”

罗纳德警官搁下笔。

“让我来梳理一下。”他说，不过他似乎觉得不太能梳理清楚，便只是坐着，对着自己的指关节皱眉头，等我或塞莱斯汀开口。

“好吧，”最后他还是开口了，“难道这只是场大误会吗？”

事实摆在眼前，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场误会。

“呃……我试试让她撤销指控吧。”他叹了口气，不悦地起身，顺着过道走出厨房，离开了肉铺。

“你只要告诉我，”塞莱斯汀说这话时，肉铺大门的门铃响了，意味着洛夫捷克刚出门，“多特是不是对你撒谎了？这一切是不是她胡编的？”

我没法回答。我想起了多特热切的脸庞、无声的恳求，以及闪烁着的羞耻的泪光，这一切都欺骗了我。

“像是她会干的事，”塞莱斯汀说，“我正在努力让她知道什么是谎话，什么是真话。”

“好像不难啊。”我假装忙着将量好的咖啡粉倒进渗滤式咖啡壶的滤纸篓中。或许我自己也分不清谎话和真话，至少我不知道这个小插曲代表了什么。现在没法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切，但我相信这个关于沙姆韦老师“淘气黑箱”的插曲使得我和塞莱斯汀第一次统一战线对付多特，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上当了。

“有了你，教她区分谎话和真话可不容易，”她边说边用手指画过弗里兹用钩针编织的台布上的图案，“反倒更复杂了。”

我一勺一勺将咖啡粉倒进咖啡壶，煮一壶浓咖啡。我不想转身，因为在把沙姆韦老师塞进玩具箱之后，我无法再为自己辩解，即使辩解了，也找不出什么可信的理由。我站在那儿，手拿勺子，不由得想到沙姆韦把事情告诉警察时的样子——她瘦削的脸颊抽动着，扁平的蓝色贝雷帽煎饼似的摊在她那小精灵般奇怪的发型上，让她看起来很正直。

“你真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我突然大笑起来，但在塞莱斯汀看来我不该笑。我转过身时，她已离开了。从第二天起直到夏天来临，她都拒绝和我说话，只回答“是”或“不是”。等这件事平息时已经到了暑假。

那年暑假，卡尔给多特寄了一张精致的电动轮椅，那张轮椅是他兑换了医疗器械展览会门口散发的奖券得来的奖品。电动轮椅是拆开寄来的，所以塞莱斯汀用了她七天长假的前两天来组装轮椅。

她组装轮椅时我也在场。塞莱斯汀六月一日才重新和我说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她故意选在那天，而在那之前都只用一个词回答我的问题。六月的第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将对多特近来的观察和她有趣的行为讲给我听，这些塞莱斯汀积攒了许久。我是阿格斯唯一能听她倾诉而不会失去兴趣的人。阿格斯人记性很好，他们一直觉得塞莱斯汀古怪，甚至名声不好，因为她生孩子时岁数大了，而且直到孩子出生那个轻浮的男人才愿意娶她。阿格斯有对邮递员夫妇，他们认真查看每封信件，有次通过熏热气打开了几封装有银行对账单委托书的信封，被抓了现行。他们到处说卡尔很少来信，还说他寄给多特的包裹都奇奇怪怪的。

火柴盒，餐盘，酒店毛巾，洗碗巾。他总会给多特寄一份他正在推销的东西的样品。富勒牌刷子、收音机天线、发型喷雾和地板清洁剂，这些东西隔几个月便通过邮政包裹寄来。即便写信，他也是写在廉价酒店抽屉里的明信片上。他还收集了好多酒店的信纸，堆得太多时便寄来一些。

可这张电动轮椅更是奇怪，以前寄来的信纸、刷子、免费广告笔和发型喷雾剂多少有些实际用途。

“这张轮椅可以前进或后退，”塞莱斯汀说，“真不赖，真不赖。”

车道上，我们仨围着这张轮椅，看着塞莱斯汀安上最后几颗铬合金螺丝钉。她弯着腰，专心致志地研究复杂的说明书，我和多特则一起坐在台阶上。在不搭理我的那段时间里，塞莱斯汀不准我给多特准备放学后的点心，不准我带她出去玩，事实上，在多特这个年龄，看不见我自然就疏远了。她可能不想我，但我很想她。多特不在身边时，我时常心不在焉、健忘、心情低落。现在，我不埋怨她们，我们的关系又恢复到“淘气黑箱”事件之前那样，我很开心。当塞莱斯汀对着外形奇特的零部件喃喃自语时，多特告诉我沙姆韦老师对她的态度有所好转，我们还一起讨论了她明年的老师雪拉费卡修女。雪拉费卡修女高挑温柔，会拉风琴，能指挥合唱团。多特希望学校组一支节奏型乐队，她想去打砂块 [4] 。

“我也可以教你吹木管乐器。”我边说边吹马唐草的空茎杆。

塞莱斯汀一组装好轮椅，多特便分心了。多特跳上轮椅，操控它，在煤渣车道上开过来开过去。塞莱斯汀走上台阶，坐在我旁边。

“不知为什么……”她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觉得，这不是卡尔送来的所有礼物中最贴心的。”

我喜欢为哥哥辩护，并不是因为他在乎我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他曾为我说过好话，只是单纯出于血缘关系。他意外地让我和多特之间多了血缘关系，或许我因此心存感激。

“我觉得这件礼物别出心裁，”我说，“确实与众不同，你看多特多喜欢啊！”

的确，多特很快就掌握了如何操纵电动轮椅，快速前进，边疯狂转圈边颠簸，单轮着地，在最后关头停稳。多特玩得开心，但塞莱斯汀看着那场面可不开心，甚至觉得那是不祥的预兆。

“它让我……”她在读过的言情小说里寻找恰当的字眼，“毛骨悚然，对，就是毛骨悚然，”她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留着它。”

“您说什么？”多特大声问。她的耳朵灵敏。

“我们要把它送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塞莱斯汀说，“这张轮椅太贵了，不能用来当玩具。”

多特启动了轮椅，又忽然停下来：“这是爸爸送给我的，是我的！”她压低眉毛，恶狠狠地瞪着我们，神情骇人。

但塞莱斯汀看起来心意已决。“对，”她又说了一遍，“我们要把它送给别人。”

“送给谁呢？”我问，心里仍觉得她应该让多特留下轮椅。

塞莱斯汀没回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头来，责备地盯着我，倒好像是我疏忽了什么，好像我知道该送给谁。

“你想想，”她说，“答案很明显。”

多特跳下轮椅，把它推到后院的斜坡上。她坐上轮椅，松开刹车，让轮椅从坡上快速滑下。

“别卖关子了。”我有些恼火地说。

“拉塞尔。”她回答。

她说得对，我该想到拉塞尔。他中风瘫痪后，医护人员把他送到保留地，送去和他同父异母的印第安哥哥伊莱·喀什帕住在一起。塞莱斯汀说，他们住的小木屋塞满了动物毛皮、打猎的陷阱、狐狸麝香和各类裸女月历，糖装在打了结的袋子里，餐叉都弯了，或立在开口的罐头里，或挂在墙上钉着的钢钉上。

据塞莱斯汀所知，伊莱只离开过保留地两次。第一次是塞莱斯汀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他像貂一样溜进教堂参加葬礼，静静地坐在后排，没和任何人说话，然后又悄悄离开。为了更了解伊莱，伊莎贝尔、宝琳和拉塞尔不得不像伊莱追踪猎物那样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他们多次努力，终有回报，因为伊莱和所有孤独的人一样，起初认生，但后来就成了知心伙伴。他收养了一个名叫琼的小女孩，教她设陷阱、打猎，教她饥饿时如何在林中生存，教她如何避开猎场管理员。琼长大后比被伊莱收养时更野。

伊莱过于自我封闭，以至于一半亲戚都不知道他很在意拉塞尔。拉塞尔因被授予多枚奖章而名声大噪。伊莱前往圣阿德尔伯特医院，在弟弟的出院表格上潦草地签下喀什帕这个印第安姓氏，这是他唯一勉强会写的一个单词。当时，有个住在保留地外、在医院服务台工作的堂妹在场，她说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那是伊莱第二次离开保留地——为了接拉塞尔回家。伊莱家有两个房间，拉塞尔就住在那儿，他睡觉时身体笔直。伊莱给他洗澡、换衣服，天气好的时候把他推到未经修整的院子里，任他打盹儿，院子里有几条毛发不整、如美洲豹般瘦削的狗保护着他。

塞莱斯汀每年去看望他们几次。每次回来后，她似乎都无法释怀，这也是此次我想跟她一起去的原因。我想看看拉塞尔还能不能说话，能不能用刀叉吃饭，手能不能动。上次我去医院探望他时，我们的关系弄僵了，我一直很难过。

因为拉塞尔一直不说话，或许更糟的是他开口说话了，所以我探望他后浑身发抖。他张开嘴巴，一串串元音倾泻而出，急促的声音折磨着我。我竭力理解他发出的声音。我拿了一罐果汁给他，把报纸递给他。我指指卫生间，又把坐在轮椅上的他推到窗边。我努力琢磨，几乎穷尽了病房中的各种可能性，最后，他却情绪低沉，一言不发。他向我身后看去，陷入了我无法进入的无声世界。

他身体康复后，整个人瘦了一圈，僵直的坐姿让人不忍直视。岁月在他的脸颊和额头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但他的眼睛却十分漂亮，眼球乌黑，眼角上扬，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心碎。我知道他头脑清楚，我握住他的手。

“拉塞尔，”我说，“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他低头盯着我俩的手。我的手很粗糙，厚厚的指甲开裂了，疤痕遍布。他棕色的手干涩、修长。他想把手从我的手中挣脱，却一点也动不了。我感到他的愤怒由内而外无声地爆发了出来，我甩开他的手，站了起来。我没道别，就开着卡车回去了。一路上，我为自己犯下的错感到羞愧。我假装不喜欢握他的手，或纯粹是被他吸引了，就像多年前的夏天，我抚摸战争在他胸膛留下的疤痕一样。但其实，我抓住他的手时满心激动。后来没过多久，拉塞尔就搬去伊莱家了。一晃六年了。

“拉塞尔舅舅会喜欢这张轮椅的，”塞莱斯汀把她女儿叫回来，“你和我们一起送过去，算你送他的。”

多特停了一会儿，但很快又启动了轮椅。她决定趁现在先玩个痛快。塞莱斯汀叹了口气，用力拍打着膝盖，站了起来。

“在送人之前，她要使劲折腾这张轮椅。”

“你怎么运过去呢？”我问，其实我心知肚明，用我的卡车运送。塞莱斯汀知道我明知故问，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院子尽头的轮椅。

“你来开车吗？”她问我。

“我来开，”我回她，“但我从未见过伊莱。”

“还有我姨妈，”塞莱斯汀说，“她现在经常去那儿。”

“哪个姨妈呀？”

“弗勒，你知道的，我妈妈去世时，她来过这儿。”

“弗落 [5] ，真是个怪名字。”

塞莱斯汀低头看着我，觉得有些好笑。“弗勒，”她说，“在法语里是花朵的意思。”

“好啦，”我边说边准备起身离开，“别卖弄了，你知道我中学选修了簿记，没学法语。”

第二天早上，我到店里时，塞莱斯汀正在用报纸包好肉冻，再用橡皮筋扎住。我猜我们会带肉冻去，外加一根香肠，如果有烤好的单层大块蛋糕，也会一起带去。我们每次探望别人时，总由我提供带去的食物。我从杂货架上拿了几袋姜饼，回到房间，系上头巾，随时准备出发。艾德里安留下来看店，一切准备工作井然有序，没什么特别的。多特一直在外面和我的几条狗玩耍，临近中午才回来。她坐在我们后面。我们的送货卡车是全封闭的，看起来像厢式货车，前排座位后面整齐地铺着软胶枕头，轮椅放在多特旁边。我们就这样出发了。离开阿格斯路程还未过半，多特便坐在软胶枕头上，头压着胳膊，沉沉地睡着了。

现在想开出阿格斯可不容易。那条公路尚未完工，随处可见橙白相间的路障、油罐、反光镜和举着警示牌的工人。我们花了近半个小时才走完那段路，紧接着又是一段景色优美的小路，然后才到保留地边界。我在保留地的指示牌边停下车，告诉塞莱斯汀该她开了，必须她来开。于是她下了车，绕到车前方，坐进驾驶座。保留地的路是砂砾铺成的，褐色的灰尘在车后漫天飞扬。一路上不见城镇的高楼，只看到莫名被废弃的矮屋，只有狗对它们不离不弃。

多特爬到前排座位，坐在我和塞莱斯汀座椅中间的手套盒上，帮她妈妈转动方向盘。她浓密的头发被塞莱斯汀剪成齐耳短发，像戴着橄榄球头盔。夏日阳光下，她的头发闪着金色的光泽，伴有铁锈色和暗棕色。她刚刚把头枕在胳膊上睡觉，所以一侧脸颊还留有红印。现在她清醒了，开始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大呼小叫，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简直是天生的旅行家。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旅行就是坐货运列车来到阿格斯。我从不关心窗外变换的景色，但多特却对一片荒芜、尘土飞扬、树木挺拔和房屋若隐若现的保留地景色兴奋不已，她尤其喜欢通往伊莱家的那条坑坑洼洼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