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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夏末，我姑姑佩格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是布鲁克林造船厂的负责人寄来的。信上说，造船厂很快就要永久关停了。城市正在转型，海军认为在这么昂贵的都市地段维系造船业不太实际。不过，在关停之前，造船厂会举办一次隆重的聚会——再一次敞开大门，向二战时期所有在那里英勇奋斗过的布鲁克林工人致敬。恰逢战争结束二十周年，这样的庆典显得尤为贴切。

负责人办公室的员工整理了一遍文件，在某份老文书上发现了佩格的名字，那份文书将她列为一个“独立娱乐活动承包商”。他们通过城市纳税记录成功追踪到了她，想知道布尔夫人是否可以考虑在造船厂聚会这天组织一场小型纪念演出，庆祝战时工人们取得的成就？他们想要一部怀旧的作品——按照以前战争年代的风格，唱唱跳跳二十分钟左右就行。

要知道，没有什么会比接下这份差事更让佩格开心。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身体不行了，她那个高大的身躯正逐渐变得衰弱。她得了肺气肿——这并不意外，毕竟她一辈子都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还有关节炎，而且眼睛也开始看不清了。她解释说：“医生说我没什么大问题，小不点儿，但我身上也没什么正常的地方了。”

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几年前她从任职的高中退休了，而且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走动了。我、玛乔丽和内森每周都会跟佩格和奥利芙一起吃几顿晚饭，但佩格差不多只能兴奋到这个地步了。大多数夜晚，她会闭着眼睛平躺在沙发上，使劲喘着气，而奥利芙则会给她读报纸体育版的文章。所以说，不行，很不幸，佩格是不可能为布鲁克林造船厂组织纪念演出的。

但我却可以。

事实证明，这件事比我想象得容易——也有趣得多。

过去那会儿，我帮忙创作了那么多滑稽小品，我猜这本事我一直没丢。我从奥利芙的高中雇了一些话剧社的学生，让他们给我当演员和伴舞。苏珊（我那个热衷现代舞的朋友）说她来负责编舞，虽说舞蹈不用太复杂。我从沿街一家教堂那里借了个风琴手过来，跟他一起写了一些简单的老歌。当然，戏服是我做的，这简单得很：不过就是一堆吊带裤和工作服而已，不论男女都穿这些。我在女生的头上围了一些红色方巾，又在男生的脖子上围了同样的红色方巾，齐活 ——现在他们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把所有舞台装备都拉到了破旧的造船厂，为演出做准备。那天早上天气晴朗，码头上刮着大风。狂风不停地从海湾升腾起来，把大家的帽子都吹掉了，但是来的人不少，而且这庆典有种狂欢节的感觉。一支海军乐队在演奏老歌，一个妇女辅助队在为大家提供饼干和茶点。几个高级海军军官在谈论我们是如何赢下那场战争的，以及我们会如何赢下未来的所有战争，直到世界末日。二战期间，有一位女性获批在造船厂当焊接工人，这还是首例。这个人进行了简短、紧张的发言，她的声音比你从这样成就斐然的女性身上所期待的要温顺得多。一个膝盖已经干裂的十岁姑娘唱了国歌，她身上的裙子明年就穿不下了，现在也并不保暖。

然后，我们的小型演出就开始了。

造船厂的负责人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部讽刺小品。我对公共演讲并不感冒，但还是成功地挺了过来，也没有让自己大难临头。我告诉观众我是谁，以及战争年代我在造船厂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开玩笑说萨米餐厅的饭很难吃，结果还记得这件事的人发出了零星笑声。我感谢观众席中的老兵做出的贡献，感谢住在布鲁克林的家庭所做的牺牲。我说我的亲哥哥曾经也是海军军官，他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丢掉了性命。（我本来还害怕自己在发言时无法面不改色地熬过这一环节，但我做到了。）然后我解释说，我们会再现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动员式小品，我希望它能鼓舞在场观众的士气，就像它曾在午休时为工人们打气一样。

我写的这部剧描绘了在布鲁克林造船厂的流水线上造军舰的日常。身穿工作服的高中生饰演的工人高兴地唱唱跳跳，这些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得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保障。为了迎合我的观众，我往剧本里掺杂了大量俚语化的对白，希望造船厂的老员工还记得它们。

“借过，将军的车来了！”一个年轻女演员边推手推车边大喊。

“别挑三拣四的！”另一个姑娘冲某个正在抱怨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的角色喊道。

我给工厂厂长起的名字是懒蛋先生，我知道所有老员工都能领会这个名字的含义。（“懒蛋”是造船厂老员工形容“工作偷懒的人”时最爱用的说法。）

你看，这达不到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水准，但观众好像还挺喜欢它的。而且，话剧社的高中生们演这部剧时也很开心。不过对我而言，最棒的还是看着小内森——我那个十岁的甜心，我亲爱的宝贝男孩——同他母亲一起坐在前排，面带惊奇地看着这场演出，你会以为他是在看马戏表演。

我们以一首叫《没时间喝咖啡！》的歌为这场演出盛大收尾，它讲的是在造船厂里，不惜一切代价赶进度有多么重要。这首歌有一句朗朗上口的歌词：“就算咖啡真有，牛奶也无法在手！/战时配给让咖啡金贵如丝绸！”（我不喜欢吹牛，但这句漂亮的机灵话的确是我凭一己之力写出来的——所以让一让吧，科尔·波特。）

然后我们杀死了希特勒，之后演出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很开心。

在我们把演员和道具往那天租的校车里塞的时候，一个穿制服的巡警朝我走了过来。

“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女士？”他问道。

“当然可以，”我说，“抱歉我们把车停在了这里，但马上就好。”

“请你离那辆车远点，好吗？”

他看上去非常严肃，现在我担心起来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们不该搭舞台？我以为所有这些都报批过呢。

我跟着他走到了他的巡逻车前，他靠在车门上，神色凝重地瞪着我。

“刚才我听到你讲话了，”他说，“你说你叫薇薇安·莫里斯，我没听错吧？”他的口音暴露了他是地道的布鲁克林人。从那声音判断，他可能就是在这块地皮上出生的。

“是的，警官。”

“你说你哥哥在战争中丧生了？”

“没错。”

巡警摘下帽子，手从发丝间穿过。他的手在颤抖，我好奇他会不会也是个老兵，他的年龄对得上，有时候他们会这样打颤。我更加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下，他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奇瘦无比，有橄榄色的皮肤和大大的深棕色眼眸——在眼睛下方的眼袋和上方抬头纹的衬托下，它们的颜色显得更深了。然后我看到了像是烧伤后留下的疤痕，那疤痕沿着他脖子的右侧一直向上。红色、肉色和泛黄的皮肤拧成的疤痕，像几股绳一样。现在我知道他是个老兵了。我感觉我马上就会听到一个战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会让人很难受。

可随后，他震惊到了我。

“你哥哥是沃尔特·莫里斯，是不是？”他问。

现在我 才是打颤的那个。我的膝盖差点就瘫软了。我在发言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沃尔特的名字。

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那个巡警就说：“我认识你哥哥，女士。我和他一起在富兰克林号 上服役。”

我用手捂住嘴，好制止不自觉从喉咙中蹿出的啜泣。

“你认识沃尔特 ？”虽然我努力在控制自己的声音，但这些话说出口时我还是哽咽了，“那时你在场 ？”

我的问题问得并不详细，但显然他明白我的意思。我在问他：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你在场？当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驾驶飞机径直击穿了 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引爆了燃料储备、点燃了甲板上的飞机、把母舰变成了炸弹的时候，你在场？当我哥哥和其余八百多人丧命的时候，你在场？当我哥哥被葬入大海的时候，你在场？

他点了几下头——紧张、急促地上下摇晃着脑袋。

是的。他在场。

我告诉自己的眼睛，不要再往这个人脖子上烧伤的地方瞥了。

但我的眼睛还是朝那个地方瞥了过去，妈的。

我别过头去。如今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才好。

看到我这么不自在，那个男的反而更紧张了。他看上去几近惊慌失措。他好像心烦意乱得厉害。他要么是在为惹我难过而良心不安，要么就是在重温他自己的噩梦。也许两个都有。看到这番景象之后，我恢复了理智，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安抚这个可怜的男人。毕竟，跟他所经历的相比，我的痛苦算什么呢？

“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说，我的声音稍微平缓了一些，“抱歉我有那样的反应，只是在这么多年后听到我哥哥的名字让我很震惊。但很荣幸见到你。”

我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轻轻地捏了他一下以示感激。他缩了回去，好像我攻击了他似的。我把手伸了回来，但动作很慢。他让我想起了我母亲一直很擅长驯服的那类马——容易受惊的那些，躁动不安的那些，胆小、焦躁的那些，除了她之外没人应付得了。我本能地微微向后退了一步，把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不会威胁到他的。

我换了个不同的思路。

“你叫什么，水手？”我用更加温柔——几乎是调戏——的声音问道。

“我叫弗兰克·格雷科。”

他没有伸出手来握手，于是我也没有。

“你跟我哥哥有多熟，弗兰克？”

他又点了一下头，还是那种紧张的摇头晃脑。“我们一起在飞行甲板上执勤。沃尔特是我的上司，我们也一起上了九十天军校。最开始我们被派到了不同的地方，但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跑到了同一艘军舰上。那个时候，他的军衔已经比我高了。”

“哦。好吧。”

这些话的意思我一点都不懂，但我不想让他停下来。如今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认识我哥哥 ，我想了解关于这个人的一切。

“你是在这附近长大的吗，弗兰克？”问这句话时，我已经通过他的口音知道了答案，但我在尽力让他好受一些。我会先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

那个晃晃悠悠的点头又出现了。“南布鲁克林。”

“你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吗？”

他皱了皱眉头。

“莫里斯小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巡警再次摘下了帽子，让颤抖的手指穿过发丝，“你没认出我来，是不是？”

“我为什么会认出你来？”

“因为我已经认识你了，你也已经认识我了。请不要走开，女士。”

“我到底为什么要走开？”

“因为我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见过你，”他说，“我就是那个开车送你回父母家的人。”

过往咆哮着向我袭来，像一条巨龙从沉睡中苏醒一般。它的热浪和力量让我头晕目眩。在一连串天旋地转的闪回中，我看到了艾德娜的脸，亚瑟的脸，西莉亚的脸，温切尔的脸。我看到了老福特车后排我自己那张年轻的脸——备感耻辱，万念俱灰。

这个人就是司机 。

这就是那个当着我哥哥的面，管我叫“肮脏的小婊子”的人。

“女士，”他说——现在他倒抓起我 的胳膊来了，“请不要走开。”

“别说这话了。”我的声音很生硬。我又没准备去哪儿，为什么他要不停地说这句话？我就是希望他别说这话了。

但他又说起来了：“请不要走开，女士。我要跟你谈谈。”

我摇了摇头。“我没法——”

“你要明白——我深感抱歉。”他说。

“能麻烦你放开我的胳膊吗？”

“抱歉。”他又重复了一遍，但还是放开了我的胳膊。

我有什么感受？

厌恶。 纯粹的厌恶。

不过，我分不清我是厌恶他，还是厌恶我自己。不管怎样，这都是从我的耻辱库中冒出来的，我以为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这个宝库埋葬掉了。

我恨透了这个人。这就是我的感受：恨。

“那时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人。”

“我真的必须得走了。”

“请不要走开，薇薇安。”

他提高了音量，这让我觉得很烦。但听到他直呼我的名字更糟。我恨他知道我的名字，我恨他今天在台上看到了我，而且自始至终都知道我是谁——知道关于我的这么多事，我恨他看到我因为我哥哥哽咽，我恨他可能比我更了解我的哥哥。我恨沃尔特在他面前攻击了我。我恨这个人曾管我叫“肮脏的小婊子”。他以为他是谁啊，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竟敢接近我？愤怒和厌恶的感觉交融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我骨子里的某些东西：我要立刻 离开。

“一整车的孩子都在等我。”我说。

我动身准备离开。

“我需要跟你谈谈，薇薇安！”他冲我的背影喊道，“求你了。 ”

但我还是上了车，留他独自站在巡逻车旁——他把帽子拿在手里，像在乞讨救助金一样。

这，安吉拉，就是我和你父亲的正式会面。

不知怎的，那天我把所有需要完成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把孩子们送回了高中，还帮忙卸下了所有道具，我们把校车还到了停车场。我和玛乔丽带着内森走路回家，他不停地念叨着自己有多爱这场演出，以及长大以后他 多想去布鲁克林造船厂上班。

当然，玛乔丽看得出我很烦躁，她不停地越过内森的脑袋往我这边瞥。但我只是对她点了点头，表示我没事。可我绝对不是没事。

然后——刚一腾出空来——我就直奔佩格姑姑家去。

我之前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一九四一年搭车回克林顿老家时发生的事。

没人知道我哥哥是如何彻头彻尾地臭骂了我一顿——他用责难重伤了我，还任由他的厌恶如倾盆大雨把我淋了个落汤鸡。我当然也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一个让我加倍耻辱的事，那就是这场攻击是当着一个目击者的面发生的——一个陌生人 ——这个人说我是个“肮脏的小婊子”，给已经在受罚的我加了他的致命一击。没人知道与其说沃尔特把我从纽约解救了出来，不如说他把我当一袋垃圾扔在了我父母门前——他对我的行为感到特别恶心，若非必要，他根本不想多看我的脸一眼。

但现在我却朝着萨顿广场飞奔而去，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佩格。

我发现我姑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那些日子她经常这样——一会儿抽烟，一会儿咳嗽。她正在收音机上听关于扬基队的报道。我刚进门，她就跟我说扬基体育场那边正在庆祝米奇·曼托日——他们在向他十五年杰出的棒球生涯致敬。实际上，当我闯进佩格的公寓、几乎脱口而出的时候，她举起了一只手：乔·迪马乔正在讲话，她不希望他被打断。

“放尊重点，薇薇。”她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于是我闭上了嘴，让她享受这一刻。我知道她希望亲自到体育场去，但她再也没有足够的体力舟车劳顿出远门了。但在听迪马乔向曼托致敬的时候，佩格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和感动。等他讲完的时候，大大的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佩格可以应付任何事情——战争、灾难、失败、亲人的死亡、丈夫出轨、心爱的剧院被拆——而且一滴眼泪都不掉，但体育史上的伟大瞬间总会让她痛哭流涕。）

我常常好奇，如果那天她心里没有盛满对扬基队的深情，我们的对话会不会变得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迪马乔讲完话后，她关上了收音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的确感觉这让她沮丧了——但她是个大方的人，所以她还是这样做了。她擦了擦眼睛，擤了擤鼻子，咳嗽了几声，又点了一支烟。之后，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起了我的悲伤往事。

在这个长长的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奥利芙进来了。她去市场买东西了。我停了下来，帮她把买的东西收拾好。之后佩格说：“薇薇，从头再讲一遍。把你刚才给我讲的所有东西都告诉奥利芙。”

我不想这样。这些年，我逐渐喜欢上了奥利芙·汤普森，但如果我需要借个肩膀大哭一场的话，她不会是我投奔的首选。奥利芙不算是个同情心泛滥、对别人关爱备至的人。但她毕竟在场 ，而且她和佩格——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像我的家长了。

看到我在犹豫后，佩格说：“就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薇薇。相信我——奥利芙比我们任何人都擅长这种事。”

于是我倒带回去，把我那个长长的故事从头讲起。一九四一年的搭车之旅，沃尔特对我的羞辱，司机说我是个“肮脏的小婊子”，我在纽约市郊度过的耻辱、黑暗的流放时光，以及如今司机的再度出现——一个曾在富兰克林号 上服役、身上带有烧伤的疤痕巡警。这个人认识我哥哥，这个人知道一切 。

这两个女人聚精会神地听我讲着。等我讲完以后她们依然聚精会神——好像在等故事的后续似的。

“然后发生了什么？”佩格在意识到我不说话了之后问道。

“什么都没发生。在那之后我就离开了。”

“你离开 了？”

“我不想跟他说话。我不想见他。”

“薇薇安，他认识你哥哥 ，他在富兰克林号 上待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他好像在那次袭击中受了很重的伤。而你却不想跟他说话？”

“他伤害了我。”我说。

“他伤害了你？他二十五年前伤害了你的感情，而你就从他身边走开了？从这个认识你哥哥的人身边走开了？从这个老兵 身边？”

我说：“那次搭车是我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佩格。”

“哦，是吗？”佩格呵斥道，“你有没有想过问问那个男人，他 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她变得躁动起来，这一点也不像她平时的作风。我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我想得到安慰，但我却被骂了一顿。我觉得又愚蠢，又尴尬。

“算了，”我说，“这没什么。我今天不该来烦你的。”

“别傻了——不是没什么。”

她从来没有这么犀利地跟我说过话。

“我就不该提这件事，”我说，“我打断了你的比赛——你就是因为这事跟我生气而已。抱歉我闯了进来。”

“棒球比赛我屁都不在乎，薇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