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自首之后（2/2）

“是你妈啥子首长呦！”四川人说：“我是就业人员。五四年肃反的时候进来，五八年又释放了。解放前西华工学院毕业的。搞不赢了！等你们七大队接到电话，从那边骑马过来还要个把钟头。万一人家接了电话不来呢？”

他研究着捆绑老几小腿的绳子。同时又犹豫是否该先止住老几头上的血。室内已经昏暗了，他用手电筒照着老几的头，把伤口上和头发里的玻璃茬子捏出来。然后他回到自己办公室，拿来一个脸盆，一块崭新的毛巾，又从暖壶里倒出热水，给老几清洗了伤口。他告诉老几头发里一共有两个口子，问题不会太大，他正好有红霉素眼药膏，可以防止发炎。等他把老几脸上的血擦掉，他愣住了，愣愣地说：“就是你呦？好了得！……从这里头跑出去的，你跑得最远，你晓得不？”

老几说他不晓得。其实四川人孤陋寡闻，比老几跑得远的还有一个，是四大队的，用红柳根刻出一个公章，偷了场部的公文纸制造了介绍信。他一直跑到台湾，在对大陆广播的电台演说了好几个月，都是有关他作为劳改犯的经历，渲染夸张到极痛处，就会哇哇大哭。

四川人告诉老几，他是从通缉令上认识老几的。他这时开始替老几上药膏，因为专注而嘴唇半启，老几看着他满嘴的坏牙，以及两只手上给烟头熏染的黄指甲。

四川人找到了保安干部捆绑打结的窍门，手、脚、嘴并用，开始解那个结。一边解，他一边告诉老几，只要把绳子按原来的绑法绑回去，保卫科干部不会发现的。解下的绳子被他扔在一边，然后他把办公桌摆回原位，擦掉桌面上的零星茶叶。他扶着老几上了一趟厕所，又把自己的棉大衣留下来。他的方案是让老几盖着大衣睡一觉，他会在凌晨四五点钟来把绳子重新捆上去，只不过捆得松一些，同时他还会带一块玻璃，换下被老几的脑壳撞烂的那块。

老几对着正翻窗子的四川人身影道谢时，他头也不回地说：“谢啥子谢？我晓得我自己咋个进来的，就晓得你是咋个进来的了！”

保卫科的干事们是第二天八点半钟上班的。老几听见科长和那两个干事在隔壁低声谈话，其中一个干事用河北话开玩笑。老几记得他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险些害死了他的两条小腿。门被打开了。在科长和两个干事看，老几动也没动过：昨天下班前给随便堆在墙角，现在还是墙角的一堆。没人发现窗子玻璃是碎了之后又换了新的，也没人发现老几头发里的伤口。就是发现他们也不会在意，流浪生活和西宁的警察都可能在老几头上留下伤痕。昨天捆绑老几的河北干事走上来，一脸讽刺的笑容问老几一夜过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几的裤子，发现老几的腿还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么会还好好的呢？不应该啊！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科长吼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阻挡河北干事向老几身上继续进球。一直到老几“呕”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科长和另一个干事才上来拉架。给老几松开绳子的是科长，一个安徽人。安徽科长押着老几去厕所，让老犯人又重新学步，从关押他的办公室蹒跚到走廊尽头花了十多分钟。脊背也歪了，刚挨了几脚的地方大概是左肺。昨天的捆绑和今天踢的那几脚还是见了成效，流浪途中改善伙食养出的健康，以及人民误给他的体面这时全丢尽。站到了茅坑上，安徽科长给老逃犯开了手铐，然后掏出手枪站在老几对面。老几蹲在那里，却不知浑身该哪里使劲。办公室的干部们都来上班了，在便池上站成一排，互相打招呼，聊天。不时有人跟安徽科长打招呼，然后再好奇地伸头看看蹲在茅坑上的老几。还会夹着一两句议论：“就是这老家伙？”“够能跑的他！”“找到淀粉牧草的那个？”“还博士呢！”“在哪儿自首的？”“西宁？” 金庸小说

有一个干部（大概是宣传科长）指着老几演讲起来。

“不自首在外面也不好混；全国马上就要开始搞四清运动了！赶上运动，哼！……”他意味深长地收住话。

老几肚子憋得很胀，但就是释放不了自己。他让自己再努一把力，因为过了这次上厕所的机会，下一个机会不知什么时候再出现。在大家的打量和品评中，在人眼和枪口的瞪视下，他只想把自己蹲得矮小一点，偏偏他的个头很难做到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厕所这么热闹。大家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要找伴？这里让老几想起他过去的好日子里常去的会馆或俱乐部。他活受罪地蹲着，本来就给捆伤了的小腿和脚撑不住他的身体，要靠他一只手扳住茅坑与茅坑之间的水泥隔断，手指别无选择地扣在一道道干了的鼻涕或其他生理液体上。从人们的议论中，他渐渐听懂了一件事。也就是为了这件事自己挨了那个干事的阴毒捆绑。似乎不会处决老几了，首先因为他找到的那种草确实含有淀粉，尽管是一种漆黑、半透明、发苦的淀粉。古书上对这种草就有记载，叫它“白冷草”，药、食两用。其次，不仅不枪毙老几，场部还要宣传老几，拿老几作宽大自首者的典型事例中的典型人物。

老几蹲在茅坑上分析，保卫科在他逃亡的几个月里忙怀了，吃不好睡不足，常常颠沛几百里，到一个个收容所去辨认难民。现在老逃犯自首了，河北保卫干事明着出不了气，只能阴着整他，把他的腿整残。

老几的巡回演讲是自首后一个礼拜开始的。演讲稿子是场部宣传科一个年轻干事为他写的，说政府的宽大政策如何感动了老几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改悔、死有余辜的人。他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没有和婉喻见面是多么的明智！婉喻从来没有完整地得到过他的心，那些年她得到的，不过是他的一份贴近的存在，而他给她的连累却要跟她一生形影相随。假如他跟她见面，她肯定就会进一步被他连累。那他才真的“死有余辜”。他数着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该说“有余辜”了。老几边念稿子边想，中国话狠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研究语言大半辈子，他发现在哪一种语言里都找不到同等量级的参照。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他自己的母语这么狠，这么解恨。死了还有余辜，难怪要灭九族，满门抄斩。他觉得自己割舍了和婉喻的见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则他老几万一死了，还剩下的余辜，就要清算到婉喻头上了。

老几不仅在大草漠上巡回演讲，还巡回到西宁的监狱、看守所、少年犯的工读学校去演讲。一身囚服给他换成了崭新的，一头花白卷毛发也常常修剪，梳成个西北版本的洋式偏分，在他囚服的上衣口袋里，还给他插了支自来水笔，把他打扮成秀才犯人。巡回演讲了半年，老几每顿饭有菜有汤，腰围大了一圈，在方圆七百多公里的三四个劳改农场里成了名角儿。他在第一次念完宣传干事写的稿子就把内容背了下来，因此在以后的演讲中，他的脸藏在稿子后面，脑子禁不住地开小差。这不能怪他，对他过剩的脑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随着演讲越来越熟练，他脑筋开小差也开得越来越自由。他开小差的那部分脑筋总是在想河北干事的眼睛：它们从他那双从绳子下幸存下来的腿移到他脸上，眼神充满失望，对他自己没有致残老几而失望过度。河北人由于失望而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让老几看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古训。

老几很快就要看到河北干事是怎样报仇的。

从巡回演讲回到七大队六中队之后，老几听说邓指调到刚刚成立的劳改分场去当政治部主任了。曾经跟解放军火拼的谭队长回到六中队既管行政又管政治。老几回到队上正赶上抢收青稞，收土豆。一天下午，那个河北保卫干事骑着马跑到田边来了。河北干事把老几叫到跟前，好像有什么急事要跟他说，却从他的大衣怀襟里窜出一只肥大的兔子。兔子一落地就向南跑，河北人用一个藏人的抛兜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在兔子前面的路上，兔子调转方向便向另一头跑去。河北人跟老几说，愣什么呢？那是种兔，还不快追！老几跟着兔子追去，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过了解放军定下的警戒线。这时候，河北人从另一个方向追过来，手上提着手枪，对老几说：“你磨洋工呢？跑了种兔我非毙了你不行！”

老几指着站成对角的两个解放军，结巴地表示他若再往前一步，那两支枪就会毙了他。

“他们敢开枪我给你顶着！我说是我要你去追兔子的！”他的枪口在五米之外对准老几。

老几只得继续他刚才追逐的方向追下去。其实这时兔子早已没了影子。老几突然悟到他活到头了。河北干事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他的计划不是今天才设计的，是从致残老几未遂那天早上就开始设计了。他精心编好的这个大圈套可以把他老几轻易干掉，干得不露痕迹，甚至不必自己沾手。他有过那样的逃跑前科，再次逃跑就是最省事的罪名，击毙他的动机无懈可击。

果然，解放军的两杆枪先后响起，伴随着两个不同乡音的叫喊：“站住！……再跑打死你！”

河北人的手枪也参加到解放军的射击竞赛中来。解放军第一枪是朝天开的。河北干事平时的打靶成绩不佳，所以两枪都没射中目标。老几向前一扑，趴倒在地上。河北干事气喘吁吁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并没有鲜血淋漓，便狠狠地但是轻声地吆喝：“起来，给我追兔子去！”

老几当然不能再给他接着当靶子，趴在原地哼唧着，想他再磨蹭一会儿，解放军就该追上来了，就算他给打死也会有眼证。否则作为再次逃亡，婉喻会受到天大的连累，他真是死有余辜了。

河北人却用枪口朝着他的后脑勺，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现在就打死你！”

枪口从他后脑勺移到他太阳穴，他眼睛的余光能看见枪口。眨眼间他就必须做出选择，是被河北人就地打死还是爬起来，向前再跑几步，在三把枪的子弹射线中争取那极狭窄的幸存可能。第三种选择是他立刻跟解放军解释，他并不在逃跑，而是在替这位保卫干事追种兔。但河北人可能在他开口前就开枪。假如他被河北人一枪干掉，就会从此被灭口。这件事的始末就永远也无法弄清。当然，河北人在事后解释的主动权大多了，事实可以因为他的解释而被全盘歪曲。河北干事有可能受到降级处罚。但对于已经死了的老几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已经死了的老几还是会被作为逃犯而连累他的婉喻。那就像他一口气结巴出来的一串“死、死、死……”；死若干回也无法表达他对小女儿丹珏的顾念。

几秒钟后老几决定争取射击夹缝里的幸存。草已经开始枯黄，草籽都成熟了，落尽了，轻了的草穗子不再耷拉着头，都挺直穗梢，一根根草都比初秋时高了。这是对他有利的一点。他往前爬着，让河北人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前跑，实际上他想尽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赶上来。但他还没站起又倒下去，在草丛里借着微微下坡的地势滚动。河北人对前体育健儿老几一无所知，所以老几突如其来的横向移动让他傻了一会儿，再开枪时，已经不那么容易。深及大腿的草海把老几的身影大致淹没。

解放军已经赶到，问河北人“咋回事儿？！”

河北人指着老几滚动的方向说：“在那边呢！老小子又想跑呢！咋不开枪呢？！”

这时候老几紧贴地皮俯在草丛里，把他们的话都听见了。

现在不光是解放军赶上来，谭队长也赶了上来，也是手枪在前人在后，如临大敌地侧身冲锋。战斗英雄谭队长大声跟解放军叫喊，谁又吃饱了撑的在他当班的时候开枪。河北人此刻已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从当兵的手里夺过自动步枪，正要开枪，被谭队长把枪口猛地抬高。

谭队长问解放军和河北干事，老小子为啥要跑？解放军说不知道，他们就是看见他跑才开的枪。河北人说，老小子不跑为啥到警戒线外头来了？！谭队长对着老几藏身的地方喊话，问他好好的怎么又要逃跑。

老几趴在凹荡里不露头，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想跑，是保卫干事命令他追种兔，他不得不跑。河北干事说老王八蛋太狡猾了！谁让他追兔子的？！老几不再说话了。看来他当时的逃亡给了这位河北干事很大的苦头吃，所以现在他铁了心要报复他。一个人铁了心要害你，你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此刻那边收庄稼的田里热闹起来。有人喊：“往那边跑了！……从这边堵住！……”

两个解放军紧张了，往回张望，发现一大群犯人在田里跑动。谭队长也紧张起来，对犯人们猛吹起哨子。犯人们根本不理会，把刚装了麻袋的土豆又倒出，土豆四散乱滚。一个解放军往吵闹的地方跑去。

只听一阵欢呼：“逮到了！逮着了！”

谭队长大声斥骂：“操你妈的逮到什么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军回答说是犯人们逮到了一只大肥兔子，已经在一麻袋土豆上给摔死了。老几心想，这下物证和眼证一块给灭了。谭队长向老几的方向走来，一面斥骂老几这个老不是东西的，还没害六中队害够？逃跑了几个月，六中队的队干部连探亲假都给取消了，他个老不是东西的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勾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都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销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和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xx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洞口进行交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精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草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射，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插进序列。

这以后，老几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对于寒暖的感受也迟钝了。除了在黑号子里来回踱步，疯狂盲写，就是坐在草铺上歇一口气，接着再疯狂盲写。他从记忆里的一摞稿纸盲写到另一摞稿纸，就像一个盲棋棋手同时下五六盘盲棋。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告诉婉喻，从重庆回上海的大迁徙是怎样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阔绰的时间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