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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百花齐放：如何“做”经济学（2/2）

奥地利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过于极端了。他们认为，政府只需要提供法律和秩序，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超出这个范围的干预都会让社会失去平衡，最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被表述得最清晰。然而，它在理论上不太能够令人信服，也没被历史证实过。在市场和政府如何搭配上，不仅国与国之间差异巨大，一国之内的不同市场差异也巨大。在美国，巧克力棒就比小学教育更具市场导向。在卫生保健领域，韩国就比英国要更依赖市场解决方案，但在供水或铁路运输方面则相反。如果真有“滑坡”（slippery slope），就不会有这些差异了。

熊彼特学派

一句话总结：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但随着企业变大，变官僚化，它迟早会衰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peter，1883—1950）这个名字，在经济思想史上还算不上最响亮，但其思想的原创性足以让整个学派以他的名字命名——熊彼特学派或新熊彼特学派 [14] ，这个殊荣连亚当·斯密都没有享受到。

跟奥地利学派一样，熊彼特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阴影”下做研究，这“阴影”有多大，看看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 cialis, and deocracy ）就知道：这本书的前四章都是写马克思的。 17 著名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n）曾经打趣说，熊彼特只是“换掉形容词的马克思”。

创造性破坏的风暴：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马克思曾经强调科技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熊彼特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novations），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创新。创新能让成功的企业家在各自的市场获得暂时的垄断，获得超额利润（exceptional profit）——他称之为企业家利润（entrepreneurial profit）。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对手开始模仿，迫使大家的利润都降低到“正常”水平。看看现在的平板电脑市场就好了：现在这个市场充斥着大量的平板电脑产品，而过去它几乎被苹果公司的ipad垄断。

在熊彼特看来，这种由技术创新推动的竞争，比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竞争更有力更重要。后者只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生产者为占有市场，努力提高效率，互相降价而已。熊彼特说，通过创新来竞争“（比价格竞争）要有效率得多，如果说价格竞争是把门撬开，那创新竞争就是把门炸开”。

在这一点上，事实已经证明熊彼特有先见之明。他认为，一个企业，无论现在看起来地位多么稳固，长期下来，它也没法安全抵挡一个个“创造性破坏的风暴”。ib和通用汽车的衰退，都证明了创新竞争的威力，要知道，这些企业在全盛时期，都主导着他们行业的全球市场。

为什么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会衰亡？为什么他错了？

熊彼特尽管相信资本主义的活力，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却不乐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科学原理在科技创新上的应用（“企业实验室”的建立），企业家让位给了职业经理人——熊彼特轻蔑地称之为“搞行政的”（executive types）。随后企业的管理会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资本主义就会失去活力——其活力靠的是企业家这个极具魅力的英雄的视野和干劲。资本主义慢慢衰落，这个死法跟马克思预言的暴力推翻很不一样。

熊彼特的预言并没有成真。实际上，资本主义在他悲观预测其衰亡之后，反而变得更有活力了。之所以预测错了，是因为他没能看出创新很快变成一种集体事业，不仅要靠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还有要企业内外众多的参与者。

在复杂的现代行业，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通过渐进式创新（crental novations），这些创新大多是为了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而摸索出来。这意味着，连生产线工人也参与其中。的确，日本汽车企业采用的生产方式，就是能让工人最大限度地投入于创新过程当中，然后企业从中受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丰田（toyota）。那种（几乎）靠一个天才，例如瓦特或爱迪生，就能完善新科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还不是全部。企业还利用各种非商业参与者的研究成果和资金，比如政府、大学和慈善组织。如今整个社会都参与到创新中来了。

正是由于没有预见到创新过程中的这些外部参与者的作用，熊彼特才会误以为个体企业家的空间缩小后，资本主义会失去活力和衰退。

幸运的是，熊彼特的学术继承者（有时候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克服了这个理论局限。尤其是他们通过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 of novation）理论，研究了创新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企业、大学、政府以及其他机构（或个人）之间的互动。 [15] 话又说回来，（新）熊彼特学派还是被批评说过于关注技术和创新，相对忽视了其他经济领域，比如劳工、金融和宏观经济。平心而论，其他学派也有过于关注某些特定领域的问题，只不过熊彼特学派关注的还要更狭窄而已。

凯恩斯学派

一句话总结：对个体好，不一定对整个经济总体好。

凯恩斯（john aynard keynes，1883—1946）跟熊彼特同一年出生，也同样享有整个学派以他名字命名的荣耀。但就学术影响上，熊彼特却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凯恩斯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发明宏观经济学，重新定义了这门学科。宏观经济学这个经济学分支，它将整个经济作为一个实体来分析，但这个实体不等同于它的各个部分的加总。

在凯恩斯之前，大多数人都赞同亚当·斯密说的“一个行为如果在家庭中算审慎，那么它在国家中也不会是愚蠢的”。这个看法至今仍有人信。2011年10月，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就呼吁，所有英国人应该尽力把他们的信用卡债务还清。他没有意识到，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听取他的建议，减少开支去还债，英国经济的需求面就会崩溃。他不明白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后来他的顾问迫使他收回这种令人尴尬的言论。

为了推翻这种观点，凯恩斯试图去解释：如果说市场能够平衡供给和需求，为什么还会长期存在失业工人、闲置工厂和卖不出去的产品？

为何有失业？凯恩斯的解释

凯恩斯先从一个显而易见的观察开始：一个经济体不会将它所有的产出都消费掉。如果所有生产的东西都被卖掉，从而所有的生产投入都被使用（包括工人都被雇用），这被称为充分就业，那么产出与消费之差，也就是储蓄，必须全部拿去投资。

不幸的是，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储蓄会等于投资，尤其是当投资者和储蓄者不是同一拨人的时候，不像资本主义早期，当时工人工资太低，没法存钱，资本家都是用自己的储蓄去投资。投资和储蓄不相等，是因为投资往往无法立即实现收益，投资金额的大小往往要看投资人对未来的预期。而对未来的预期，主要是由心理因素推动，而不是通过理性计算，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并不只是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已。有些事，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计算它每一种可能情况的发生概率，我们称之为风险。的确，对有关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的风险——如死亡、火灾、车祸等的计算能力，已成为保险业的基石。然而，对其他许多事，我们连可能发生的情况有哪些都不知道，更别说他们的发生概率了。对不确定性这个概念的最佳解释，来自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sfeld ）。有点意外吧！2002年，他在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有些事是‘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我们知道这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有些事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还有一些是‘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这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无知。”“未知的未知”，精辟总结了凯恩斯所说的不确定性。

创造充分就业的积极财政政策：凯恩斯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投资者可能会突然对未来感到悲观，从而减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可能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用专业术语说就是“储蓄过剩”（savgs gt）了。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过剩迟早会被消除，因为对储蓄的低需求会迫使利率（也就是借钱的代价）降低，使得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

凯恩斯指出这种事不会发生。投资下降，整体开支也跟着下降，既然一人之支出就是另一人之收入，那么收入也跟着下降。收入减少反过来会减少储蓄，因为储蓄本质上就是收入用于消费之后剩下的钱（收入减少后，消费其实不会有很大变化，这是由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和习惯共同决定的）。最后，储蓄会减少到刚好符合低迷的投资需求。如果过剩的储蓄是以这种方式减少的，就不会有利率下降的压力，也就没有对投资的额外刺激了。

凯恩斯认为，投资只有在投资者的动物精神（anial spirits）受到新科技、金融狂热等不寻常事件刺激时，才会高到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动物精神，根据凯恩斯的定义，是“不想无所事事，想做点什么的自发性冲动”。在他看来，正常状态就是投资在有效需求（effective deand，实际上由购买力支撑的需求）的水平上等于储蓄，但在有效需求的水平上，不足以支撑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主动使用公共支出，把需求撑起来。 18

货币在经济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工作：凯恩斯金融理论

凯恩斯经济学充斥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货币不仅仅是新旧古典学派所认为的记账单位或方便的交易媒介。在凯恩斯看来，它是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流动性（liidity）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是迅速改变个人财务状况的手段。

鉴于此，金融市场不只是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同时还可以利用不同人对同一项目的投资回报的估计不同来赚钱，换句话说，金融市场也是个投机（specution）的地方。在这个市场，买卖资产的主要推动力已不是最终回报，而是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关于其他人心中的预期的预期，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关于平均意见的平均意见”（avera opion about the avera opion）。凯恩斯认为这是金融市场上常见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ur）的基础，让金融市场本身就有出现金融投机的倾向，常常大涨大跌。 19

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凯恩斯对由投机驱动的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灾难提出了著名的警告：“如果投机者只是平稳的企业河流上的泡沫，他们可能没什么危害；但如果企业变成投机旋涡上面的泡沫，那形势就非常严峻了。当一国的资本发展沦为赌场的副产品，事情十有八九会搞砸。”他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投机者，即使在慷慨捐了大笔钱做慈善之后，他的身家（换成今天的币值）也超过1000万英镑（或1500万美元）。 20

适合20世纪，但适合现在吗？

跟新旧古典学派比起来，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更适合20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基于这种认识：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储户和投资者的结构性分离，使得储蓄和投资难以相等，充分就业也因此变得难以实现。

此外，凯恩斯学派准确认识到金融在现代资本主义扮演的关键角色。古典学派没有给予金融太多的关注，因为古典学派发展的时期，金融市场还很原始。等到新古典学派兴起时，金融市场虽说已经跟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很像了，但是，由于看不到不确定性，货币在新古典学派眼里也就不是很必要。相比之下，金融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则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也是凯恩斯学派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学派的缺点

要说凯恩斯学派的缺点，那就是过于关注短期。凯恩斯自己就有一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古典经济学家常常主张，在长期，“基本”力量比如技术和人口结构变化，自然会解决一切事情。凯恩斯则强调，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能指望这个。这一点他绝对正确。不过，把焦点放在短期宏观变量上，则导致凯恩斯学派在处理长期议题方面较弱，比如在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处理上。 21

制度学派

一句话总结：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尽管他们可能改变社会规则。

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群美国经济学家向主流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发出挑战，认为他们不够重视或忽视了个体的社会性——也就是人是社会的产物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分析制度（stitutions），或者社会规则，因为他们影响甚至塑造了个人。这群经济学家被称为制度学派（stitutionalist school），或被称为旧制度学派，以便跟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分。

个人由社会塑造：制度学派的兴起

制度学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 veblen，1857—1929），他因为质疑理性、追逐私利的个人而出名。他认为，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很多层次：本能、习惯、信仰，最后才是理性。他同时强调，人类理性不可能永恒不变，它由社会环境所塑造。社会环境由制度组成，其中有成文规则，比如法律、企业规章，也有不成文的，比如社会习俗、商业惯例。我们观察的个体周围到处是这些制度。凡勃伦相信，制度不仅影响人的行为，还能改变人；而反过来，人也可以改变这些制度。 22

20世纪初，美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从凡勃伦对制度的强调那里获得灵感，同时公开或暗自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吸收养分，然后自成一派。在得到凡勃伦的同意后，这个学派在1918年正式宣布自己为制度学派，领袖是凡勃伦的学生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itchell，1874—1948）。 [16]

该学派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最风光，许多成员都参与了新政的制定和执行。如今大家都把罗斯福新政看成是凯恩斯的政策计划。但实际上首个新政计划是1933年实施，第二个是1935年，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到1936年才出版。正如我在第3章提到的，罗斯福新政涉及的更多的是制度——金融监管、社会保障、工会和公共事业管理，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二战”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政策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1953—1956年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

个人不完全由社会决定：制度学派的没落

制度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衰落。部分原因是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了。新古典学派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相当狭隘，强调理论要以个人为基础、“普遍”假设和抽象模型。这导致他们认为制度学派不只是不一样而已，而是在智力上就低他们一等。

但其实制度学派衰落也跟自身弱点有关。他们没能将制度生成、维持和演变的各种机制完全理论化。他们只是将制度看作正式的集体决策（比如立法）的结果或者历史的产物（比如文化规范）。然而，制度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形成。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就认为，理性个体的互动会产生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制度。行为学派则指出，个体与组织为应对复杂性发展出了认知机制（gnitive devices）——这也是一种制度。马克思主义学派则提出，为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所作的尝试，也会产生制度。

另一个大问题是，学派中有些学者太强调个体的社会性了，这实际上是某种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is）了。社会制度和结构就是一切，个体完全由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决定。“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正在没落的）美国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克拉伦斯·艾尔斯（crence ayres）就说过这么一句名言：“个体是不存在的。”

交易成本和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有新古典和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在道格拉斯·诺斯（dougss north）、罗纳德·科斯（ronald ase）、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n）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新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 23

新制度经济学家既然称自己为制度经济学家，就想表明他们不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想只关注个体而忽视影响个人行为的制度。不过，他们又强调自己的“新”，很明显是要和原来的制度学派——现在称之为旧制度经济学派划清界限。跟旧制度学派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新制度学派会分析个体的刻意选择是如何衍生出制度的。 24

新制度学派的主要概念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st）。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唯一的成本就是生产成本，比如物料、工资等。然而，新制度学派则强调，经济活动的组织也有成本。有的人定义很窄，只将跟市场交易本身相关的成本称为交易成本：发现替代产品（逛街等）的成本、真正购物以及讨价还价的时间和金钱。有的人定义要宽很多，叫“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不仅包括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还包括交易完成后的合同执行成本。因此，如果按这个更宽泛的定义，交易成本就包括防盗的治安维护成本、司法体系的运作成本，甚至包括确保工人的劳务付出达到合同规定上限的监控成本。

制度不仅仅是约束：新制度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新制度学派通过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有趣理论和案例研究。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说是“市场”经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经济活动是发生在企业内部。简单回答就是：由于市场的信息成本和合同执行成本很高，市场交易的成本也往往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企业内部不同等级的指令来完成任务，效率会高很多。另一个例子是产权（property rights）理论。新制度学派认为，产权，确切来说，就是关于某种财产的所有者对那种财产能够做什么的规则。关于产权会对投资模式、生产技术选择和经济决策带来什么影响，该学派有很精彩的分析。

尽管有这些重要贡献，新制度学派作为一门“制度”理论却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它把制度看成约束（nstrats）——对无拘无束的自利行为的约束。但制度不光可以“约束”还能够“赋能”（enablg，激发新的可能）。制度限制个体自由，往往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集体能够做得更多，比如交通法规。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制度也可以赋能，但是却没有明讲，一提到制度，还是继续称之为约束。这样就传递出制度的一种负面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不出制度的“建设”作用。制度不只是约束个体行为，还能塑造人的动机。新制度学派漏掉了这么重要的一面，因此还不能算完全成熟。

行为学派

一句话总结：我们不够聪明，因此我们得有意识地用规则限制我们的自由选择。

之所以叫行为学派，是因为它试图根据真正的人类行为来建模，他们没有像新古典学派一样假设人是按照理性自私的方式来行事。这个学派还将这种方法延伸到经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中，比如如何最好地组织一家企业或设计金融法规。因此，该学派跟新制度学派有基本相似之处，两派成员也有重叠。

行为学派是迄今为止我们考察过的所有经济学派中最年轻的，但其实也比大多数人想的要老。这个学派最近声名鹊起是因为行为金融学和实验经济学，但其实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出现了，特别是出现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on，1916—2001）的著作中。 [17]

人类理性有局限，个人和社会需要被规范

西蒙的核心概念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他批评新古典学派不该假设人拥有处理信息的无限能力，或者说上帝般的理性。他自己称之为“奥利匹亚理性”（olypian rationality） [18] 。

西蒙并不是说人类是不理性的。他的观点是，我们很想要理性，但能力有限，而且世界还很复杂——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人类决策的主要约束往往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不足。

正由于有限理性，我们发展出一种心智“捷径”（ntal ‘shortcuts’），能有效节省心智能力。这些被称为启发式方法（heuristics，启示法）或直觉思考，有多种形式：经验法则、常识或专家判断。这些心理工具的背后，是对模式的识别能力，它能让我们舍弃大量的选择，只专注于小范围、可管理、最有前景的选择。西蒙经常以国际象棋大师为例。他们就是使用这种心智方法的人，他们的秘诀就在于他们能够迅速排除那些胜算较小的路径，把精力集中在更可能产生最好结果的棋步序列上。

只聚焦一小部分的可能选项，意味着最终选择可能不是最优的，但这种方法能让我们运用有限理性，去处理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西蒙认为，当人类做选择时，他们只是足够满意（satisfice），也就是说，人类只是追求“足够好”（good enough）的解，而不是新古典理论认为的最优解。 25

市场经济vs组织经济

行为学派一开始是研究个人决策，但后来兴趣不断延伸。在行为学派眼里，通过简化决策规则，帮助我们的有限理性去应对复杂世界，不应该只发生在个体层面。

我们建立起组织惯例（anization routes）和社会制度，以便我们能够弥补有限理性的不足。就像个人层次的启发式方法一样，这些组织和社会规则虽然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自由，却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能够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规则使我们更容易地预测其他相关行动者的行为，因为这些人也会遵守规则，并按照特定的方式行动。这一点奥地利学派也强调过，只是用了稍微不一样的表述，他们强调的是“传统”作为理性基础的重要性。

如果采用行为学派的视角，我们看经济的方式就跟主流的新古典学派非常不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描述成“市场经济”。行为学派则强调，市场实际上只占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当小的一部分。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90年代就估算过，美国80的经济活动都是发生在组织内部，比如公司或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 26 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更适合叫作组织经济（anization enoy）。

情感、忠诚和公平为什么重要

情感、忠诚和（追求）公平这些人类品质，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眼中，说得最好听就是跟理性决策无关，说得最难听就是阻碍理性决策（让人们在决策时分心）。但行为学派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解释这些人类品质为什么重要。

有限理性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情感不见得是理性决策的绊脚石，反而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决策过程的重要部分。根据西蒙的说法，因为理性有限，我们必须将我们有限的心智资源聚焦在解决手头最重要的事情上。情感提供了这种焦点。行为学派认为，组织成员的组织忠诚对组织的良好运转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组织充斥不忠诚的员工，那么监管和惩罚其自私行为的成本就会高到让组织不堪重负。同样，公平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当组织或社会的成员认为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就不会对组织或社会忠诚。

太聚焦于个人？对行为学派的评价

行为学派虽然是最年轻的学派，却让我们从根本上反思了关于人类理性和动机的理论。通过它，我们对人类如何思考和行动的理解比以前全面多了。

行为学派试图通过个人理解人类社会。准确地说，研究还不是人，而是比人还要“低”的心智过程，这是行为学派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由于太专注于这个“微观”层次，行为学派看不到更大的经济系统。其实真没必要这样。西蒙不也是写了许多关于经济系统的文章和著作。但该学派大多数学者都太关注个人，尤其是研究实验经济学（experintal enoics）和神经经济学（neuroenoics）的那些学者。实验经济学试图通过控制实验来确定人类是否是理性和自私的；而神经经济学则是试图建立大脑活动和特定行为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点，行为学派过于关注人类认知和心理学，这使得它在科技和宏观经济学上没什么可说。

结论：经济学如何做得更好

保持知识多样性，鼓励“交叉授粉”

光认识到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还不够。这种多元还必须保留，甚至发扬。不同的方法强调不同方面，提供不同观点。多了解一些学派，而不只是一两个，我们就能够对这个叫“经济”的复杂实体有更全面、更平衡的理解。就像生物种群的基因库越多样，它对冲击的承受能力就越强一样，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更多样，它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能力就比“单一的知识作物”强。实际上，这已经被事实验证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要不是主要国家政府马上就抛弃自由市场经济学，转而采用凯恩斯政策，我们可能要经历像1929年大萧条类似的崩溃。

保持多元还不够。我们不能只是让百花齐放，还要让它们交叉授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可以互相学习，丰富我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

那些在知识上有明显关系的学派，其实早就“交叉授粉”过了。发展主义传统和熊彼特学派已相互交流过，并互相获益。后者靠前者的理论，理解了适合科技发展的大环境；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阐释了技术创新如何发生。在理解企业内部运作尤其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学派、制度学派和行为学派也一直在相互交流，只不过通常是以敌对的态度。凯恩斯学派、行为学派都强调心理因素，但直到最近才在新分支“行为金融学”发生值得注意的思想交叉授粉。

不过，交叉授粉也可以发生在人们眼中无法相容的几个学派之间。古典学派（右）、凯恩斯学派（中）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左）尽管在政治光谱上距离很远，但都将阶级视为社会的基础。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一直争得不可开交，但他们都认为，世界是复杂不确定的，因此我们的理性在处理这样一个世界时也就非常有限（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也都这样认为）。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和行为学派都认为人有很多层次，如果我们用制度学派的说法，它由本能、习惯、信仰和理性构成，虽然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可能会觉得其他两个学派的人都是令人反感的左派。

做好经济学，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

即使读者被我说服了，赞同经济学应该保持知识多元化，并鼓励交叉授粉，他们也可能会问：“那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只有极少的读者会成为职业经济学者，有机会保持或增加经济学的多样性。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别人决策的被动受害者，我们就必须知道经济学不同研究方法的一些思想。每一个影响我们生活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比如最低工资、外包、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养老金，等等，背后都有某种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这些理论要么激发了那些政策和行动，要么为那些当权者本就想做的事提供借口（且后者更常见）。

只有当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有很多种之后，才能在当权者向我们说“没有替代方案”（there is no alternative，简称ta）时——撒切尔夫人有一次为其争议政策辩护时就是这么讲的——告诉当权者他说错了。当我们知道，敌对经济学派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时，如果有人将任何事都描述成非黑即白而让争论两极化，我们就能有效抵御他的论证。当我们知道，不同经济理论的观点之所以不同，部分是因为背后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不同，我们就有信心参与讨论真正的经济学——即政治争论（political argunt），而不是对错分明的“科学”。只有当大众展现出对上述事情的认识，经济学家才不会以科学真理守护者的姿态吓唬一般民众。

由此可知，了解不同的经济学派，掌握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才能学会的深奥武功。它对学习经济学至关重要，并有助于让经济学更好地服务全人类。

第4章 百花齐放：如何“做”经济学（2/2）

第4章百花齐放：如何“做”经济学（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