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百花齐放：如何“做”经济学（1/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

任何顾客都可以给车刷上任何他想要的颜色，只要这辆车是黑色的。

——亨利·福特（henry ford）

至尊戒，驭众戒 [1] ：经济学研究进路的多样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想让你相信，经济学就只有一种——新古典经济学（neocssical enoics）。在这一章，我会介绍不下九种经济学，即九个经济学学派。 [2]

然而，这些学派并不是水火不容，有的学派之间的界限还很模糊。 1 但看清这一点很重要：认识和解释经济，或者说“做”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够声称自己优于其他学派，更不能说只有自己学派才是真理（垄断了真理）。

一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理论本质。所有理论，包括自然科学如物理学，都需要对事物进行抽象，因此也就无法捕捉到复杂现实世界的每一个方面。 2 这意味着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一切。每个理论都有优缺点，这取决于它所侧重的和忽视的是什么，它如何将事物概念化，如何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全面超越其他理论——或者像《魔戒》小说中的至尊戒一样驭众戒。 3

经济学跟自然科学还有一点不一样，它研究的是人，人有自由意志和想象力。人不只对外在条件做出反应。通过想象乌托邦，说服他人并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试图——而且往往成功——改变外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3] 因此，任何研究人类的学科，包括经济学，都得对他们的预测能力保持谦逊。

此外，跟自然科学的另一个不同是，经济学包含价值判断，虽然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经济学是价值无涉（vae-free）的科学。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证明，在技术概念和枯燥数据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生活，如何对待少数人的意见，如何定义社会进步，实现“更伟大的利益”（the greater good） [4] 的方式有哪些是道德的，以及如何定义“更伟大的利益”。 4 一个理论从某些政治或伦理角度看更“正确”，在其他角度看可能就不是了。

鸡尾酒还是整个酒柜：如何阅读这一章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不同的经济学派，但一下子要你学这么多，你可能会有点吃不消，就好像你本来可能只对香草味冰激凌感兴趣，突然要你吃九种口味一样。

虽然我已经简化了很多，但读者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复杂。为了帮助读者，我会在每一节的开头对那节要讨论的学派做一句话总结。这些总结当然太过简单了，但至少会让你战胜最初的恐惧，就像你即将进入一个新城市，别人送给你的地图或手机一样。

就算是那些想学不同学派的读者，也会觉得学两三个就够了。为方便读者，我把经济学当作一种鸡尾酒，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下面这个表有很多种鸡尾酒，每种由两到四个学派混合而成，每个学派有各自讨论的议题。其中一些鸡尾酒，比如si或者ck，喝起来就像混了很多辣酱的“血腥玛丽”（bloody ary），因为彼此不相容。其他的，比如dki或者ds，可能喝起来更像“种植者宾治”（pnter&039;s punch），不同口味互补。

我希望你试过一两种之后，就想把整个酒柜都喝个遍。即使你不全喝，喝一两种也能明白，“做”经济学不止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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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派

一句话总结：市场通过竞争，让生产者随时保持警觉，因此政府不用干预市场。

今天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既然有新古典经济学，就说明之前有古典经济学（不过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声称他们继承了古典学派，我会在后面解释）。

古典经济学派在18世纪末出现。当时这门学科还不叫经济学，而是叫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noy），因此，这个学派在当时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它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第2章我们已经讲过。斯密的学说在19世纪初得到三个同代的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分别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和马尔萨斯（robert alth，1766—1834）。

看不见的手，萨伊定律和自由市场：古典学派的主要观点

古典学派认为，每个个体经济参与者追求私利，产生了有利于社会的结果——国家财富最大化。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却因为市场竞争的力量而成为可能。为了追求利润，生产者会努力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最终促使他们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生产产品，从而最大化国家产出。这个思想被称为“看不见的手 ”（visible hand），它可能是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比喻，虽然斯密本人在《国富论》里面只提到过一次，也没有将它摆在其理论的突出位置。 [5]

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也信奉所谓萨伊定律（say&039;s w）。这个定律说，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它背后的推理是：每个经济活动都会产生跟它的产出价值相等的收入（工资、利润等）。因此，不可能发生因需求不足导致衰退的事。任何衰退一定是因为外生因素，比如战争或者大银行倒闭之类。既然市场不可能自然衰退，任何企图阻止衰退的政府干预，比如蓄意使用赤字支出，都会扰乱自然秩序。在古典经济学占主流的年代，许多衰退本可以缩短或减轻，却受这种思想影响而被延长了。

古典学派反对任何限制自由市场的政府干预，比如保护主义或者管制。李嘉图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 理论（parative advanta），进一步丰富了支持自由贸易的理论。他的理论表明，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就算一个国家生产的任何一种产品都没法比另一个国家便宜，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还是能让双方的产出最大化。他们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达到产出最大化。效率更高的国家选择生产并出口成本优势最大的产品，效率更低的国家选择生产并出口成本劣势最小的产品，两边产出就可以达到最大。 [6]

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三种阶级组成，用李嘉图的话说就是资本家、工人和地主。这个学派的思想家——特别是李嘉图强调，国民收入中最大的一块入了资本家的口袋（也就是利润），长期来说这对所有人都有益，因为在这三个阶级中，只有资本家会进行投资并带来经济增长；工人阶级太穷，没法储蓄和投资；而地主阶级只会把收入（地租）用在像雇佣用人这种“非生产性”的奢侈消费上。根据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说法，英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导致人们要去开垦越来越多的低质量土地，而已有的较高质量土地的地租也会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利润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占比下降，威胁到了投资和增长。他建议，废除保护英国国内谷物种植者的《谷物法》（rn ws），从其他土地质量还很高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粮食，这样利润的占比就会增加，经济的投资和增长能力就会随之增强。

阶级分析和比较优势：古典学派对今天的意义

虽然古典学派历史有点久了，现在也没什么人信奉，但它的一些学说仍然适用于当下。

古典学派认为整个经济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而不是个人。这点可以让我们看清个人的行为是如何深受他在生产系统中的位置影响的。现在的销售公司仍然用阶级分类来制定他们的战略，由此可见，阶级仍然是一个跟当下相关的范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不再使用阶级概念，甚至还积极否定它的存在。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很明显的局限，因为它是静态的——技术是给定的，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最好的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它其实比新古典学派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heckscher-ohl-saueln theory，下简称hos）要更贴近现实，虽然后者是今天最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 [7] 在hos理论中，所有国家在科技和组织上都有能力生产所有东西。他们之所以选择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仅仅是因为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资本和劳动力组合，而各国在资本和劳动力上的相对要素禀赋不同。这个假设得出了脱离现实的结论：危地马拉（guatea）没有生产宝马汽车（bw），不是因为它没能力生产，而是因为生产汽车需要的资本非常多而劳动力很少，而危地马拉的劳动力很多，资本却很少，因此生产宝马汽车不经济。

错误与过时之处：古典学派的局限

古典学派有些理论完全就是错的。萨伊定律使得古典学派没法处理宏观经济 问题（与经济总体状况相关的问题），比如衰退或失业。在微观经济 层面（个体经济行为层面），古典学派也有严重局限。它没有理论工具解释为什么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可能会产生对社会有害的结果。

一些古典理论即使在逻辑上没错，也没法再适用于今日，因为这个理论当初所面对的世界，跟现在的很不一样。许多“铁律”都没有发生。比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压力会提高农业租金，挤压工业利润，当挤压到一定程度，投资就可能会停止。然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后来粮食生产和避孕等方面的技术是如何飞速发展的。

新古典学派

一句话总结：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不要干预他们，除非市场失灵。

新古典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兴起，其开创性工作由威廉姆·杰文斯（willia jevons，1835—1882）和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做出，站稳脚跟则是靠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大约在马歇尔时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成功将学科名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noy）改为“经济学”（enoics）。这个转变表明，新古典学派想让它的分析可以成为纯科学，也就是不要涉及政治（和道德）等包含主观价值判断的维度。

需求因素、个体和交换：与古典学派的差异

新古典学派宣称自己是古典学派的继承人，同时又觉得自己跟古典学派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前面要加个“新”字。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几处。

它强调需求（源自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价值评价）在决定产品价值上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家相信，产品的价值是由供给决定，也就是由它的生产成本决定。他们以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测算生产成本——这就是劳动价值论 （bour theory of vae）。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产品的价值（他们称之为价格）还取决于潜在消费者对它的价值评价。某种产品生产困难，并不意味着它就更有价值。马歇尔更进一步，他认为，短期来看，需求条件在决定价格上更重要，因为供给条件短期没法改变；但长期的话，供给条件更重要。在长期，如果某个商品的需求增加（减少），就有更多的投资进入（撤出），生产设备因此增加（减少），产量就会增加（减少），价格也就随之下降（上升）。

新古典学派把经济想象成理性且自私的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像古典学派一样，将经济看成是不同阶级的集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个体被设想为一个单向度的人——一部“享乐机器”（pleasure ache），这部机器最大化自己的快乐（效用 ，utility），最小化自己的痛苦（负效用 ，disutility），而且这种享乐（或者说效用）也往往是取狭义的物质定义。就像我在第5章要讲到的，这严重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 5

新古典学派将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转向消费和交换。对古典学派来说，尤其是亚当·斯密，生产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斯密相当关注的是生产组织的演变如何改变经济。他有一套社会分阶发展的历史观，分阶段的依据就是看其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这种历史观后来被马克思继承下来）。相比之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体系被看成一张交换的网，驱动交换的是“自主”（vereign）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新古典学派几乎不讨论实际的生产过程如何组织和演变。

自利的个人和自我平衡的市场：与古典学派的相似之处

尽管有这些差异，古典学派有两大核心理念还是被新古典学派继承并发扬光大。第一个理念是经济参与者由自利（self-terest）驱动，但市场竞争可以确保他们的行动集合产生对社会有利的结果。另一个理念是，市场能够自我平衡。 [8] 因此，像古典学派一样，新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新古典学派更喜欢称之为市场经济——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得最好，因为市场有回归均衡状态的倾向。

由于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在20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个重要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判断社会进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认为，如果我们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那么只有一部分人境况变好同时无人变差的社会变化，才能叫改进（iprovent，也译为改善、优化）。我们不能再以“更伟大的利益”的名义去要求任何人做出牺牲。这被称为帕累托标准 （pareto criterion），它已经成为今日新古典经济学用来判断任何社会改进的基础。 6 很不幸，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帕累托标准于是成了维持现状、顺其自然也就是自由放任的有效方法。这个标准让新古典学派倒向保守主义。

反自由市场革命：市场失灵论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两个理论发展，切断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自由市场的锁链。在那之后，我们不可能再把它们等同起来，虽然至今仍有一些人存在这种误解。

两大发展中，更基本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或者说市场失灵论 （ou）于1920年代提出。庇古认为，某些情况下，市场价格没法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比如，工厂可能会污染空气和水，但因为空气和水并没有市场价格，会被当作免费物品。但这样会导致污染的“过度生产”，环境被破坏，社会遭受损失。

问题就在于，有一些经济活动的影响（effects）没有在市场上标价，因此没有被经济决策考虑到，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性 （externality）。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理由对产生负外部性 的工厂收取污染税或进行管制（比如对超出污水排放额度部分进行罚款），促使工厂减少污染。同理，也有一些经济活动具有正外部性 ，比如企业的研发（r&d）。由于研发产生的新知识能够被其他人所用，研发创造的总价值超过企业利用它产生的收益。因此，政府应当补贴进行研发的企业或个人，这样他们才会做出更多研发，造福社会。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还被用于其他方面的市场失灵，这个我会在第11章讨论。

另一个发展出现在1930年代，虽然只是对帕累托标准的小修正，但同样重要。这个理论发展叫补偿原理 （pensation prciple）：如果某个改变对受益者的总收益在补偿所有受害者的损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就算它有违帕累托标准（也就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改进。有了这个原理，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损害某些人利益的改变背书了，只要能够补偿所有损失，从而避免陷入帕累托标准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补偿很少兑现。 [9]

反革命：自由市场论的复兴

经过这两个发展，按道理新古典学派没有理由再继续推崇自由市场政策了。的确，在20世纪30—70年代，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然而，当今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有自由市场倾向的占绝大多数。之所以会这样，更多的是因为80年代之后的政治转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识不到自由市场的局限。单看理论的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反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弹药”反而更充足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乔治·阿克洛夫（e akerlof）和迈克尔·斯宾塞（ichael spence）创立的信息经济学 （ration enoics）就是其中之一。信息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信息不对称 （asytric ration）——市场交换中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的情况——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 7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否认市场可能失灵的理论，比如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或者金融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政府不应该干预。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行为人（enoovernnt faire）论也有所发展，它认为，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就合理，因为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还要严重（更多讨论，参见第11章）。

新古典学派的优点：精确、用途广泛

新古典学派有一些独有的优点。它坚持将现象分解到个人层面，因此，其论述精确度高，逻辑也很清晰。同时，它的用途很广，能为持不同政见的人所用。这世上几乎没有“右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派”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但却有许多“左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ary becker）。讲得夸张一点，只要你足够聪明，你能用新古典经济学为任何政府政策、企业战略或个人行为辩护。

新古典学派的缺点：脱离现实的个体、过于接受现状、忽视生产

新古典学派假设人是自私和理性的，这点受到许多批评。替战友挡子弹的士兵并不自私，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竟然相信金融永远繁荣的童话（直到2008年），他们一点也不理性。有太多的证据可以反驳这个假设（更多内容请参见第5章）。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过于接受现状。在分析个人选择时，它将社会基本结构，也就是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视为既定事实。这样一来，它所见到的选择，就只是不改变社会基本结构的那些。比如，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包括“自由派”的克鲁格曼，都认为我们不该批评穷国的低薪工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工作，可能就没工作了。如果将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视为不变，那确实说的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改变结构本身，就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来替代那些低薪工作。我们可以制定新的劳动法保障工人权利，进行土地改革以减少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比如农村人口不外流），或者通过产业政策创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工人就不是在低薪和无工作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低薪和高薪之间做选择了。

新古典学派专注在交换和消费，忽视了生产，而后者是经济的一大组成部分——对许多学派来说，生产是最重要的部分。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ase）在1991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就贬损了新古典经济学一顿，说它只适合分析“在森林边缘拿胡桃交换草莓的孤独个体”。

马克思主义学派

一句话总结：资本主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但它终将崩溃，因为私有财产权终有一天会成为进步的阻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源于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从1848年跟他的精神伙伴和经济资助人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到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结束。 8 后来，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先是在德国、奥地利（19世纪末），然后在苏联（20世纪初）。 [10] 更新近的发展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

劳动价值论、阶级和生产：古典学派真正的继承者

正如之前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继承了古典学派的许多元素。在许多方面，它比号称古典学派接班人的新古典学派更忠实于古典学派的信条。它从古典学派那里继承了劳动价值论，新古典学派则明确拒绝接受；它重视生产，新古典学派则只关注消费和交换；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由阶级组成，而不是个体，这个也是古典学派的核心观点，但新古典学派摒弃了。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继承了古典学派，发展出一种跟新古典学派这个“同父异母兄弟”非常不同的经济学。

以生产为中心

古典学派认为生产是经济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学派更进一步，认为“生产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恩格斯语）。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经济基础 （base），或者说生产方式 （ode of production）。这个基础由生产力 （forces of production）和生产关系 （retions of production）组成。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机器和劳动技能；生产关系指的是财产权、雇佣关系和劳动分工。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包括文化、政治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它们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可能是第一个系统探究制度在经济学中的角色的经济学家，预示着制度学派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发展阶段”论，认为社会是在一系列的历史阶段（根据生产方式划分）中不断演进的，这些阶段依次是：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社会），奴隶制（比如希腊和罗马），封建制（地主控制着半奴或农奴，让其紧紧依附于土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11]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向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学派用历史眼光看经济问题，跟新古典学派形成巨大的反差。在新古典学派眼中，“经济”问题就是效用如何最大化的问题，对所有时空环境下的个人都一样，不管是荒岛上的鲁滨孙·克鲁索，还是中世纪欧洲集市上的小贩，抑或是21世纪的坦桑尼亚小农和富裕的德国消费者。

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崩溃

古典学派认为阶级是社会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学派更进一步，认为阶级冲突 （css nflicts）是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此外，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像古典学派一样将工人阶级视为被动的实体，而是赋予它积极的历史角色。

古典经济学家眼里的工人，是简单到甚至没法控生理冲动的灵魂。只要经济扩张，市场劳动力需求增加，工人工资因而提高，工人就会生更多的孩子。这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工人进入市场，将工资重新拉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那些经济学家相信，他们一生都会过得很悲惨，除非他们学会克制，不再生那么多小孩——但经济学家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这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

马克思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工人并不是古典学派眼里毫无力量的“拥挤的大众”（huddled ass），而是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他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工厂中，严酷的等级制度让工人练就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严明的纪律。

马克思并不相信工人可以仅凭意志就能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时机必须成熟才行。只有等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导致对整个系统的技术要求（生产力）和它的制度（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升级，推翻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为了能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资本家会不断地投资和创新，这推动了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发展，劳动分工就变得越来越像“社群”（cial），资本主义企业互为卖家和买家，越来越依赖对方。在这些相互依存的企业之间，协调活动越来越必要，可是由于生产资料采用私有制，协调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已经不可能。这样下去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它的崩溃。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由中央计划的权威来充分协调所有相关企业的活动，企业则归所有工人集体所有。

特点：企业理论，工作和技术进步

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最终因不堪自身重负而崩溃的预言还没有成真。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能力，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预测。社会主义也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而是在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俄国和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派一直跟政治交织在一起，这样就导致许多追随者盲目相信。社会主义阵营的挫折，正好表明在如何组织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出的药方存在不足。尽管有这些局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资本主义运作上仍然贡献了许多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见。

马克思是第一个关注企业与市场差异的经济学家。企业和市场是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企业是等级分明的计划秩序；市场是自由自发秩序。他将资本主义企业描述为无政府市场海洋上的一个个理性计划孤岛。此外，在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还在反对有限责任这个理念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股东众多的大型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叫“合股公司”（jot stock panies）——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角。

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注意到了工作本身的意义。他们认为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消费而不得不忍受的负效用。他相信，工作能够让人类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他批评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认为它阻止了这种创造力的发挥。他强调，分工越细工作内容就越重复，这样的工作会扼杀人性，乏味到令人头脑麻木。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在称赞劳动分工对生产具有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在担心这种碎片化的工作会对工人造成负面影响。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马克思也是第一个真正理解科技创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其理论核心的经济学家。

发展主义传统

一句话总结：如果一切都留给市场来做，落后经济体就无法发展。

被忽视的传统

有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很少在经济思想史书籍中被提起的传统，它比古典学派还要古老，我称之为发展主义传统（developntalist tradition），它诞生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

我之所以不称它为学派（school），是因为学派表明它有明确的创始人和追随者，也有清晰的核心理论。发展主义传统则非常分散，理论的灵感来源很多，知识谱系也很复杂，因此称不上“学派”。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传统的兴起靠的是政策制定者。 [12] 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是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纯度。他们以务实的态度对不同理念进行折中，当然，其中有一些人也做出了重大的原创贡献。

然而，这个传统不会因为它不是学派而有损自身的重要性。就对真实世界的影响来说，发展主义传统可能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传统。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背后靠的都是发展主义传统，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理性主义。从18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再到今日，都是如此。 9

要克服经济落后，就要提高生产能力

发展主义传统专注于帮助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追上更发达的国家。对属于这个传统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增加收入这么简单——挖到石油或钻石就可以实现，而是要获得更复杂的生产能力 （productive capabilities），即运用（或发展）（新）科技和（新）组织来从事生产的能力。

发展主义传统认为，一些经济活动比如高科技制造业，比其他经济活动更能发展一国的生产能力。然而，由于这些活动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已经在做了，也就没法在落后经济体中自然发展了。除非政府干预，使用关税、补贴和管制加以扶持和促进这些活动，不然自由市场会不断将它拽回它原来擅长的领域，也就是依赖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低生产力活动。 10 发展主义传统强调，哪些活动可取，哪些政策适合，都要视具体的时空背景而定。昨日的高科技行业（比如18世纪的纺织业）可能就是今天没前途的夕阳产业，对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对欠发达国家可能反而有害。

早期发展主义传统：重商主义、幼稚产业理论和德国历史学派

虽然发展主义传统的政策实践开始得很早（比如1485—1509年在位的亨利七世时代），但它的理论论述要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出现。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和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就强调，政府应该促进制造活动。

今天我们一谈到17、18世纪的发展主义——重商主义 （rcantilists），都觉得他们只关注贸易顺差（trade surps），也就是出口要大于进口，但很多重商主义者其实更感兴趣的是通过政策干预来促进生产力较高的经济活动。至少，那些更有经验的重商主义者，会把贸易顺差看成经济成功（即高生产力活动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当作目标本身。

从18世纪晚期开始，发展主义传统就脱去了贸易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外衣，更加明确地聚焦生产。关键的转折是（上一章提到的）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理论。今天很多人误以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是幼稚产业理论之父，其实他只是继承和发展了汉密尔顿的理论而已。 11 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紧随李斯特兴起，并统治德国经济学直到20世纪中叶。同时，它对美国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3] 该学派非常重视理解生产系统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发现生产系统跟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相互影响。 12

现代发展主义传统：发展经济学

发展主义传统的现代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次，它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按字母排序分别是：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an，1915—2012）、西蒙·库兹涅茨（sion kuzs，1901—1985）、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1991）和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yrdal，1899—1987）。他们写的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外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不仅完善了早期的发展主义理论，还提出了许多原创理论。

最重要的创新来自赫希曼，他指出，一些行业跟其他行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lkas），换句话说，他们是大量行业的买方和大量行业的卖方。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种行业（汽车和钢铁行业是常见的例子），并特意扶持，经济增长会比完全交给市场更强劲。

最近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强调，一个国家要提升生产能力，光靠保护幼稚产业是不够的，还要有投资。 13 他们认为，贸易保护只是为国内企业提高生产力创造空间。生产力要真正提升，需要特意对教育、培训和研发进行投资。

世界要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得多：对发展主义传统的评价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缺乏一套连贯、综合的理论是发展主义传统的一个重大缺陷。人类往往会受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诱惑，这导致发展主义传统在大多数人眼里比连贯又自信的学派如新古典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矮了一大截。

跟别的鼓吹政府扮演积极角色的经济学派比起来，发展主义传统更容易招致“政府失灵”批评。它提出的政策组合范围太大，很可能耗尽政府的行政能力。

尽管有这些缺点，发展主义传统仍然值得更多关注。折中主义（eclecticis）是它的重大弱点，但也是优点。一个更折中的（即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理论可能更适合解释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在第3章提到，新加坡采用的是自由市场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的独特组合，它的成功就是个明证。此外，发展主义传统在推动现实世界改变方面的骄人战绩表明，世界真的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奥地利学派

一句话总结：没人知道得足够多，因此，不要对任何人进行干预。

橙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系林立

并不是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鼓吹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不全是新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在支持自由市场上，甚至比大多数新古典学派还要强烈。

奥地利学派由卡尔·门格尔（carl von ises，1881—1973）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发扬光大，影响了奥地利之外的其他地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计算争论”（calcution debate），是它跟马克思主义学派针对中央计划可行性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了国际关注。 14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影响极大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 ），书中强烈警告世人：政府干预有损害个人基本自由的危险。

今日，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中的自由市场派（今天此派占大多数）同属放任主义阵营，他们的政策建议也相类似，只是奥地利学派更极端。然而，在方法论上，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很不一样。两派结盟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需求，而不是理论上的契合。

复杂性与有限理性：捍卫自由市场

奥地利学派虽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但跟新古典学派不同，它并不把个体当作原子式的理性人。它认为人类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它认为，行为之所以可能符合理性，是因为人类出于自愿或下意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社会规范——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挡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习俗和传统”。比如，我们通过假定大多数人会遵守道德准则，才能够将我们的精力用于计算某个潜在的市场交易的成本收益，而不用去计算被骗的几率。

奥地利学派也认为，世界高度复杂和不确定。正如学派成员在“计算争论”中指出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运行一个复杂经济体所需的所有信息，即使是无所不能的、能从任何人身上要到任何它想要的信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当局。只有通过竞争性市场的自发秩序 （spontaneo order），让大量经济参与者以分散且不断改变的计划去应对不可预测、复杂多变的世界，才能调和彼此，和谐共存。

因此，奥地利学派学者说，自由市场之所以是最好的经济系统，不是因为新古典学派主张的人类具有完全理性且知道一切（或至少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而是因为人类并不是很理性，世界上“不可知的”（unknowable）也很多。这个对自由市场的辩护比新古典更贴近真实。在新古典学派的假设中，人类理性水平高得离谱，世界的“可知度”也非常不现实。

自发秩序vs建构秩序：奥地利学派的局限

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靠深思熟虑（deliberately）创造秩序的能力有限，因此依靠市场的自发秩序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资本主义也充满人类刻意“建构的”秩序（nstructed order），比如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知识产权法，这些在19世纪后期之前都不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往往产生不同的经济表现。这些制度很大程度是刻意建构的，而不是自发秩序。 15

此外，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建构（而不是自发）秩序。它基于有意设计的规则和法规，其中有禁止，有遏制，也有鼓励。这一点可以从市场边界的变迁看得更清楚。我们在第2章讲过，由于刻意的政策决策，市场边界不断重划。这点奥地利学派要么没理解，要么就是拒绝接受。曾经，奴隶、童工和一些毒品等都是可以在市场合法交易的，如今已经被法律禁止。同时，许多之前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东西，如今因为政策变得可以交易。另外，16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将原来由社区集体所有、无法买卖的牧地——所谓的“公地”变成私有土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碳排放许可交易市场也是由政府建构。 16 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其实是严重曲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