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利维坦还是哲学王：政府的角色（2/2）
政府失灵论值得重视，但必须有所怀疑
政府失灵确实存在，也值得我们重视。政府失灵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它提醒我们，现实中的政府不可能像教科书上的那么完美。除了“掠夺型政府”罕见外，其他政府失灵的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然而，政府失灵论夸大了政府失灵的程度。想一想，如果这套理论说的是真的，那世界上任何做得还可以的政府就是奇迹了。现实中，许多政府都运行良好，有的甚至表现出色。
一个原因是政治家、官僚、利益团体并不像政府失灵论者描述的那么自私。现实中，很多政治家在促进国家利益上比选举还上心，很多官僚本着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工作，而不是享受轻松的工作，很多利益团体为了公共利益而把自身利益先放一边。除此之外，我们有很多方式去约束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自利行为，比如提倡公共服务道德，引入有关行贿受贿和其他腐败行为（如任人唯亲）的法律法规。没错，正如政府失灵论者所指出的，这些法律法规可能会被规避甚至被歪曲，但法律法规不完美并不代表它们就完全无效。我们的公共生活能够达到如今这种水平，靠的就是这些法律法规。 3
提倡去政治化就是反民主
考虑到政府可能失灵，经济去政治化听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比如政府功能缩小，赋予必要的政府机构（如中央银行）以政治独立性。政府失灵论者建议“政治”影响要减少，但“政治”是什么？在民主国家，“政治”就是公民的影响力。市场运行采用的是“一元一票”制，而民主政治则是“一人一票”制。因此，在民主国家中提倡经济去政治化就是反民主，最终在社会运行上，更多的权力会在有钱人手上。
市场与政治的边界，没有所谓“科学”的划分
政府失灵论者主张，经济因素，或者说市场的逻辑，应该优先于政治，也优先于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艺术、学术等。今天，这种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其实它有严重的缺陷。
首先，没有理由说市场逻辑应该凌驾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之上。这点在一般人眼中很明显，但许多经济学家却很难接受。人不可能只靠面包生活。
其次，这种观点隐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存在一种正确的、“科学的”方式来划分经济与政治的界限。比如，政府失灵论的倡导者说，像最低工资立法或对幼稚产业的关税保护都是“政治”逻辑对市场逻辑神圣领域的侵犯。但这些政策背后也是有经济理论支撑的！因此，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给其他经济理论贴上“政治”标签，这样，其他理论就变成二流，他们自己的就成了正确的经济理论，甚至是“唯一的”经济理论。
白女巫和更高深的魔法：去政治化根本不可能
即便我们接受政府失灵论者那套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可能在经济学与政治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因为最终决定市场边界的是政治，而不是任何经济理论。
甚至在进行市场交易之前，我们就需要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定哪些东西可以交易、谁有资格交易、要用什么方式交易。既然是规定，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有限制，因此没有市场是真正“自由的”。 [7] 这些基本规则并不是经济逻辑可以决定的。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是没有“科学”清单的，完全由政治决定。
所有社会都有禁止拿到市场上买卖的东西，比如人类（奴隶）、人体器官、童工、枪支、公职、卫生保健、执业医师资格证、人血、学历证书等。然而，没有“经济”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事实上，上述的每一样东西，在某个地点，都曾经是市场交易的合法商品，有的现在也是。
另一方面，一些如今可以在市场交易的东西，在过去也是没法拿到市场上交易的。在18、19世纪立法保护专利、版权、商标之前，“理念”（ideas），也就是知识产权（tellectual property）不可能拿去市场交易。今天我们可以买卖排污权（碳交易），也可以赌名义经济变量（比如股指或通胀率的金融衍生品），但其实二三十年前这些东西都还没有。
政府甚至对经济参与者在市场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做了规定：严禁虚假广告、销售误导、内幕交易 [8] 等行为；最低工资、工作场所卫生安全、工作时间等标准，划定了企业对待员工的界限；排放标准、碳排放配额、噪声污染控制调控着企业生产的方式；等等。
因此，交易还没开始，政治就已经在创造、塑造和重塑市场。这就像c s 刘易斯（c s lewis）的儿童文学经典《狮子、女巫与魔法柜》（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中的“更高深的魔法”（deeper ic），在太古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狮子懂，白女巫却不懂。
政府的多重角色
今天，政府生产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国防、法律和秩序、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卫生、退休金、失业津贴、幼儿托管、老人照护、低保、文化服务（比如博物馆和国家保护建筑的维护、电影产业补助），等等。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同时，在大部分国家，电力、石油、钢铁、半导体、银行、航空服务等产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提供，只有少部分国家是由民营企业提供。
要完成所有这些，政府要雇很多人，还要花很多钱采购投入品，小到铅笔大到核反应堆。政府雇员工资和材料投入都要靠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增值税（或营业税）、产品税（如烟酒）等。其他收入包括国有企业的股利、金融资产利息，发展中国家还有富国的外国援助。
政府也负责国内的财富转移：向一部分人收税，去补贴另一部分人。社会福利支出是政府做的最重要的财富转移。其他的财富转移包括特定产业补贴（如农业、幼稚产业、夕阳产业）和投资补贴（如民营企业的研发、住宅节能改造）。
除了直接的生产、支出和转移，政府有时候也靠着自己的体量去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这被称为财政政策 （fiscal policy）。仅仅靠支出和课税的增减，而不用管支出和课税的实际内容，就能刺激或抑制经济发展。政府还能利用它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通过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 （oary policy），调节市场利率或调控货币流通总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水平。
真实数据
过去一百五十年政府规模大大增长
一直到19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还相当小，做的事情比现在少很多。从可搜集到的数据来看，1880年，世界最大的政府是法国，支出占全国产出（gdp）的15，英国和美国是10，瑞典只有6。 4
过去一百五十年，随着现代经济的需求，政府规模大幅增长。即使在政府规模比发达国家小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通常也达到gdp的15—25。 [9] 富国通常是30—55，平均约45（oecd2009年平均值）。较低的一端（30—40）有韩国、瑞士、澳大利亚和日本；较高的一端（超过55）有丹麦、芬兰、法国、瑞典、比利时；中间的（40—55）有美国和新西兰（40出头）、德国和挪威（45左右）、荷兰和英国（50左右）。 5
大量政府支出不是政府自己消费或投资，而是转移了
如今，许多政府支出不是用于政府自己消费或投资，而是从经济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尤其是社会保障项目，比如对穷人和失业者的救济。因此，在计算gdp时，不要把这部分转移支付算进去。
在富国，转移支付占gdp的10—25。因此，如果某个政府的总支出占gdp的55，其中转移支付占了gdp的25，那么该政府实际上的支出（即政府产出）就只占gdp的30。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支出要少得多，即政府支出中的转移支付较少，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政府产出 [10] 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差距，比发达国家小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几乎为0（如巴拉圭、菲律宾），最高的在4—5之间（如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
尽管看政府开支（以其占gdp的比重衡量）会让政府看起来比实际的大，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把政府开支数据（而不是增值数据）当作政府对一国经济重要性的指标。这么看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转移虽然不是产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影响。大家都知道，社会支出计划（积极或消极地）影响了人们对于储蓄、退休、工作的态度和行为。这些计划甚至通过向人们提供“安全网”，鼓励他们在职业选择、创业和跳槽上更冒险。瑞典社会民主党有句很有名的口号：“心安人胆大”。（secure people dare）
数据无法完全体现政府的影响
不管是人类生活中的哪个领域，数据都没法完全呈现其现实。总有些方面是很难量化的。而且，所有数据都是以特定理论为基础，而不管哪个理论，都只聚焦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忽视其他方面——包括可量化的那些。例如gdp数据中就排除了家务劳动。
一牵涉到政府，这个数据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政府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参与者，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可限制或驱使其他经济参与者做某些事。不管政府的预算规模和国有企业数量有多少，只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够多，且有权力执行，它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很大。
这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人相信东亚“奇迹”经济体，比如日本和韩国，是自由市场政策的典范，因为看预算的话，这些经济体都是小政府。但是，预算少不代表他们就遵循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在增长“奇迹”时期，这几个经济体的政府都通过经济计划、法规和指令左右经济发展。仅仅看预算数据，就会严重误解这些政府的本质和重要性。
结论：经济学是一场政治争论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项民意调查，不只问受访民众支持哪一位候选人，还问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另一位。受访民众，不管是支持布什还是支持戈尔，不支持另一位的最常见理由都是他“太政治”。
难道这些美国民众认为，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政治职位应该给一个不擅长政治的人来担任？当然不是。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政治”（politics）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语，因此说一个政治人物“太政治”就是不信任他的一种有感染力的表述。
不只美国民众这样。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治激情往往导致选举期间发生暴乱，造成伤亡。但在其他许多国家，我们听到的往往是投票率历史新低。各政党的党员都在流失。许多政治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个政党，比如巴基斯坦政府总理伊姆兰·汗（irillo）则是喜剧演员。
民众对政治日益不信任，有一部分是政客自己造成的。所有国家都有政客尽全力使自己名誉扫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sni）就是这门艺术的大师。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主要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学造成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尤其是其中的政府失灵论者，已经成功说服包括政客和官僚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人相信：我们没法信任那些政府官员会维护公共利益。因此，他们告诉我们，政府做得越少越好。即使在那些政府是“必要之恶”的领域，政府也应该被僵硬的规则约束，这样政客就没法乱搞。而这种对政治的不信任反过来使得自由市场经济学更受欢迎，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力最小化的提议就更容易通过。
然而，本章指出，这种观点背后的理论本身很有问题，也没有证据支撑。我在本书中始终强调，事实上所有经济成功的故事都需要积极政府，就算不靠这些政府精心组织，也至少要靠其因势利导。
当然，成功的政府干预实例并不表示政府越大就一定越好。现实中的政府往往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眼中的利维坦，也不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很多政府都破坏过经济，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但事实依然不变：政府仍然是人类发明史上最强有力的组织技术，因此，没有政府，就很难完成重大的经济变革。
延伸阅读
［印度］考斯克·巴苏 政治经济学序论：经济学的社会与政治基础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美］詹姆斯·布坎南 自由的界限：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h-j chang and r rowthorn (eds) the role of the state enoe oxford: crendon press, 1995
p evans ebedded autonoy: states and dtrial transforation prceton, nj: pr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 harriss depoliticizg developnt: the world bank and cial capital london: anthe, 2002
c hay e hate politics cae: polity, 2007
［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p ldert grog public: cial spendg and eno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yths london: anthe press, 2013
[1] 此译文采用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译本。——译注
[2] 如第4章脚注提到的，“greater good”也可译为“多数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译注
[3] 也就是知道什么对所有人都有益。——译注
[4] 当一个企业拥有市场势力，其利润最大化产量（产出水平）就低于社会最优产量。所谓社会最优产量，就是当消费者愿意付的最高价刚好等于生产者可承受的不致亏本的最低价时的那种产量。实际产量低于社会最优产量，意味着有一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没被满足，这部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不致生产者亏本的最低价，但低于能让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价格。这些被忽视的消费者所没被满足的欲望就是分配性无谓损失，也就是垄断和寡头垄断导致的社会成本。——原注
[5] 这里的成本包括“正常收益”——即企业所有者投资该企业的这笔资金在非垄断行业可以获得的收益。——原注
[6] 在政党列表法制度下，政党为主要机票单位，主要是选党而不是选候选人。——译注
[7] 这正是拙著《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的第一个秘密“根本就没有自由市场这回事”。——原注
[8] 指个人独家拥有某些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买卖这些公司证券的行为。——原注
[9] 占比较低的缅甸（10）和占比较高的蒙古和布隆迪（超过40）除外。——原注
[10] 指gdp中真正由政府贡献的部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