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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国际面（2/2）

fdi对东道国的其他潜在负面影响

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只是fdi众多可能的负面影响之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个负面影响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能会在信贷市场上“挤掉”当地企业，不管同不同行业。如果说这还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子公司更高效，那银行放款给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有时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水平一般，就因为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比当地企业更容易拿到贷款。银行认为这些公司背后有母公司撑腰，而母公司的信用评级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可以比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子公司占着当地的信贷市场，就意味着很多贷款被用于低效用途了。

第三个负面影响是产生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子公司虽然可能只是母公司的一小部分，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已经是占据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子公司可以利用这种地位从消费者手中获得超额利润，造成社会损失（见第11章）。

此外，跨国企业钱多，又有母国做政治靠山，因此能够改变东道国的政策，而这种改变往往只对跨国公司有利，而不是东道国。改变的手段包括游说和贿赂，比如2013年，葛兰素史克等多家跨国药企就被曝出行贿丑闻。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香蕉共和国。

“香蕉共和国” [5] 如今已成为美国服装公司gap（盖璞）旗下的一个知名品牌。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初，指的是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中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香蕉出口，经济和政治完全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pany，ufc） [6] 控制。1928年，那段历史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当时ufc香蕉园的工人罢工，美国政府以保护ufc利益为由，威胁要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镇压，哥伦比亚政府于是自己出军镇压，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几千人（未获证实）。这个事件被伟大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他的经典小说《百年孤独》中。据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都主动跟右派军人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推翻拉丁美洲左派政权。

长期来看，fdi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是，它使得东道国的生产能力更难提升。一旦允许跨国公司在国内设厂，国内的企业就很难生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富国，尤其是日本、韩国、芬兰等，都曾严格限制fdi，直到国内企业获得足够的全球竞争力才放开。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丰田曾试图把车出口到美国，结果失败了。 17 当时许多人都建议日本开放外资到日本建厂生产汽车，如果当时日本政府听取建议，以当时日本汽车行业的状况，本土汽车制造商早就被欧美跨国公司消灭或吞并。想想在1955年，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的产量就350万辆，而日本整个汽车行业一年就7万辆，怎么跟美国汽车抗衡？

fdi的好处要完全实现，需要适当的法规

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复杂。行业不同、国家特点不同，fdi的影响就不同，很难一概说好或坏。要评估fdi的利弊，还取决于你所采用的绩效标准（比如就业、出口、生产率、长期增长）和时间范围，因为fdi的好处往往来得快，而代价却会持续很久。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东道国想要最大化fdi的好处，只能靠适当的法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各国为此制定的法规非常多。许多国家规定了fdi能够进入哪些行业。他们要求跨国公司如果想在他们国家投资，必须有一个当地的投资伙伴（这叫合资公司要求）。他们规定合资公司中外资的持股上限，重要产业不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许多政府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给当地合资伙伴（技术转移要求）或培训当地员工。有些国家还要求跨国公司子公司必须在当地采购一定比例的投入品（当地成分要求）。 18

在利用这类监管措施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做得尤为成功。这几个国家都允许甚至欢迎fdi进入某些行业，再利用这些措施确保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然而，富国通过wto协定（被称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s）、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双边投资条约(bit），将大量这类措施（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变为“非法”。有意思的是，这其中还包括日本，日本过去监管fdi最严格，现在反过来通过这些协定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准监管日本出去的fdi。 19

虽然有像日本、中国这样的成功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棒”是管理fdi的唯一方法。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和爱尔兰，就使用“胡萝卜”来吸引fdi进入政府认为的对国家经济发展很重要的领域。 20 他们的“胡萝卜”包括对进入“优先”领域的fdi进行补贴、提供为外资定制的基础设施、为特定产业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真实数据

fdi流量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fdi开始快速增长，每年全球fdi流量约750亿美元（1983—1987年平均值）。而2008—2012年平均值已经是当时的20倍，达到15 19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28。这些数据非常大，增长也非常快，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全球fdi约等于全球gdp的057（1983—1987年全球gdp平均值为135万亿美元）。2008—2012全球fdi的绝对值虽然看起来很大，但也只相当于全球gdp的244而已。

大部分fdi发生在富国之间，但最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过大”，主要是由于中国

大多数fdi发生在富国之间。20世纪80年代中（1983—1987），87的fdi流入富国。 21 当时富国的gdp占全球的83，这意味着流入富国的fdi占比只比“合理”占比多一点点。但到了2008—2012年，这个占比就降至66了。但是，富国在2010年的gdp也只占全球gdp的708了，也就是说，如今轮到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比“合理”占比多了，而且也是多一点点而已。

过去三十年，美国一直是fdi的最大接收国，1980—2010年间，其fdi流入量占全球fdi流入量的187，随后依次是英国、中国、法国和德国。 [7] 若看绝对值，美国的确是最大的fdi接收国，但如果考虑到它的经济体量（这段时期，它创造了世界269的gdp），美国拿到的就算少了。相比之下，如果考虑经济体量，英国、中国拿到的fdi就算多了。 [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清单上没有日本。尽管这段时期日本gdp占全球gdp的12，它获得的fdi却只占全球fdi的07！这是因为它长期严厉监管fdi，近年才松绑。

到2007—2011年间，前十大fdi接收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比利时、中国香港、加拿大、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和巴西。其中，美国、法国和巴西的fdi接收占比低于“合理”占比，其他经济体则高于“合理”占比。

作为一个集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量中变得更重要了，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同样积极吸收fdi。1980—2010年间，接收fdi的前十大发展中国家占这一集团的757，其gdp却只占集团gdp的714。 22 其中数据差距最大的是中国。这个时期，中国吸收的fdi占发展中国家fdi总流入量的322，而其gdp却只占发展中国家gdp总量的228。

跨国并购占比上升，改变全球产业格局

在20世纪90年代头七年，褐地fdi（即跨国并购式的fdi）占全球fdi的315。 23 但1998—2001年，全球出现跨国并购热潮，占比飙升到577。随后几年（2002—2004）降到337，2005—2008年又回升到447。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占比跌到253（2009—2012），是二十年来最低，但整体趋势是褐地fdi的升幅超过绿地fdi。

褐地投资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n）提出的“全球商业革命 ”密切相关。 24 过去二十年，跨国并购非常频繁，几乎所有产业都被少数几家巨头所控制。全球飞机产业被波音和空客两家瓜分，而在汽车行业，许多观察家认为，除了六大汽车公司（丰田、通用、大众、雷诺-日产、现代-起亚、福特），其他公司能否长期生存都要打个问号，其中可是包括了标致-雪铁龙、菲亚特-克莱斯勒以及本田这些大公司。

此外，通过诺兰所谓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也叫级联效应），许多上游供应商所在行业也变得集中化。比如，全球航空发动机市场如今三足鼎立，分别是劳斯莱斯（rolls-royce）、普拉特·惠特尼（pratt & whitney，简称普惠）和通用电气子公司费尔菲尔德（fairfield）。

移民与侨汇

开放边界——人除外？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经常兴致勃勃地谈论开放边界的好处。他们认为开放边界能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便宜的供应商，然后向消费者提供最实惠的产品。他们指出，开放边界增加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降低成本或改进技术。他们认为，不管是什么经济交易对象——产品、服务、资本等，限制他们的跨境流动，都是有害的。

然而，有一种经济交易他们却不这么说，那就是移民（iration），即人员的跨境流动。在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中，只有非常少的人同时支持自由移民。 25 有许多甚至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不一致。主张一切皆可自由流动，为何人就不行呢？其他学派则本能地避开这些话题，他们内心深处都清楚，自由移民不仅经济上行不通，政治上也不会被接受。

移民揭示了市场的政治和伦理本质

所谓移民，是指劳动服务供应者的跨境流动。跟其他产品或服务（商品、金融服务、资本等）的跨境流动不同，劳动服务进口没法不带劳务提供者入境。

你买中国制的ipad或让英国投资银行提供服务时，并不需要中国的装配线工人或英国银行家飞到你的国家并住在那里。的确，有些情况是工人跨越边境，在两国之间通勤（比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通勤线路），经常账户下收入项目中的雇员报酬就是这类通勤族去境外赚的钱。不过通常情况下，外国劳动者都必须在工作所在地居住，至少是住一段时间。

当外国劳动者在你的国家居住、工作，他们就必须被赋予某些基本权利，至少民主国家必须这样。 26 比如印度人去瑞典工作，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印度人，就只能拿印度水平的工资，享受印度水平的职场权利。

移民该享有哪些权利呢？应该和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职业选择自由吗？还是像很多移民接收国的做法一样，只能被限制在特定行业甚至特定岗位呢？对于某些公民免费享有的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和医疗，移民需要付费吗？ [9] 我们能否要求移民入乡随俗？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尤其是没有新古典学派的那种答案。 [10] 回答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明确的政治和伦理判断，这再次表明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

移民通常有益于接收国

外国移民本身能从移民中受益，而且往往受益很大，尤其是从穷国移居到富国。在这一点上学界达成了共识。但至于说接收国是否因移民而受益，大家就看法不一了。目前的证据表明确实有益，但程度有限。 27

移民通常进来填补劳动力短缺（虽然要定义劳动力短缺并不简单）。 28 有时是全面短缺，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经济奇迹导致劳动力全面短缺，就让土耳其人来填补。但更多时候是劳动力市场特定部分的短缺——不管是脏（dirty）、险（danro）、不体面（de）的“3d”工作还是硅谷的高科技工作。简言之，移民来，是因为被需要。

在一些富国，公民对“福利旅游”（welfare touris）有一种恐惧，生怕穷国人民移民过来享用接收国的社会福利。这种担忧在英国尤为严重，而讽刺的是，按照欧洲标准，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并不慷慨。但其实在这些富国中的大部分，平均来说，移民缴纳的税收超过他们享受的福利。一是因为这些移民大多更年轻，不需要太多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二是因为移民政策偏爱专业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而这些人的技术往往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赚钱能力更强。 29

移民还促进了文化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能够激发出新思想、新的敏感性和做事的新方法，使当地人和移民都更有创造力。不仅在移民组成的国家（如美国）是这样，在受移民推动较少的国家（如欧洲）也是如此。

一些本地工人利益受损，但这主要是“错误”的公司战略和经济政策导致，而非移民

移民对接收国有益，并不表示接收国所有国民得到的好处相等。劳动力市场低端的低技能工人可能受损，因为他们要跟移民竞争，只能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差的工作条件以及更高的失业概率。但研究表明，他们的损失其实很小。 30

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地工人对现状不满，从而受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客操纵，相信他们的不幸是移民造成的。然而，工资停滞、工作条件恶化，更多的是企业战略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势必就会压榨员工；糟糕的宏观政策会制造没必要的失业；技能培训体系不当会导致本地工人没有竞争力，等等。很不幸，主流政客不愿也无能力处理劳动力市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这给许多富国的反移民政党创造了空间。

“智力外流”和“智力回流”：对输出国的影响

移民输出国流失劳动者。如果失业率高，且移民国外的又是低技能失业工人的话，那劳动者流失或许就是好事。然而，这类工人通常很难移民去其他国家，因为接收国想要的都是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且移民国外也要成本（比如搜索成本、申请费用、机票等），而这些他们承担不起。因此，移民国外的往往是不该出走的工人，即专业技术人才，这被称为智力外流（bra dra，也称人才外流）。

有些专业技术人才可能在目的地国家学到了更多技术，最后回到祖国，向国人传授这些新技术。这叫智力回流（bra ga，也称人才回流）。

侨汇对移民输出国的影响

移民国外的劳动者影响移民输出国的主要管道是侨汇。侨汇对侨汇接收国的影响比较复杂。 31

侨汇中用于家庭日常开支的比例很高（60—85）。这肯定能提高收款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没用在消费的钱则投到家庭小生意上，赚取更多收入。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侨汇还通过所谓“家乡协会” [11] 投入地方公共建设，比如卫生院、学校、水利工程。 32

侨汇让收款家庭获得更多收入，从而减轻家庭成员的工作负担。工作负担一减少，往往意味着童工数量减少，婴儿死亡率降低——因为妇女有更多时间照顾小孩了。

然而，赚取侨汇也得付出代价。移居国外往往会拆散家庭，母亲到国外当保姆或女佣，就必须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其中的辛酸和痛苦无法用金钱衡量，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侨汇无法弥补的。

真实数据

移民富国的人数有增加，但增幅没人们想的那么大

如果你平时看的是富国的主流媒体，同时注意到近些年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荷兰、瑞典和芬兰）的反移民政党的成功，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国家最近几十年肯定涌入了大量移民。

移民富国的人数的确有增长，但增长幅度并没有那么大。移民富国的人数从1990年的088亿增加到2010年的145亿。如果按比例算，1990年，移民富国的人口占富国总人口的78，2010年上升到114。 33 增长幅度不小，但也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种爆炸式增长。

三分之一的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移民并不只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大量移民流动，通常是从较贫穷的流向较富有的，但有时也会因天灾或战乱而迁往邻国。

2010年，全球移民人数为214亿，其中145亿在富裕国家，剩下6900万在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移民是流向发展中国家。

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上升

从1990年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比其实是下降了，1990年的占比是16，2010年降到12。

由于发展中国家总人口是富国的45倍（56亿vs129亿），因此发展中国家减少的那点移民占比，几乎抵消了富国增加的那部分移民占比。因此，从全球来看，移民占比基本没变，从1990年的30微升到2010年的31。

侨汇大幅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侨汇大幅增长。目前超过3000亿美元，是富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援助（约1000亿美元）的3倍。

从绝对值看，2010年，最大的侨汇汇入国是印度，达到54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523亿美元）、墨西哥（221亿美元）和菲律宾（214亿美元）。 34 尼日利亚、埃及、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侨汇收入也很多。此外，一些富国侨汇收入也很高，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

要清楚知道侨汇对一国的重要性，要看gdp占比，而不是绝对值。从绝对值看，印度侨汇最多，但其实这个金额只占其gdp的32。在一些国家，侨汇占gdp的比重都非常大。2010年，塔吉克斯坦的侨汇占gdp的41，全球第一。第二是莱索托，有28。另外，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黎巴嫩及其他几个国家都大于或等于20。

侨汇太多的利弊

当侨汇超过gdp的20时，它能严重影响接收国，影响有利也有弊。

有利影响是，作为国家的一种财源，侨汇如果超过gdp的20的话，将大大提升一国的消费和投资。此外，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么一大笔侨汇就是“减震器”。一些国家在天灾（如海地地震）、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或内战（塞拉利昂、黎巴嫩等国的内战）后，侨汇都增加了，一是因为有更多的人移民国外，二是已移民国外的侨胞汇更多钱回来帮亲友渡过难关。

不利影响也不少。过多的侨汇助长金融泡沫的膨胀，1997年崩溃的阿尔巴尼亚金字塔传销就是一例。此外，大量外汇以侨汇形式突然流入接收国，会突然推高该国货币币值，导致该国出口商品变贵，最终削弱出口竞争力。

结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环境风云变幻，给各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跨境流动的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大增，改变了国家组织生产、赚取外汇（以便进口）、从事或接受金融与实物投资的方式。相比之下，跨境流动人员的增幅就要小很多，但也对大量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造成移民和接收国“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或通过带来巨额侨汇大大改变劳务输出国的消费、投资及生产模式。

这些改变往往被统称为全球化的进程，也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过去几十年，自鸣得意的商业精英、备受推崇的管理大师、领导富国的政治人物以及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都宣称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必然，无法阻挡。他们都宣称，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科技进步，想逆转或修改它的任何一个面向，都是反对革新（也就是守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这些人的信心，但其主张背后的思想依然主导这个世界，这些思想包括：保护主义往往有害，资本的自由流通能确保治理得最好的企业和国家获得资金，各国都必须拥抱跨国公司，等等。

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期间（1945—1973），全球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远远没有自由经济黄金年代（1870—1913）的高，要知道，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所拥有的运输和通信技术，是自由经济黄金时代所不能比的。1870—1913年的运输还靠轮船，通讯主要是有线电报（都还不是无线电报）。而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仅仅是因为富国的强势政府及其商业精英的推动。

全球化的支持者借用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著《老实人》（candide ）中的名言，声称全球化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去三十年，全球化在高速推进，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金融危机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但这并不是说任何形式的国际经济整合（即国际经济一体化）都有害，也不是说各国要尽量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往来。相反，如果各国希望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就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跟国际经济的互动对他们的长期发展则至关重要。经济的繁荣绝对要靠深度的国际经济整合。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任何形式或任何程度的国际经济整合都可取。一国要开放哪些区域，开放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些领域应该进行国际整合，整合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一国的长期目标和生产能力。保护主义只要用对方式，用对地方（行业），就可能是好事。同样的fdi管制，对一些国家可能有利，对其他国家却有害。一定的跨境金融流是必要的，但太多就可能有害。移民可能对输出国和接收国都有好处，也可能都没有，这主要看怎么管理这些移民。除非我们意识到这个关键点，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国际经济一体化带给我们的全部好处。

第12章 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国际面（2/2）

第12章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国际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