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界标（1/2）

在19世纪，翻过乌拉尔山前往流放地的囚犯队伍，都会路过一根高35米的普通柱子。柱子由砖砌成，表面涂石灰。它矗立在圣彼得堡以东约2500千米处的林间空地上，一侧刻着彼尔姆省的省徽和“欧洲”的字样，另一侧刻着托博尔斯克省的省徽和“亚洲”的字样。这个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界标非常简易，因而掩盖了它作为流放者跟故乡痛苦分离的标志的重要意义。被流放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冷冷地指出：“在西伯利亚界标上题刻但丁的地狱，会比这两个假装描绘两大洲的轮廓的词更合适。”1 美国人乔治·凯南曾在1888年穿越西伯利亚，当时他亲眼见到了这个界标旁的景象：

在圣彼得堡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地域，这个地方包含着最多的痛苦暗示，这个小小的林间空地，这个矗立着一根满是悲伤的柱子的空地，是最引行路者伤心的地方。成千上万名流放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王公、贵族和农民，在这里向朋友、故乡和家园永别……俄国农民，即使他是罪犯，也深深依恋着他的故土；这个界标周围曾经上演过很多撕心裂肺的场景……一些人陷入无限的悲伤当中；一些人在安慰泪眼婆娑之人；一些人跪下来，把脸贴向故土的土壤，然后带上一把泥土随他们去流放地……2

经过这根界标柱的流放者有时会在上面涂写最后的告别语句，比如“别了，玛莎！”“别了，生活！”。另一些人为了避免自己被遗忘，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涂层上。这根界标柱没能保存至今（虽然后人已经重建了一根类似的柱子），但是只要这个标志着行政边界的朴素柱子矗立在那里，大众就会始终把它当作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过苦难的象征。3

在界标柱旁一再上演的悲伤和不幸场景，是一种对沙皇把其臣民驱逐到帝国的广阔领地的权力的衡量方式，正如1649年的刑法典规定的那样，“到君主命令去往的任何地方”4 。因此，前往流放地的行程是一种对专制权威的衡量方式，向东的每一步都是对统治者的效忠。到18世纪末，在圣彼得堡野心勃勃地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推动殖民化的过程中，罪犯及其家人的被迫迁移也发挥着核心作用。

欧洲各个帝国都在努力解决刑罚移民的严峻后勤问题。在18世纪后期，对英国罪犯来说，前往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的航程是可畏的考验。罪犯精神萎靡地待在船只的监牢中，“在湿漉漉的寝具上瑟瑟发抖，无法外出活动，四周都是盐、粪便和呕吐物，他们忍受着坏血病和疖子”。共有1006名罪犯在1790年随第二舰队出航，其中267人死在海上，至少又有150人在登陆后死去。5 为了控制运送过程中严重的罪犯死亡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因为政府明白，将健康的罪犯有组织、高效地运往殖民地，对于更广泛的刑罚殖民开发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英国政府严正要求负责运送罪犯的私人承包商改善运送条件，并且延期支付每个罪犯的运送费用，直到罪犯身体健康地下船才会付款。每艘船上都配有一名海军医生，他们对政府，而不是对承包商负责。虽然一些船上仍存在疏忽照看和虐待罪犯的现象，但是到1815年，运送途中的死亡率下降为1/85。到1868年年底，死亡率仅为1/180。6

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后勤难度并不比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滚滚波涛造成的后勤难度小（甚至可能更大）。每年都让几千名难以管束且有时举止暴力的罪犯跨越几千千米的不毛之地，对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西伯利亚大陆仅有一套稀疏的路网和几条毫无用处的河流（因为它们都是南北向的，而不是自西向东流），而且这片大陆在每个冬天都是一个危险的冰雪世界。

与那些欧洲对手相比，俄国的国家机器较为原始，在行政重担的压力下已经运转困难。圣彼得堡的势力范围不像伦敦或巴黎那么宽广。即使在俄国欧洲部分，国家也几乎没有与其人民直接接触。国家把管理权下放给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在大部分俄国臣民（农民阶层）的经验中，帝国陆军是唯一一个直接且持续地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力量。西伯利亚行政官员和他们在首都的主人之间距离遥远，这一现象扩大了这种官僚制度缺陷的影响。由于资源不足且几乎没有责任，官员操纵流放制度来谋取私利，无视、剥削并劫夺由他们负责的罪犯。

罪犯离开俄国欧洲部分时身强体健，在路上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他们终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目的地时，这些人衣衫褴褛、体弱多病且饥肠辘辘，他们的形象讥讽着圣彼得堡官员所设想的强壮刑罚殖民者。遣送过程本身就挫败了国家在西伯利亚实行刑罚殖民的战略野心。随流放队伍向东跋涉的人既沮丧又绝望，这些人就是对国家的虚弱和无能的控诉。界标柱与其说是君主权力的象征，不如说是其限度的标志。

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他们可能会从俄罗斯帝国的以下五个城市出发：圣彼得堡、波兰王国的比亚韦斯托克、乌克兰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和赫尔松以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大多数人都会经过在莫斯科的中央中转监狱，他们及其家人从这座监狱向东行进，然后经过弗拉基米尔，那条蜿蜒向东的道路就是因这座城市而得名。弗拉基米尔路（Влaдnnpka）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同义，它在19世纪臭名昭著，伊萨克·列维坦在1892年创作的同名风景画（现藏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似乎在附和着东去流放者的沉重步伐。

弗拉基米尔路通过喀山和彼尔姆出俄国欧洲部分，穿过乌拉尔山，后与西伯利亚大驿道交汇。西伯利亚的干道在西西伯利亚的开阔平原上蜿蜒，经过秋明、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然后进入东西伯利亚茂密且多沼泽的森林，经过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终到达区域性首府伊尔库茨克。安东·契诃夫形容这条路是“最长而且是我眼中世上最丑陋的道路”。的确，西伯利亚大驿道事实上就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流放队伍是这条路上的熟悉景象。1856年的一天早上，英国旅行者威廉·斯波蒂斯伍德在这条路的路旁醒来：“寒冷的黎明来临；在两排白桦树下，一长列衣着单调的人沿着和我们相同的方向行进，低垂的枝条遮蔽着他们的头顶。我们凭直觉猜出了这个队伍是什么，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那么伤感、那么陌生又那么遥远的一个故事正在我们眼前上演。”7

流放队伍中的流放者分到了标准服装：质量粗劣的灰色工作服，每件衣服上都有一小块颜色鲜亮的布料，这块钻石状的布料缝在衣服的背后，以方便识别他们的罪犯身份（进入西伯利亚的男性罪犯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随着冬季来临、气温骤降，赶路的罪犯还分到了羊皮大衣。根据一个同时代人的描述，标准配置的大衣和靴子通常“质量低劣、缝线粗糙，因此罪犯在托博尔斯克分到的衣物无法支撑到下一个地区性城市”。于是，流放者不得不自费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替补衣物，当地居民则充分利用了这个垄断市场。那些没有钱自行购买衣服和鞋子的人只好赤脚走路，一路穿着破衣烂衫。流放队伍越往东走，他们就越像是浑身脏兮兮的难民，而不像严加管理的囚犯。8

这些罪犯一整年都在赶路。在夏季的酷暑中，数百只脚踩踏出了团团尘土，走在队伍最后的流放者几乎无法呼吸。在开阔的草原上，地面上没有树木，天空中没有浮云，流放者没有任何躲避烈日的机会。在行进途中，脱水和中暑让很多罪犯身体虚脱。秋雨只是让罪犯们在忍受高温后获得片刻喘息，随后，雨水把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罪犯们咯吱咯吱地走过没膝的泥泞之地。9月下旬便会迎来第一次冬霜。气温在-20c时，哈出的气会冻在人的胡须上；在-30c时，寒气刺痛着人的肺部。1828年1月，一位年轻女性乘马车穿过西伯利亚，前去陪同她被流放的未婚夫，她在-46c的低温中遇到了一支流放队伍：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种声音我当时听着很陌生，但后来对我来说就很熟悉了。这是镣铐碰撞的响声……这群人都戴着镣铐，有些人甚至被拴在金属杆上。这些不幸的人构成了一幅可怕的景象。为了让自己的脸不受冻，他们用脏布遮住整张脸，并在眼睛处划出了破洞。9

极冷的气温、肆虐的暴风雪和厚厚的积雪常常让流放队伍经历致命的考验。

政府巡视员报告，许多流放者在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时并未带着足够的钱和够穿的衣服，另一些流放者的钱财被途中的官员夺走了。还有一些人，虽然地方官员为他们配备了适当的物资，但他们“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和不负责任，而在走完一半路途之前就把自己的钱财挥霍殆尽”。很多在行进途中的流放者最终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大衣；他们食物和衣物短缺，筋疲力尽，依靠他们借住的西伯利亚庄户人家的救济品果腹。

档案保存状态极为糟糕，与之相关的问题包括不同的罪犯队伍混淆，文件被弄丢、篡改。1806年，亚历山大一世在一项法令中确认，西伯利亚当局“对送往他们那里的定居者的性别和人数并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提出在流放者经过的各个省的第一个定居点配备官员。这些官员将负责草拟精确的名单，上面记录着抵达那里的流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目的地。但是这类措施收效甚微，这套系统中的档案保存仍然是随意和不完整的。因为流放者会出现逃逸、死亡、在途经的省份被拦截等问题，所以官员们无法精确统计流放者的人数和所在

位置。10

国家想要为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劳动者，但沿途的地方当局却实行了一些与国家的设想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通常会为自己的辖区留下身强体壮的流放者，只让患病的人和体弱的人继续前行。早在1786年，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就曾给圣彼得堡写信，抱怨送到自己这里的都是未成年和生病的流放者，这些人无法在矿山工作。被分配到矿山和工厂中的970名流放者中，五分之一的人或者年纪太小，或者病得太重，或者身体太虚弱，因而无法胜任体力劳动。那些目前在工作的流放者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失去工作能力”。圣彼得堡认识到，那些更健康的流放者确实被留在了他们途经的省份，于是下令禁止这种做法。11

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做法毫无减少的迹象。1813年，内政大臣奥西普·科佐达夫列夫给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的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的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了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的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的人被留了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的一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的人”留在了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的苦役生涯摧毁了他们的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12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的，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了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如果被判处服苦役的罪犯的苦役是从定罪的那一刻算起，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故意拖拉，并想方设法地在沿途的医院消耗刑期，以拖延到达矿山或工厂的日子。因此，当局规定，苦役犯到达在西伯利亚的最终目的地后，他的刑期才开始计算。一个罪犯用了八年时间走到伊尔库茨克，但在他终于进入监狱工厂的那一刻，他的八年刑期才开始。13

流放途中的恶劣条件必然地损害了罪犯及其家人的健康。一位巡视员在1802年报告，病人和孕妇坐着木质马车（teлeгa）追随着流放队伍，“他们的境况很可怜、很危险……有些人死在途中，妇女在马车上生产”，这些病人和孕妇接受的治疗“很随便”。一系列疾病侵扰着沿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进的流放者：发热、鼻黏膜炎、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据估计，在所有向五千千米以外的东西伯利亚行进的流放者当中，三分之一的人需要在沿线的军医院和医疗站治疗和康复。一位记者写道：“他们来时筋疲力尽，过早地衰弱，染上了不治之症，忘记了自己的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14

17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个惯例，即流放队伍会在途中的村庄过夜。人数较少的队伍可以寄宿在农民的屋舍和谷仓，人数较多的队伍有时不得不在室外睡觉。当地农民既要负责守卫流放队伍，还要养护队伍途经的道路和桥梁。1804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谢利丰托夫在给首都的报告中强调，为了让流放者“通过广阔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省份”，西伯利亚人承担的责任极为繁重。这种责任让农民不得不从种地的工作中分心，因而是积聚仇怨的一个原因。15 虽然村民要为自己看守的罪犯潜逃而负责任，但许多村民自己就曾经是流放者，而且他们无心冒着生命危险去保证流放队伍的安全。逃逸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逃犯随后会加入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这些团伙专门打劫沿着西伯利亚的荒凉公路行进的商队。谢利丰托夫呼吁在主要的西伯利亚道路沿线设置配有哥萨克骑兵的小支部队，“不仅是为了终结此类土匪和抢劫行为，也是为了消除居民和旅客的安全隐患”。谢利丰托夫估计，为顺利转移罪犯，在西伯利亚主要道路沿线的邮驿处共需要2880名士兵。然而他明白，如果不严重干扰其他地方的部队职能，招募到这么多士兵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把所需士兵人数定为1825人。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他的请求，内政警卫处于1816年最终形成。然而，在内政警卫处服役的哥萨克人虽然取代了农民，却并不比农民牢靠。有些官员悲叹，哥萨克人经常会为了钱财而释放自己看守的罪犯。逃跑的地方特性以及逃犯在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犯下的种种罪行是当局的无尽烦恼。16

尽管存在这些行政问题，在1822年大幅度的流放制度改革之前的几年里，被发送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断增多。1807至1813年，平均每年有1600人被流放，而从1814到1818年，人数上升至2500人，从1819年至1823年，人数达到4600人。地主和农民均在不断利用行政流放制度，再加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以及农民与其主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这些情况刺激了流放者人数的增长。快到19世纪20年代时，流放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稳定并彻底整顿流放制度的责任落在了新任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肩上。17

斯佩兰斯基鼓励人们去相信，西伯利亚最终会融入俄罗斯帝国，而且他认为，道德力量和行政改革能够解决流放制度存在的问题。他把遣送罪犯至西伯利亚的任务作为一个纯粹后勤方面的工作去处理。他制定了一份《关于在西伯利亚各省运送流放者的章程》（以下简称《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包括13个条款和199项细则。它成了在1822年发布的覆盖范围更广泛的《流放者章程》的组成部分。在西伯利亚大驿道沿线建造休息站（étape）的做法从1819年就已经开始了。斯佩兰斯基的章程加速并推广了这个做法，从而形成了一条沿着众多驿站分布的新路径，这条新路上点缀着一系列休息站。从一个休息站出发，走一天的路可以到达一个中间站，然后再跋涉一天，可以到达下一个休息站。中间站仅可以让流放者借住一晚，休息站则可以让流放者借住两晚和一个休息日。斯佩兰斯基下令在西西伯利亚建40个这样的休息站，在东西伯利亚建21个。每一个休息站都有自己的指挥部，指挥部从内政警卫处调配人手，对战争部负责，分程接送由武装警卫押送的流放队伍。流放队伍通常由一名军官、一名军士和一名鼓手在前领路，武装士兵在左右两侧护卫，哥萨克骑兵在队伍的前后

守卫。18

流放队伍是不幸的队列。在队伍前面走着的是苦役犯。那些不单被判处流放还被判处服苦役的人被认为更危险、更有可能试图逃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看法有充分理由）。他们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系在一根链子上，这条链子通过一个圆环拴在腰带上。接着，他们两人一组地被锁在一根杆子（后来杆子换成了链条）上，以防止逃逸。如果一个人病倒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如果一个人要去排便，所有人都不得不一起去。一个同时代人说：“那些沉重的脚镣就算是四周包裹着皮革，也会在走路时严重擦伤人的腿脚。但所有这些不幸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被成对地绑在一起：如果一名罪犯做出急促猛烈的动作，那么他的同伴就会因为手铐的传导作用而遭罪，特别是当这两个罪犯的身高和体型相去甚远时。”如果脚镣不够分配，罪犯们就会一起被拴在一套脚镣上。走在这些苦役犯后面的，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他们仅仅戴着脚镣。再后面是行政流放者，他们没有戴镣铐。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自愿随亲人到流放地的流放者家庭成员。队伍后面跟着4辆大车，每辆车都由一匹马拉动。车上装着流放者的财物（他们的生活被压缩成不超过12千克的东西）。如果车上有多余的空间，年老者、年幼者和病人可以和行李一同乘车；如果没有多余的空间，他们可以自己花钱另行租用当地村庄的马车。如果他们没有钱，就只能步行。19

在斯佩兰斯基技术层面的设想中，这套休息站系统可以让流放者有序地抵达其指定的目的地，还可以实行流放者运送的责任制。这个伟大的改革者一丝不苟地规划了路线的细节设计和流放队伍的日程安排：如果流放者从位于蒂古洛耶村（在托博尔斯克省的西部边界上）的第一个休息站指挥部开始自己的行程，走上两天后（其间会经过一个中间站）会抵达在别列瓦洛瓦的第二个休息站，在那里他们会被交给第二个休息站指挥部。流放者会在这个休息站休息一天，还可以使用浴室。接着，这个运送指挥部会让这些囚犯继续前往秋明，然后他们会被移交给秋明伤残军人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将负责把他们运送到280千米外的托博尔斯克。20

斯佩兰斯基改革将西伯利亚流放事务部的总部设在了托博尔斯克，这一举措把托博尔斯克变成了流放行政管理的神经中枢。流放者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会先跋涉1560千米到达托木斯克市，此程历时12个星期，中途在任何站点的休息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然后再从托木斯克走590千米到达叶尼塞河（该河是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分界线）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囚犯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休息一个星期。之后流放队伍再往前走1050千米，其间又是休息时间不会超过一天，最终队伍抵达伊尔库茨克，并可以享有几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最后一段路程也极为费力：被发配往涅尔琴斯克银矿的苦役犯还要再走1600千米。根据斯佩兰斯基的估算，流放者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在29星期半的时间里走了3570千米（大致为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或从华盛顿到犹他州的盐湖城的陆上距离）。21

斯佩兰斯基制定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是一份带有帝国的傲慢的文件。该章程站在圣彼得堡各部的高傲高度，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流放者的出发和到达都有序、按时间表进行，有能力的各个运送指挥部步调和谐地沿着精心策划的路线把流放者送到各西伯利亚目的地。从这个高度，设计如何强制迁移人口，就是在一个连贯的序列中编入数字：每个罪犯分配多少卢布、每个运送队伍有多少罪犯、每隔多少千米设置休息站等。然而，西伯利亚偏远和难应付的现实情况打破了斯佩兰斯基的帝国雄心，挫败了这位改革者微观管理人口运送的努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佩兰斯基制定的有序运送流放者的计划因为每年被放逐到乌拉尔山以东的人数激增而失败了。斯佩兰斯基似乎确信，一年运送的总人数基本浮动不大，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人数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以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浪在1823年被宣布为犯罪行为），从1819至1823年间的平均每年4600人，增长到在接下来的3年中平均每年11100人。一名官员在1825年沮丧地指出，在1822年之前，国家每个星期流放60到70人，现在每个星期流放的人数超过200人。从1823到1831年，11000名苦役犯和68600名流放者（共79500人1 ，其中9200人是女性）经过了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22

为了减少在夏季向东押送流放者时出现的逃逸现象，《运送流放者的章程》规定每个流放队伍在夏季不能超过60名流放者，在冬季则不能超过100名（冬季的严寒直接会让差不多所有流放者打消逃跑的念头）。苦役犯被认为比一般流放者更危险，因而每个队伍中不能有超过10名苦役犯。斯佩兰斯基还规定，每星期从蒂古洛耶集中点出发的队伍不应超过一支。然而，随着流放者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持续增加，官员们不得不忽略上述限制性规定，因此不得不让队伍的安全陷于危险当中。19世纪20年代初，流放队伍的人数膨胀至超过400人。随后人们几次想要限制流放队伍的规模，但都因为流放者人数增长过快而失败了。1835年，几名高级政府巡视员指出，流放者人数涨幅巨大且事先未曾预料到，这“使得地方官员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是难以按照《运送流放者的章程》设置的规章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指出，流放队伍一般多于250人。或者，当局不得不把超过所需人数的流放者截留在沿途的城镇中，拖延他们到达正式目的地的时间。23

在西伯利亚边境以东的休息站是根据斯佩兰斯基的章程中的一系列规定而建造的，常见的样式是围起一个院子的低矮围栏建筑。休息站包括三座只有一层的木屋，木屋外面涂成标准的赭色，一座住着流放队伍的指挥官，另外两座住着士兵和流放者。流放者的房舍里有三四个大牢房，每个牢房里有一个俄式炉子和成排高高低低的木板，这些木板挨着墙壁分布，罪犯可以在上面坐着、睡觉或放置自己的财物。中间站比这还要简单：一个有两间小屋的木围栏建筑，一间小屋住着军官和押送兵，另一间住着流放者。养护这些建筑的责任落在了当地人头上，而他们却并没有因为替国家的监狱建筑出力而获利。在大多数监狱建筑落成仅仅约十年之后，一名政府巡视员向圣彼得堡报告，托博尔斯克省的几乎所有监狱建筑“都状态极差，它们既狭窄又设计欠佳”。通过用石料搭建休息站来改善休息站建筑质量的指示遭到了地方当局的轻视。直到1848年，甚至连托博尔斯克中央中转监狱都仍旧是木构建筑。24

在许多休息站和中间站，牢房的供暖效果和通风效果都很差；流放者会争抢长凳上的空间；冷酷且好斗的罪犯会在冬季占据靠近炉子的位置，在夏季占据窗边的位置。体弱多病者不得不睡在长凳下满是污垢的地板上。一位匿名的同时代人记录：“供罪犯居住的小屋被划分成多个牢房，这些牢房一共可容纳三四十人，但是，当由一两百人甚至更多人组成的流放队伍要在那里休息半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时，这些罪犯会睡在长凳上面、长凳下面、门边的地板上、走廊上，有时甚至无论天气如何都得睡在外面的院子里。”休息站里常常有贪婪的昆虫出没。在牢房里长凳上方的墙壁上，通常都有一道染上了斑斑蚊子血的墙皮，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流放者想要终结折磨自己的蚊子。25

休息站里的拥挤和肮脏让罪犯近乎沦为牲畜的状态。一位被流放的贵族回忆：

长凳上太挤了，人们几乎无法翻身；有些人在别人的脚下给自己找了个地方，就在长凳的边缘；其余人在地板上和长凳下给自己找了个地方。你们尽可以想象那里有多么恶臭难耐，特别是碰上恶劣的天气时，那会儿所有人都穿着他们脏污的破衣服湿漉漉地来到这里。那里还放着便桶（пapaшa），也就是方便囚犯夜间排便的木桶。便桶散发出的臭味让人难以忍受……

这些存放粪便的木桶和糟糕的通风条件使休息站成为斑疹伤寒、痢疾、霍乱和肺结核的孵化器。26

虽然政府宣称自己关心着如何把健康、有劳动能力的流放者运送到劳役场所的问题，可是西伯利亚大驿道不是一个适合生病的地方。每个休息站只有一个病房，里面只有6张病床，对于在流放途中生病的众多流放者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1845年，政府要求病人要被立刻用马车送到沿线地区性城镇的医疗机构中。然而，在西西伯利亚，在近2000千米的距离内只有6个这样的城镇。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不得不沿着西伯利亚坑坑洼洼的道路赶差不多200千米的路程，这样一段旅程有时会走上2周以上。迟至1880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之间的这590千米，只分布有3个这样的医疗机构。凯南亲眼看见过坐在无篷马车上的患病流放者的痛苦模样：“如果一名罪犯患有某种在休息站生活中很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连续6到8小时坐在无篷马车的逼仄角落里就是一种折磨，他不得不呼吸着350个走在一起的人脚下扬起的灰尘。”有些人足够幸运，有些人足够坚强，最终撑过了这段路程，但他们到了西伯利亚城镇的医疗机构后，却发现这些机构并不让人省心。有些医疗机构只有在病人能够付钱时才照看他们；其他医疗机构则没有合格的医务人员。过度拥挤依旧是永恒的危险：1868年，由于“严重的过度拥挤”，斑疹伤寒在挤满了1500多名罪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中肆虐。这所监狱医院在建造时只考虑设置80张病床，现在却要奋力照料250位病人。27